煎饼糊磨好后，母亲开始在大门楼子摊煎饼，有时我们边推，母亲边摊。先把直径大约一米的三个脚的大黑鏊子支好，找一个碗，倒点豆油，生温火，火要均匀。柴草一般都是母亲上坡上山用耙子耧来的野草和树叶子。摊煎饼不能用木柴，火太硬，会把煎饼烧糊的。用一块四方的布，当地叫“油搭拉”，蘸着豆油抹匀鏊面，鏊子加热差不多了，将糊子舀到鏊子上，用筢子轻轻摊匀。母亲一只手续着柴火，一只手轻握筢子，如轻巧的燕子在鏊子上盘旋、翻飞，动作流畅、优美；又像在冰上轻盈潇洒地滑翔，让人眼花缭乱。不到一分钟，一张煎饼熟了，母亲用手从一端轻轻揭起，慢慢全部揭下来，如东北二人转里面手顶的花手绢，轻盈地飞到“盖垫”上，然后再来下一张。摊煎饼看似简单，也很有学问。火要控制好，火旺了，煎饼要糊；火小了，摊的慢，还容易燥碎，起面疙瘩。煎饼摊上几张，容易粘在鏊子上，就要用“油搭拉”蘸点豆油抹一遍。母亲看似大家闺秀，干起活来时是地道的农村妇女。她摊煎饼，又快又好，火候适中，薄而焦脆，咬一口带着脆香，不像有的农村妇女摊的煎饼，不是糊了就是没熟，还刮不干净，带着些面疙瘩，咬起来黏糊糊的，不好吃。摊好的煎饼，我们就把它叠成长方形，挂在院子里的铁丝上晾干，可以吃好多天坏不了。煎饼摊好，起开鏊子后，母亲往往在滚烫的余烬里面放个咸菜疙瘩或几个地瓜，过上半天，咸菜疙瘩的香味伴随着地瓜的香味便在门楼子里幽幽地散发着。我们把咸菜和地瓜掏出来，又香又咸的菜疙瘩足够我们吃上十天半月，一小块咸菜足足吃一顿饭。那略带黑黄的地瓜，撕掉外皮，淡黄色的瓜瓤冒着缕缕热气，轻轻地咬一小口，从嘴到肺腑，热乎乎的滑柔柔的甜津津的，回味无穷。
十月风紧天高，萧萧落木无边。故乡是沙土地，适合产一种长长的大葱，质甜，味微辣，富含纤维，随着生长要不断地培土，郁郁葱葱，亭亭玉立，可高达一米多。秋末，玉女般的大葱用镢连根刨出，抖净土块，摘掉烂叶，整整齐齐地站着垛在一起，如乡村里出落水灵的女子。那葱白如少女白皙的脖颈，又如藕瓜玉臂皓腕凝霜雪。煎饼从鏖子上揭下来，卷上干净的大葱，蘸点自制的甜面酱，满嘴的糊香味。
秋风在起劲地吹着，老槐树慢慢地在秋风中凋谢着，降媚山开始变得寂寥空旷又光秃秃，时有野兔在干草丛里蹦蹦跳跳，倏而远跑，撒下一溜干烟。使狗河淙淙的流水也变得缓慢，替而代之的是蓝绿色的厚厚结冰。人们开始加上了棉袄，用一块长布子束腰，缩着脖子，插着手，尽量不让身上那点热气跑出来，也不让外面的冷风钻进来。洁白高雅的使狗河成了我们的天然滑冰场。我们找几块木板，用钉子钉成两边凸中间凹的长方形滑冰板，两边凸出的木板下面再绑上两道铁丝，以减少滑板和冰面的摩擦力，削两根槐木棒，楔入两个硬钉子，当做滑竿，土制的滑冰工具就这样制成了。放到冰上，小心地踩上去，弯着腰，两手握紧滑竿，蜻蜓点水那样，在冰上一点，不能太深，要不拔不出来，也不能太浅，不起作用。滑板靠反作用力便轻盈地向前滑动，滑得熟了可以加快速度，单腿站立，双臂展开，像是拥抱大自然，像是蜻蜓点水，像是乳燕飞掠地平面；滑得不熟，像一岁多小孩走路，歪歪扭扭的，一不小心，跌个后仰，后脑勺疼得一阵昏黑。一人玩够了，可以两个人拉着手玩些花样。邻居娜娜那小姑娘在一边跺着脚干着急，喊着我哥哥，让我领她玩。其实我记得我们俩一样大。我停下来，让她轻轻踩上去，在后面推着她走，推着推着恶作剧一撒手，让滑板自己载着她滑出去，惊得她“呀呀”直叫。她没玩够，我干脆不用滑板了，直接在冰上推着她走，她轻颦轻笑，汗珠微透，不胜娇羞。那时的童心，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那种最天真无邪的感觉。滑冰玩够了，我们就换花样——在冰上打“尖子”，也就是打陀螺。用木头削成圆锥样，底下用烧红的炉条钻一个小眼，砸入一个钢豆子，也就是铁珠子，随便找块布条拴在木棒上，就可以在冰上或旱地上打着玩。冰上打“尖子”，陀螺转得快，轻轻一抽，飞快地旋转着，好久停不下来。看到快停下来的，再抽一鞭，边滑着边打着，飞舞着我们的童年，承载着我们的童趣。
1976年9月初，当我光着脚丫、弯着身、低着头捡着那些或硬硬的一筷子就能捡进瓢里面或费力地贴着地面将那些稀稀的“黄母脑子”鸡屎刮进瓢里面，转到学校后墙的时候，一阵阵琅琅的鲜嫩的抑扬顿挫的读书声吸引了我。
“大家跟我读。”一个女老师说。
“刘文学沿着辣椒地猫着腰悄悄地向前走，走近了，竟然发现那胖胖的身子是恶霸地主王文学，他躬着腰高高地撅着硕大的屁股，两只手在快速地撕扯着辣椒。脚底下，一个大柳条筐子已经快满了。‘呔！王文学！你个坏蛋！偷生产队的辣椒。难怪生产队的辣椒一直在丢，原来是你这个坏蛋在偷！走！跟我到生产队去！’刘文学跑上去一把拽住王文学。‘呵呵呵呵，是你啊，小孩，吃糖，吃糖！哎，你看那边是不是王爷爷来了。’趁刘文学回头的时候，王文学用他那罪恶的手恶狠狠地掐住了刘文学的脖子，就这样，一个优秀的少先队员被恶霸地主害死了……”
“好，同学们读完了，再默写一遍。”
懵懵懂懂八年了，听过“龠龠”“苇”“百灵鸟”的婉转啾啾，听过“哨钱儿”“节柳”“赌了”“问应哇”不同声音的和谐，听过青蛙不急不慢的“呱呱呱呱”高山流水鼓瑟弹琴觅知音，听过秋虫唧唧蝈蝈唱曲，听过月光下泛着粼粼波光的使狗河淙淙地流着，听过降媚山山谷刮过的呜呜的虎吼一样的雄壮的呐喊，听过大狸猫“正月里梅花开，花开人人爱，光棍有心采一枝，拿回家里没人戴”的哀声叹息……可我从没听过这么美妙动听悦耳的声音，这声音如醍醐灌顶，如春风从降媚山谷呜呜而来，涤荡着我心中的混沌、蒙昧和无知。
破瓢掉在地上，鸡屎全跌在地上和我光着的脚丫上，我浑然无知。我驻足倾听，长久不肯离去。
回到家里，那琅琅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环绕。父亲母亲只知道随着日落日出劳作让我们填饱肚子，好像忽视了我这个到了上学年龄应该上学的孩子这个年龄应该做的事情。
“来顺、建军、建国、德顺……我们报名上学去吧？”我们六个孩子在玉米地里啃着偷来的半生不熟的西瓜，我提议说。
“走啊，我们去报名上学。”大家一致同意。
六个野孩子，趿拉着鞋子，破衣褴褛，来到了坐落在村中心的小学。
“老师，我们来报名上学。”我大胆地说。办公室里只有一个老师，以后我知道他名字叫高保水，教数学的。附近教室里仍然传来阵阵琅琅的一个女教师领着孩子诵读的声音。
“好啊，回家让你们父母给你们起个什么名字，再来报给我。”高保水老师说。
“老师，你给我起个吧，我家里不会起。”我说。
“你啊，你父亲不是李仕途吗……”高保水老师顿了顿，“好啊，你就叫李涵穹吧。”他随手在报名登记册上写下了我的名字。
“明天来上学好了，别忘了带五毛钱这学期的学费。”高保水补充说。
“叔，我今天报名上学了，老师要我准备个书包、石板和石笔，明天去上学了。”我对父亲说。母亲带着大哥、姐姐和二哥嫁给了父亲，我们统一喊父亲叫“叔”。
“报户口的时候，按家谱给你起了个名字叫李来云，现在老师给你起了这么个名字，你们兄弟排不起来了。”父亲说。
“那无所谓，就按老师给我起的吧，不就个名字吗？谁让你不早送我上学，整天让我干活。”我说。
“还有，上学时，你问一下老师，能不能减免学费？给你买了石板，没钱交学费了。”父亲说。
在我的记忆中，就这么简单的上学了，从此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
秋光明媚，早上的太阳透过老槐树撒下万缕金丝，时隐时现地映耀着深宅老院。父亲在我出生那一年栽种的楸树已长成锨把粗，枝叶繁茂，露珠闪耀。随着太阳冉冉升起，老梧桐树上吧嗒吧嗒地开始滴着露珠。我吃了两个煮地瓜，背上母亲几块花布拼凑缝制的书包，父亲村里代销点两毛钱买的一块石板和一包石笔，像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去上学了。
“当！当！当！”两棵高大的杨树中间横绑了一根木头，上面悬挂着半截铁轨，就是学校的上课铃了。
“李涵穹，你的学费呢？”一个叫高保地的老师问我。
“老师，我家里没钱了。我叔还有两毛钱给我买了石板。”我怯怯地说。
“那算了，让你班主任申请减免吧。”高保地露出鄙夷的眼光，“哼，五毛钱也交不起。”自上小学起，我就记得有些老师也是欺贫爱富。我们姓李的大多集中在村的西南住，在村里是比较穷的一个群体。那时有几个姓高的老师从心底里瞧不起我们姓李的几个学生。
我是一颗螺丝钉，祖国哪儿需要我就往哪儿拧……
学习雷锋好榜样，
忠于革命忠于党，
愿作革命的螺丝钉，
立场坚定斗志强……
伴随着我的启蒙老师王学香教唱的儿歌，我慢慢地收敛了一个野孩子的野性，开始脱去蒙昧。不管怎么说，从我上学那天起，我学习就很认真，悟性也很强，当堂课都能掌握，甚至不等老师上下一课的时候，我已经提前看烂了。小学的时光，就是语文和数学反复交叉，学习也没什么压力，轻轻松松地学习，就像玩一样，没耽误课下重复着那些刨老鼠洞，上树摸鸟掏蛋，去生产队果园偷梨摸枣，扛着竿子到处转粘蝉的许许多多儿时的童趣。但是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考试结束，我把奖状一扔就去玩自己的，也没在乎过那东西。
父亲母亲命中结合就是劳累，只知道低头忙活，锄头镰刀大镢耙子是他们的画笔，降媚山使狗河是他们的画布，年年在上面创作未果的作品。即使这样，一年到头，也所剩无几。在我的求学过程中，没有父母的家长会，没有父母的辅导，没有父母学习的关心，可学习成绩却没有落下的时候，父母的这种不太约束的管理方式促使我从小就养成了自律的习惯。
邻居小女孩娜娜是和我一起上学的小伙伴，起了个学名叫王聚华。她爸是镇上的工人，在我们眼里那是吃国家商品粮的。每天她走到我家门口，亲昵地喊我一声，我便跑出来结伴而行，就这样我也重复了很多人所拥有的青梅竹马。我家没多少零吃，她兜里经常变着花样掏出些糖果。冬天有一次结伴上学，她从对襟花袄兜里掏出了一个双仁的熟花生，细细白白嫩嫩凝脂如葱白的手轻轻地放到我手上，我第一次那样近距离地接触她那玉手，第一次知道和女孩子接触害羞的滋味，她脸也有点绯红，因为小孩子经常笑我们是小两口玩过家家。我接过那带着余热和女孩身上特有余香的一个花生，看着她穿的那漂亮干净的花袄，低头瞅一眼我破烂的露着棉絮的带着一圈一圈出汗造成的满是黑兮兮的油渍的一个冬天都不换虱子里外爬满的灰色棉袄，我汗颜与其没法门当户对。剥开白白脆脆的外壳，先把一粒带着暗粉红色外衣的花生放进嘴里，慢慢地在嘴里搅拌着，品尝着那香喷喷的味道，一直到没有什么滋味再咽下去后才将另一粒放进嘴里，重复着第一粒的感觉。含着那花生跟着老师朗诵着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故事，直到语文老师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才把那碎屑咽下去，回答问题完毕，狠狠地瞪了语文老师一眼，低头看到桌子上还有一片暗粉红色的花生外衣，我趁同桌不备，指头一蘸，舌头卷进去了。那粉红色花生外衣，竟使我想到了娜娜夏天被微风吹起的粉红色的小兜兜。多少年过去了，两粒花生竟成了我儿时最幸福最美好的回忆。
还有很多的伙伴全是光着屁股长大的男伙伴了。下了课，还是疯子一样跳进淙淙的使狗河，窜入希望的田野里，爬上妩媚的降媚山，重复着学前的那些野性。
毛主席这个名字，没上学的时候，就每天往耳朵里钻。上学了，学会了《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的金山上》《我爱北京天安门》《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等许许多多的颂毛歌曲和《长征》等诗词。烦人的是每天上课前唱，中间老师看着我们打哈欠也唱，下了课还唱。我们小孩子就像木偶，被老师玩着皮影戏。王学香老师既教语文又教我们权当是音乐的音乐，全是琅琅上口雄壮激烈的革命歌曲，没有今天歌曲的萎靡婉约。有时，她还边唱边翩翩起舞，单腿站立，双手展开，左右向着太阳，示意毛主席永远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1976年9月9日，上午平淡的如日落日出的每一天，找不出任何异样。大街上两只狗在追来追去，互相靠近，有一只胯下长枪挺立，憋急了，抬起后退，“哗啦”对着刚刚剥下的玉米皮子撒起尿来。大哥和二哥低着头剥玉米外衣，姐姐把他们剥好的玉米一个个用玉米棒子尾端留下的内衣皮系起来。父亲在用镢刨坑，准备埋几根粗大的木头，挂起刚刚剥好编起来的玉米，我嘴里啃着一个熟玉米，吃力地帮父亲拖着木头。
放在墙头上的破旧的收音机一会儿播音一会儿停，像一个患有慢支的老人咳嗽起来上气不接下气，父亲不得不停下来在半空中晃一晃。
“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中午收音机广播该结束的时候没有结束，老是重复着这一句话。
下午四点，收音机传来了著名播音员夏青悲痛、庄重、充满哀悼气氛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
接着，我还听到了一句“不可估量的损失”。
再以后是长达六分钟的哀乐。哀乐之后奏起国际歌。
我当时很奇怪地想：“毛主席不是万寿无疆吗？整天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不是白喊了吗？”
广播里反复播着《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告》。
父亲愕然，镢头“当啷”一声砸到了脚上。
几天后，村委大院布置了个灵堂。高高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下面摆放着苍翠的松树枝和纸扎的簇簇白花。上面横挂一幅会标：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
“哎哟……俺的毛主席啊，你让我们怎么活啊！”我看见同学王余臣的母亲和其他妇女老远掩面恸哭着扑向村委大院，那情景真的比失去自己的亲爹亲娘还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