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明显体现在社会文化事业的蓬勃开展上。不论是传统的慈善事业还是教育活动，与以前的佛教活动相比，都有着全新的时代内容。而且全国性民间佛教团体的组建、佛教研究机构的成立，以及宣传佛教、普及佛教文化的大批刊物的创办，也都昭示着中国佛教在近现代的新气象。
开启复兴新象——近代佛教
近现代中国佛教的复兴，明显体现在社会文化事业的蓬勃开展上。不论是传统的慈善事业还是教育活动，与以前的佛教活动相比，都有着全新的时代内容。而且全国性民间佛教团体的组建、佛教研究机构的成立，以及宣传佛教、普及佛教文化的大批刊物的创办，也都昭示着中国佛教在近现代的新气象。
慈善事业的广泛开展
传统佛教一直以治心见长，但强调布施的功德性，也使得佛教逐渐发展出一套利乐有情的社会慈善事业。传统佛教注重积德行善、赈济灾民的精神，在近现代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又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并呈现出由积德行善向服务社会的转向。
近代佛教慈善事业的开展，无疑是佛教对社会大众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近代中国战乱频繁，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功效也使得佛教界认识到慈善事业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慈善组织与机构纷纷建立。释清海在1914年初于常州清凉寺倡办慈善会，被推举为会长，举办种种慈善事业，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赏。1917年底，熊希龄居士开始筹建主要为安排灾区孤儿重新生活的香山慈幼院，院内实行小家庭制，使得孤儿们重享天伦之乐。同年，冯宜人居士在京、津组织妇女制衣会，缝制棉衣赈济灾民。1918年在宁波创办佛教孤儿院。与此同时，佛教界举办的赈灾活动也是规模空前的。如1919年的水灾中，刚刚成立的上海佛教居士林就积极筹款筹物赈灾。1931年至1932年江淮水、旱大灾时，居士高鹤年积极赈灾，直到抗战胜利，他几乎年年赈灾，并在江苏设立有固定的慈善中心“妇女净土安老院”。当时佛教界类似的慈善赈灾活动和机构还有很多，对扩大佛教的社会影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中国佛教界的慈善事业也涉及国外。如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佛教徒很快成立了“佛教普济日灾会”，派显荫、包承志为代表赴日吊唁慰问。该会还筹款救济日本灾民，建造了大梵钟赠送日本。中国各地寺院也为地震死难者举行了大法会，以志哀悼，使得日本朝野为之感动。抗日战争期间，太虚大师、赵朴初、昌明法师等佛教界人士，组成了抗日救护队，服务于长江南北，为抗口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佛教刻经与教育机构的创办
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与佛教教育曾有过灿烂辉煌的时期．到晚清时期，由于佛教自身的积弊、清政府庙产兴学的宗教政策和太平天国的破坏，佛教已经处于极度衰败的状态。就佛教自身的传播手段而言，与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相比，明显落后。正如杨文会所说：“兵燹之余，仅见小本《弥陀经》，而干大本《无量寿经》及《十六观经》，迄不可得。”而欧洲当时已经普遍使用印刷机，传教士编的报纸、小册子也在中国到处散发。这些情况对中国佛教界影响很大，可以说是中国佛教界致力于佛教刻经事业和佛教教育事业的直接诱因。
近代中国佛教的刻经事业，首推杨文会及其创办的金陵刻经处。金陵刻经处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汉文佛典印刷流通机构，创办于1866年。杨文会毕生致力于讲学、著述、校刻大藏经典，广求中国失传古本。尝自海外获得藏外书籍二三百种，择其精要刻印流通，如《巾论疏》、《百论疏》、《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等。1907年，又设祗洹精舍于金陵刻经处，自编课本，讲习佛典，聘苏曼殊教梵文、英文。又组织编刻《大藏辑要》，选佛典460部、2300余卷，进行严格的校定。1911年秋临终前，将刻经处事业付嘱弟子欧阳竞无、陈樨庵、陈宜甫三人，分别负责编校、流通、交际等工作。1914年，欧阳竟无在刻经处设立研究部。其后，刻经处因人事屡屡更动，业务渐次衰落。其刻经讲学事业后为欧阳竟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所继承。在金陵刻经处的带动下，全国各地也纷纷成立了刻经机构，著名的有江北(扬州)、长沙、毗陵(常州)、北京、天津等地的刻经处。
辛亥革命以后，金陵刻经处的刻经活动主要由支那内学院继承。支那内学院是佛教学者欧阳竟无1922年在南京创立的。因古印度称中国为支那。佛教自称其学为内学，故名。其宗旨为“阐扬佛学，育材利世”。初设学、事两科，教学、研究、述译、考订等属“学”科;藏书、刻经、宣传等属“事”科。后又改设问学、研究两部和学务、事务、编校流通三处。1922年至1927年，着重办学和编刊唐代著述。招收学员，习法相、唯识要典。倡在家居士可住持佛法之义，以奠定居士道场之基。同时编刻唐代法相、唯识要典和章疏，出版年刊《内学》和《杂刊》。1928年至1937年，着重整理教典，组织道场，选择耍典，校刊文字，编印“藏要”3辑，收佛典50余种，300余卷。1937年日军侵华，院舍及图书被毁。欧阳竟无率众携经版迁至四川江津，建内学院蜀院，恢复“讲学与刻经”旧规。1939年重建学院，分毗昙、戒律、瑜伽、殷若、涅檗。1940年发起编印《精刻大藏经》。1943年欧阳竟无病故，吕继任院长，提出讲习要典50部，对佛学作系统研究。抗战胜利后，曾谋求在南京复院，末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蜀院仍继续开展研究活动，至1952年秋停办。所刻经版及“藏要”纸型等移交金陵刻经处保管。
当时另一从事佛教教育的大师是太虚法师，他创办了一系列佛教学院，其中尤以武昌佛学院最为知名。1921年太虚到北京弘法，获得李隐尘、陈元白的支持。课程除参考日本的佛教大学外，也采用我国的佛教丛林制度。后该院董事逐渐倾向密教，对太虚之所侣逐渐离心，因此，仅二年左右太虚即告离去。后虽曾一度再赴武昌佛学院担任院长，但为期亦不长。1926年，该院因北伐而停办。1929年恢复，到1959年则完全关闭。在太虚一生的佛教教育实践中，武昌佛学院并不算成功，所以后来他叉秘极参与闽南佛学院和重庆汉藏教理院的工作，积极培养僧才，为近代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佛教社团的组建
在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过程中，佛教社团的组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1907年，释觉先以办僧教育须联合各寺院与社会各界为由，在北京创设了僧教育会，其他各地的僧教育会也纷纷成立。这为进一步成立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奠定了基础。
辛玄革命以后．正式成立全国性佛教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1912年4月，以浙江宁波天童寺敬安及江苏常州清凉寺清海、北京法源寺道阶等为首，在上海成立了全国佛教社团的最高组织——中华佛教总会，代表佛教界与南京的临时政府(孙中山)交涉寺庙保护事宜，会址设于上海静安寺。首任会长为寄禅敬安。不久，临时政府迁到北京，敬安赴北京与袁世凯政府直接交涉，要求以法令明文保护寺庙。敬安因受辱而逝予北京后，中华佛教总会的会务也因而停滞。1913年6月，内务部公布“寺庙管理暂行规则”，规定任何人皆不得强占寺院财产。但1915年10月却下令撤销中华佛教总会，规定蓿得地方政府许可，则寺庙的财产可充当公益事业之用，对寺僧钳制甚严，清海、章嘉呼图克图等因此重新成立中华佛教会，欲藉僧侣的团结以反对此法令。此举曾获国会议员的赞同，但因遭逢国会解散而徒劳无功。
1927年，全国掀起了第二次庙产兴学风潮，佛教界再一次感到重建全国性佛教团体的紧迫性，遂于1928年7月在南京召开中国佛学会筹备会。1929年4月以中国佛学会的名义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代表会议，决定改组、更名为中国佛教会，并选举圆瑛出任理事长，展开反对寺庙管理条令的运动。到12月，政府终于公布监督寺庙条令，对庙产保护稍微让步，中国佛教会达到部分的目的。1931年4月在上海召开中国佛教会第三次全国大会，会中商议重要案件，选出太虚为中国佛教会主席。同年8月，国民政府公布：任何机关团体，凡占用佛寺寺产者，依法处分。但此时中国佛教会内部对佛教教义的现代化等问题争论不已，太虚终于在7月辞去主席的职位。此后，中国佛教会主要受圆瑛、王一亭等领导。1945年12月，国民政府内政部社会司设立“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指定太虚、章嘉、虚云、圆瑛、李子宽、黄庆澜等为委员，开始重整中国佛教会。但随着太虚1947年圆寂于上海玉佛寺，中国佛教会的重整工作也宣告结束。
与僧界组建佛教团体一样，居士界也在组建佛学团体。如杨文会在南京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居士团体——佛学研究会。杨文会逝世后，其弟子李证刚、欧阳竟无、桂伯华也试图发起成立全国性的佛教会，并获得孙中山的批复，但成立后因与僧界冲突，不久就宣布解散。1918年，上海觉社和居士林相继成立，对后来中国佛教的发展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代佛教1953年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市广济寺正式成立。该会章程第二条规定：中国佛教协会，是中国佛教徒的联合组织。其宗旨为：团结全国佛教徒，在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等。
释迦重返人间——当代佛教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与发展
中国佛教协会是佛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代表发起并成立的全国性爱国组织。正如赵朴初所说：“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和贯彻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与民族团结政策。佛教界爱国人士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各民族佛教徒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积极参加各项爱国、民主、和平运动，成立爱国、学习组织，创办《现代佛学》等佛教刊物，努力分清邪正、明辨是非。在人民政府的支持、帮助下，一些著名寺院得到修整，宗教活动正常开展。上述情况说明，建立全国性佛教团体的因缘已经具备。”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界著名人士虚云、喜饶嘉措、圆瑛、法尊、吕澄、赵朴初等人于1952年在北京召开“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会中讨论了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的宗旨、任务和组织等事宜，并通过“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书”，组成以赵朴初为首的中国佛教协会筹备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