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楼建于1921年，同样是二层的木结构，正立面顶檐西式山花，前后拱券式外廊，外墙装饰线条繁复，中西杂陈，罗列着“安琪儿”、“鸽子”和诱人的“花草果蔬”。那些灰塑，还留着当日的样子。它的里头，是一个大院落，回廊环绕，大片日光从天井注下，正值冬日，满庭依然是叶色青青、鲜花绽放。
那时的闽南人，一定是懂得挑自己喜欢的东西装饰自己生活的人。他们为自己修建大厝时并不刻意追求什么样风格、什么材料，无论是欧陆的，还是中国的，或者伊斯兰的，喜欢就拿来，从此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让那年代的许多人，从那些建筑了解遥远的文明）而后来的人又从这个置留下来的东西了解自己的过去。
北楼建成后，天一信局总部办公地点移到这儿，宛南楼成了居家的地方。一道天桥，从二楼把两幢楼连在一起。深夜，劳碌了一天的天一掌门人和伙计们从自己的办公室走向卧室，下面是寂静的巷道，幽微的灯光，潜伏在黑暗中的危险一比如那些突如其来的匪患一仿佛就远了……
在天一信局北楼里，郭有品的发黄相片，挂在幽暗的墙上。那时，摄影技术传入中国不久，不知哪个摄影师给郭家子孙留了这张相片。相片中的郭有品留着那个时代男人都留的长辫子，穿着长衫，清痩的脸，淡淡的神情，同那时代的闽南人一样。
一些年前，当天一信局在掌门人神情恬淡地在总局大楼里品茗，楼外是宁静的乡村，在他的调度下，每年有1000·1500万银元，经由纵横交错的侨批网络，流向都市山间。
同样在这个时候，乔致庸和山西商人们也在他们光线暗淡的票号里轻挑细捻中国经济的某一根神经末梢。他们大约没有意识到，在后人眼里，充满平民化色彩的侨批业和富贵气十足的山西票号已然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两朵奇葩。
仿佛是与生倶来的宿命，天一信差的足迹与那些四海为家、落地生根的闽南人形影相随，椰风蕉雨的南洋，闽南人的奋斗与艰辛、光荣与梦想、故事与传说，因为那些年复一年的薄薄的信批，而洋溢着回肠荡气的家国情愫。
当天一旗在8个国家24个海外分局和9个国内分局迎风招展的时候，数百名天一信差，正在进行一场漫长的跋涉：吕宋、怡朗、三宝颜、苏洛、甲答育、吉隆坡、马六甲、槟城、井里汶、洒水、巨港、万隆、曼谷、西贡、仰光、金塔、香港、上海、漳州……也许，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漫长的马拉松。48年间，一代人，两代人，前赴后继，从信差手里传递的那一封封银信，像一双双伸出的手，让5卩些远涉重洋的人、那些守望家园的人，成了生命中息息相关的一群人。家国万里，他乡故乡，“番客”的故事，水客的故事，最终凝定岁月跋涉者那苍茫的姿势。
天一总局的那些承载过无数“番客”悲欢离合故事的房子：陶园、苑南楼、北楼，现在泊着幻境般的晚风夕阳。燕雀的声音，使5卩些拱券式的回廊，有些寂寥。水榭歌台、斜阳草树，散落其间的欧罗巴碎片：那些拱门、那些山花、那些扶栏、那些通廊、5卩些泥塑……以及旧影斑驳的对联诗画，或许还让人想起那些春暧花开的日子。
客的时已经。
水客勾连着的数百年来那些前赴后继远走南洋的闽南人的故事，还在继续。
就像那些巴洛克式“番仔楼”的厝顶，那面岁月深处的天一旗，依然在风文他的时代破坏二是一人心变革角时代守激动，维护儒家文化理念，却是一种忍辱负重的选择。
一个被刻意遗忘半个世纪的老人，执掌厦门大学16年，为他赢得“中国南方之强”盛誉。
陈嘉庚称他为“南洋数百万华侨中唯能通西洋物质科学，兼具中国文化精神者”。
郁达夫称他为“真正的儒者，我们所尊敬的通才硕士，有学问兼具道德的典型”。
林文庆，一个漳州海澄籍南洋商人，医生、学人，的华人的儒，来先驱，但他最终投身教育，并且以多元人生见证华人在动荡变迁中的发展轨迹和精神世界的前进方向。
1869年，林文庆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商人家庭，没有详细的细节可供推测他的幼年生活，12岁丧父，由文人祖父林玛彭抚养成人。幼年在福建会馆受过传统文化教育(但不久即转入吉宁街殖民地政府办的英文学校就读。梦琴一个十分中国化的符号——他的字显示中国元素在这个土生华人身上留下的刻痕。
“海峡华人三杰”是人们对19世纪出生于海峡殖民地的“土生华人”知识精英伍连德、宋旺相和他的合称。生长于华人家庭，英国名校深造，返回马来西亚致力当地华人改良运动，娶中国女子为妻，贡献知识于母国，然后又回归南洋，身后被中国历史淡忘，半个世纪后，再度被人们记起，他的一生，即是传奇。
爱丁堡大学——林文庆的母校，创立于1583年，是全英国最古老和最大的大学，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浪潮中成为欧洲学术中心和最优秀的大学，是首相、总理、大臣的摇篮，科学家、社会学家、诺贝尔奖金得主的圣地，辜鸿铭和休谟，来自这个学校。它的医学院是世界着名的医学教育中心。它所在的城市爱丁堡——苏格兰首府，被称作北方的雅典，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和19世纪杰，人的。
从1887年开始，总共5年时间，林文庆在这里接受良好的教育，然后前往剑桥。英国人胡列特，帮助他顺利完成学业。他的留学时代，是维多利亚女皇统治的最辉煌时期，英国的科学发达和文明进步，以及良好的传统，给他留下好感，并使他成为一个绅士。
若干年后，当他年老，他执着性格和守秩序的习惯依然如故。他是一个绅士，一个在自己的相片中衣饰整洁、额头光洁、面容饱满、目光清越、表情沉稳的人。
所以，1893年，当林文庆回到新加坡和他的同学哈得逊合开诊所，那种细腻周到和精湛的医术，很容易赢得人的好感。
黄遵宪，大清国的新加坡总领事，盛赞他是“上追二千年绝业，洞见症结，手到春回”，似乎有些溢美。
他一度担任的新加坡乔治七世医学院讲师、英国爱丁堡皇家医学会会员、英国医学会马来分会会员、比利时根脱医学通讯会会员、日本京都医学会会员，似乎是这个海峡华人青年医生的成长佐证。
海峡殖民地华人的政治取向和文化趋向，对海外，尤其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进步起推动作用。
在这个多元社会里，“福建人”即闽南人来得最早，并且以最快的速度积累更多的人口。当他们来时，只是拓荒者、怀揣梦想的异乡人，但他们的后代一第二代、第三代，那些土生华人，他们在马来语、英语和闽南方言的语境中长大，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已经有限。也许，母语，已经成为遥远的声音汉字，只是一种能够呼唤起潜意识的装饰符号，祖先扬帆海上的光荣已经成为旧梦，古老帝国的朝贡贸易体系国已相继沦为西方人的殖民地，但是，即便这样，依然能够支撑起人们对伟大未来的联想。
正如西方人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看到的希望一样，传统文化基因，正一点一滴地释放出来，汇成一股潮流，人们借助传统文化，以社会动员的方式，把现代政治观念，融入族群意识，在殖民地社会政治统治的边缘，显现精神回归。或许，他们已经知道，文化身份，比富足更为重要。
所以，人们需要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并且让下一代以自身的文化身份。
两个人对这个时期的林文庆产生重要影响。
宋旺相，比林文庆小三岁，“海峡华人三杰”中的另外一个，他的生活轨迹和林文庆如出一辙，祖籍漳州南靖，1887年获女皇奖学金，在英国攻读法律，1890年，转剑桥攻读文学，1893年当林文庆回新加坡开诊所时，宋也回新加坡开律师馆，并在短时间里在各自领域显山露水，《海峡华人杂志》是他们共同创办的报刊。
邱菽园，与宋旺相同龄，袓籍漳州海澄，诗人、佛教徒、南洋华人社会中的中国名士，6岁赴新加坡，在那里接受中文教育，然后回国深造，20岁成为大清国的举人，接着又回新加坡继承财产。一个积极的保皇党人和有力的捐助人，一个把中国文化延伸到南洋的身体力行者，“星洲”一词的发明者，吟诗、办报、创文社，始于巨富，终于贫困潦倒。
这几个人组织好学会，开设中国古典文学讲座，在华侨中推广汉语，在新加坡和印尼爪哇开设华侨女校、华文学校、华语训练班，传播中华文化，推动南洋社会华人改良运动。辫子、妇女缠足、吸食鸦片，那些代表中国贫弱的征，的1895年，林文庆成为海峡殖民地立法会议员，此后的1901年和1915年，后二度当选这个职务，一个医术精湛的医生成为能目善辩的社会活动家。
许多年前，当风华正茂的林文庆医生在热带夕阳中掩上自己诊所的门窗，借着徐徐晚风漫步在艳丽的新加坡街头时，火红的九重葛掩映着殖民时期的建筑那卩些中国闽南式的古典民居或许让他的心情雀跃不止，在经历了维多利亚女王时期英伦文明的洗礼之后，他发现了一个族群的传统荣耀。《中国内部之危机》是林文庆在这个时期发表的英文论着。
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运动发生于中西文化激烈碰撞时期。在西方语境里，那些事件的亲历者——外交官、军人、商人，编撰关于中国的作品，义和团里那些仇外的、迷信巫术的中国人，似乎成了关于中国的直接意象。
林文庆为维新派辩护，谴责顽固派，驳斥“黄祸论”，这是华人第一次直接西方和的烈一个海峡华人知识精英，正在被卷入多元文化社会里多种民族主义旋涡。中国面临的危机，东方生活的悲喜剧，对焦点的关注，使他成为民族主义式的者新加坡“太平绅士”、英国女王的“A.E”勋爵、大不列颠帝国勋章获得者和1919年的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是主流社会对他的认同。
在英国，林文庆的另一项收获是结识了同是医生的孙逸仙博士，并成为他的朋友。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
1900年6月，从事革命活动的孙逸仙与他的日本朋友宫崎寅在新加坡被捕，文庆从西贡一路赶回，利用在殖民政府的影响，成功地搭救两个人。尽管在保皇党中有许多的朋友，但是1906年，他还是成了新加坡同盟会会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成了孙中山内务部卫生司司长和私人保健医生，1916年，又出任外交部顾问，直到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大总统职务，政府北迁。
土生华人社会的改革家、革命党的同路人、与维新派保持真挚的友谊，贯穿林文庆多元人生的，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大时代。
林文庆和他的那些需要同舟共济的商业伙伴们，其父祖辈南来，多以货殖为生，而他们生在南洋，没有传统的包袱，靠着机敏，不断尝试一些新的领域，这仅仅是顺势而为的现实的生存状态。
两个南洋华人社会重要人物的出现，对文庆的人生轨迹产生深刻的影响。因为陈齐贤，林文庆成了马来西亚橡胶业奠基人因为陈嘉庚，林文庆放弃所创立的事业，拔根而起，去开拓另一项事业。
新加坡开卑时期，华人拓荒者多是来自福建沿海一带的农民、渔民、小商贩和手工业者，人们赤手空拳来到这里，以种植甘密、胡椒和经商为生。在艰难中，见证新加坡一个脚步一个脚步迈向现代社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橡胶业的崛起，改变福建社群的经济命运。以后，福建商人长期执该行业牛耳。
陈齐贤，袓籍漳州海澄，新加坡着名商人陈笃生的孙子，1894年的“太平绅士”、马六甲市政委员、当地侨领，敏锐的商业头脑和正确的判断力，使他洞悉商机，知道橡胶在世界的广阔前景。
橡胶，原产地巴西亚马逊河流域，作为战略资源，到19世纪中期，葡萄牙巴西政府一直控制橡胶出口贸易，禁止橡胶种子出口。1876年，印度、锡兰开始移种，1877年6月，22株橡胶树苗被英国人从锡兰运出，11株种植在新加坡植物园，供人观赏。9株落户在霹雳州爪拉江沙一家欧洲人庭院，为那户人家的炎炎夏日送去清凉。还有一株到达马六甲。5年后，欧洲人庭院中的9株橡胶树结出果实，但是，无人愿意投资种植，橡胶业巨大的商业价值被人漠视。
1893年，新加坡的植物园长、英国人黎德利找到陈齐贤，而陈齐贤又找到林文庆，于是，在马六甲武吉冷当，42英亩土地成了马六甲最早的橡胶种植这次规模不大的投资，却使陈齐贤成了“马来西亚橡胶艺袓”，林文庆成了“马来西亚橡胶种植之父”。
几年后，他们开始割胶，并制成第一批胶片。当这些胶片在马六甲展出，立即引起轰动，当地媒体推波助澜，其貌不扬的小小胶片，成了日后开拓马来西亚橡胶业的起点。
当乳白的树胶从橡胶树上源源不断地渗出，华工商人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随后，漳州华侨开始大量地介入这个行业，并执其牛耳。
陈嘉庚——陈齐贤和林文庆的朋友，拥有1.5万亩。那些橡胶树和那些橡胶制品厂生产的产品，年复一年地演变成为他一生捐建的那些学校的中国式屋顶、西式屋身，成为亚热带艳阳下生动活泼的一砖一瓦。
1893年，陈齐贤和林文庆的那42英亩的橡胶，或许只是一次有趣的尝试，最终却成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1910年，马来西亚橡胶种植面积54.7万英亩。
1922年，200万英亩；1940年，348万英亩，占世界橡胶种植面积40.86%。到1914年，马来西亚橡胶产量已超过巴西，跃居世界第一位。橡胶业，成为马来西亚福建族群乃至整个马来西亚经济命脉。
有些殖民地官员甚至认为：如果没有马来西亚(橡胶)助力，欧洲的汽车工业不会有如此巨大的发展。
1900年，黄乃裳——林文庆的岳父，来自福建闽清的秀才、传教士，与康有为和超甚的家。
那时，支持改革的皇帝正在囚禁中渐渐死去，没有被处死的维新派已经作鸟兽散，古老的帝国正在被列强肢解，所有旧日的荣耀已成云烟，倒是南洋的椰风，给沉闷的日子，带来一片清气。
因为林文庆和邱菽园担保，黄乃裳从布洛克家族的拉者一那个时候沙捞越地区的主人一那里取得了诗巫的开发权。
位于拉让河下游的诗巫，似乎是一个避秦的世外桃源，可以让迷乱的心，得到安顿。那时的诗巫，人烟稀少，随着黄乃裳的到来，它的历史得到改写。
今天，诗巫已经成为沙捞越第二大城市，市区高楼林立，道路宽阔，数百家工厂，使它拥有现代城市的繁荣，而福建籍华人，占居民总人口的80%。
银行业，是福建人在经济上的另一大贡献。20世纪初，新马华人银行的兴起，是新马华人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
华人的资金积累，最初仅仅是得益于乡族的协助，但是，随着实力的壮大开始哭入到新的领域。银行业的兴起显示华人经济领域的活力。
19世纪，新加坡银行业几乎为英资垄断，最早是成立于1846年的东方银行，然后是有利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