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观人者知察不周，疑人不于其伦①，其谬误约有八事：一曰贵耳贱目②，二曰爱同恶异，三曰心志不分，四曰品质失察，五曰向伸背诎③，六曰取貌遗神，七曰弃真录伪，八曰采辩去讷。
【注释】
①疑人不于其伦：对人的认识不符合其实际情况。疑（ｎǐ），通“拟”，比拟。伦，类。
②贵耳贱目：重视听到的，轻视看到的。
③向伸背诎（ｑū）：拥戴得志的，背离不得志的。伸，伸展，指得志的人，事业有成的人。诎，同“屈”，委屈，指不得志的人。
【译文】
观察人如果了解考察不周，对人的认识与其实际情况不符，这样做所能产生的错误约有八种：一是重视听到的，轻视看到的，二是喜欢与自己志趣相同的人，厌恶与自己志趣不同的人，三是对心思和志向不加区分，四是对人的品类与本质缺乏准确的把握，五是拥戴春风得意的人，背离郁郁不得志的人，六是只注重人的外貌而忽略了内在的精神品质，七是舍弃了真诚的人而录用了虚伪的人，八是重用了能言善辩的人而舍弃了木讷老实的人。
贵耳贱目
【原文】
常人之情，徇人忘己①，观鉴人伦，亦惑毁誉。夫誉多生于人之昵爱，而毁常发于人之嫉②，使不明悉其情，而贸贸然随之抑升，习为喜怒，将见戾拂物情③，多方误矣④。孟子谓齐宣王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观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孟子观人，在战国时本领独绝，告齐王之言，盖能以目正耳者，可谓得之矣。兹复引匡章、陈仲子两章事以证明之。
【注释】
①徇（ｘúｎ）：顺从。
②（ｍàｏ）：嫉妒。
③戾：违反。拂：违背。
④（ɡｕā）：误：错误。
【译文】
一般人的性情，是顺从别人的主张而忽略自己的见解，如果这样去观察鉴定人才，也会受到周围的人对这个人的诋毁或赞誉的迷惑。赞誉之词大多出于人们的昵爱之情，诋毁之词则常常源于人们的嫉妒之心，如果不明白其中的真实情况，而轻率地盲从别人的意见而贬低一个人或褒奖一个人，并因此影咱自己的喜怒哀乐，那么将违背事物的本来面目，造成许多错误的判断。孟子对齐宣王说：“大王身边的人都说某人贤良，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某人贤良，还不能听信，等到国人都说某人贤良，然后再对其进行观察，发现他确实贤良，然后才重用他；身边的人都说某人不可用，不要听信，各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可用，不要听信，如果国人都说某人不可用，然后对他加以观察，发现他确实不可用，然后才可以不用他。”孟子观察人的水平，在战国时代称得上是绝无仅有的，他告诉齐王的话，就是能够通过眼睛看到的真实情况来纠正耳朵听到的不实之词，可以说是非常正确的。现在再引《孟子》中的匡章、陈仲子两章的内容作为例证。
【原文】
《孟子·离娄·公都子章》：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①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②，以为父母戮③，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④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⑤，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已矣。”
【注释】
①支：引申为人体的四肢。后写作“肢”。
②从：同“纵”，放纵。
③戮：羞辱，耻辱。
④不相遇：不相合。
⑤屏（ｂǐｎɡ）：驱逐。
【译文】
《孟子·离娄·公都子章》：公都子说：匡章这人，全国的人都说他不孝顺。可是先生却和他结交，并且待他非常有礼，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孟子说：“一般人所认为的不孝有五种这样的情况，自己身体懒惰，不照顾父母的生活，是第一种不孝；赌博下棋爱好饮酒，不照顾父母的生活，是第二种不孝；贪求钱财，偏袒妻子儿女，不照顾父母的生活，是第三种不孝；为满足欲望而纵情声色，致使父母蒙受羞辱，是第四种不孝；逞勇敢好争斗，因而危害父母，是第五种不孝。章子有这五项中的一项吗？这位章子，只是由于父亲、儿子之间相互责善而弄坏了关系。相互责善，是朋友之间做的事情；父子之间相互责善，是最伤害感情的事情。章子这个人，难道不希望夫妻母子团聚在一起吗？只是因为得罪了父亲，不能够和他亲近，他也只好把妻子儿子赶走，打算终身不受儿子的供养。他感到自己如果不这样做，那罪过就会更大了。这就是章子的为人啊！”
【原文】
《孟子·滕文公·匡章章》：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①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②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饮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③，以易之也。”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④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⑤，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曰：⑥‘恶用是者为哉？⑦’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
【注释】
①螬：蛴螬，金龟子的幼虫。
②巨擘（ｂó）：大拇指，比喻杰出的人物。
③辟：对麻的加工。
④盖（ɡě）：地名，陈戴的采邑。
⑤辟：同“避”。
⑥频：皱眉缩鼻，表示不高兴。
⑦：鹅叫声。
【译文】
《孟子·滕文公·匡章章》：匡章说：“陈仲子难道不是一个真正的清廉之士吗？他住在于陵这个地方，三天没有吃饭，耳朵都听不见了，眼睛也看不见了。井边上掉了一颗李子，已被虫子吃去了一大半，他爬过去，捡起来吃了，吞下三口，好一阵耳朵才听见声音，眼睛才看见东西。”孟子说：“在齐国的读书人中，我一定要称陈仲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了。但是，陈仲子怎么能称得上清廉呢？要实现陈仲子的德行操守，那要把人都变成蚯蚓才可以做到。蚯蚓不与人争食，只在地面上吃干枯的泥土，在地下喝深处的泉水。仲子也比不得它，他居住的房子，是伯夷所建的呢？还是盗跖所建的呢？他所吃的粮食，是伯夷所种的呢？还是盗跖所种的呢？这些是无法知道的。”匡章说：“这有什么关系呢？他自己打草鞋，妻子搓麻绳，拿去换粮食的呀。”孟子说：“陈仲子，是齐国的世族大家，他哥哥陈戴，在盖地这个地方有俸禄上万担，他认为哥哥的俸禄是不仁义的财产而不肯吃，认为哥哥的房屋是不仁义的房屋而不肯居住，于是避开哥哥远离母亲，跑到于陵住下。某一天回家，正好有个人送了一只活鹅给他哥哥，陈仲子皱眉蹙眼地说：‘要这个呃呃叫的东西干什么？’有一天，他母亲将这只鹅杀了，煮给陈仲子吃。他哥哥正好从外面回来，说：‘这就是那只呃呃叫的东西呀。’他跑出去‘哇’地吐出了鹅肉。因为是母亲的东西就不吃，是妻子的东西就吃它；是哥哥的房子就不肯住，是于陵的房子就住，这种行为能够表现出他廉洁高尚的品德吗？像陈仲子这样的人，要变成蚯蚓之后才能推行他的廉洁品德。”
【原文】
《孟子》此二章，今人某君评之曰：“陈仲子通国景仰，而孟子抑之；匡章通国讥议，而孟子与之。不有超群轶伦之识①，乌足以知人论世哉②？此即公都子、匡章贵耳贱目之失，而孟子能正之也③。《记》曰：“毋剿说④，毋雷同。”夫贵耳贱目者，乃至攘人之是非⑤，心且不存，乌足以语观人哉？
【注释】
①轶：超群的。
②乌：怎么，哪。
③（ｓｈì）正：同“是正”，订正文字。
④剿（ｃｈāｏ）说：抄袭别人的言论。
⑤攘：挑起。
【译文】
对《孟子》中的这两章，当今某位先生评论说：“陈仲子是全国所敬仰的人物，而孟子却要贬抑他；匡章是全国都讽刺的人物，而孟子却和他交往。没有超群出众的见识，怎么能够知人论世呢？”这就是说公都子、匡章有相信耳朵轻视眼睛的过失，而孟子则能够纠正他们。《礼记》说：“不要抄袭别人的学说，不要完全模仿他人。”相信两耳听到的，不相信两眼看到的，以至于会挑起别人之间的是非，这样的人，连公正的心都没有，还怎么值得与他谈论观察人的道理呢？
爱恶同异
【原文】
《素书》云：“同志相得，同仁相忧，同恶相党，同爱相求。”
《庄子》曰：“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
《法训》云：“公人好人之公，私人好人之私。”观人者如立同异之名，必致爱恶之实。诚爱则钻皮出其毛羽，诚恶则洗垢索其瘢痕，以此鉴衡，惑莫大焉。
《汉书·陈遵传》：“遵少孤，与张竦伯松俱为京兆史。竦博学通达，以廉俭自守，而遵放纵不拘，操行虽异，然相亲友。”
又《张禹传》：“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阳彭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为人恭俭有法度，而崇恺弟多智，①二人异行。禹心亲爱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责师宜置酒设乐，与弟子相娱。禹将崇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优人管弦铿锵，极乐，昏夜乃罢。而宣之来也，禹见之于便坐，讲论经义，日晏赐食②，不过一肉，酒相对③。宣未尝得至后堂。及两人皆闻知，各自得也。”
【注释】
①恺弟：平易近人，弟，通“悌”。
②晏：晚。
③（ｚｈī）：古代盛酒的器皿。
【译文】
《素书》中说：“志向相同的人互相欣赏对方，仁爱之心相同的人能为对方分忧，有共同的厌恶对象的人互相结党营私，有共同爱好的人互相吸引对方。”《庄子》说：“一般人都喜欢别人与自己保持一致，而讨厌别人与自己不同。”《法训》说：“公正的人喜欢别人的公正，有私心的人喜欢别人有私心。”观人者如果心中先有了谁是同党谁是异己的想法，在实际工作中就一定会导致亲近同党排斥异己。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极力美化，对自己真正厌恶的人则吹毛求疵，如果这样来鉴定衡量人，失误就大了。
《汉书·陈遵传》：“陈遵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后来他与张竦（字伯松）同在京兆为官。张竦博学通达，以廉洁俭朴自律，而陈遵则放纵不拘，两人的节操与为人风格虽然不同，但相处得很友爱。”
又《汉书·张禹传》：“张禹培养出的弟子中地位最显赫的有：淮阳人彭宣，官至大司空；沛郡人戴崇，官至少府九卿。彭宣为人恭敬勤俭，很有法度，而戴崇则平易近人，非常聪明，二人为人处世的方式不同。张禹内心喜爱戴崇，对彭宣则敬而远之。戴崇每次去问候张禹，常常责备老师应该置备酒食，奏乐助兴，和弟子同乐。张禹便把戴崇引入后堂吃饭，并让妇女相陪，优人抚弦吹管，曲调铿锵，师生非常快乐，直到深夜才结束。而彭宣来时，张禹在便座上和他相见，并讲解和讨论经书义理，即使天晚了留他吃饭，也不过是一个肉菜，一杯酒。彭宣也从来没有到过后堂。后来两人都听说了这事，也各自心安理得。”
【原文】
古今来如此四人，行虽不和，而两两不相非者，盖亦寡矣。至以同异为爱恶者，则如左方：《世说新语·品藻类》：①冀州刺史杨淮二子乔与髦，俱总角为成器。淮与裴、乐广友善，遣见之。性弘方，爱乔之有高韵，谓淮曰：“乔当及卿，髦小减也。”广性清淳，爱髦之有神检，谓淮曰：“乔自及卿，然髦尤精出。”……论者评之，以为乔虽有高韵，而检不匝，乐言为得。
《晋书·郗鉴传》：道经姑孰，与敦相见。敦谓曰：“乐彦辅短才耳。后生流宕，言违名检②，考之以实，岂胜满武秋邪？”鉴曰：“拟人必于其伦。彦辅道韵平淡，体识冲粹，处倾危之朝，不可得而亲疏。及愍怀太子之废，可谓柔而有正。武秋失节之，何可同日而言！”合观二事，裴弘方，故爱高韵，乐广清淳，故喜神检。然清淳之性，合于平淡，其所臧否，自胜偏至之材也。郗鉴忠慨，故重乐广之柔而有正。王敦有不臣之心，故忽满奋之失节，皆爱同恶异之证也。
【注释】
①此段文字已见前中篇第一章“混合观人法”和第三章“比较观人法”。
②言违名检：言语邪恶名声不佳。违，邪恶。检，通“俭”，不好。
【译文】
古往今未，像这四个人，虽然为人处世的方式不同，但并不互相指责，这样的情况大概太少了。至于根据是同党还是异己来作为喜爱和厌恶标准的例子，则有如下一些：
《世说新语·品藻类》：冀州刺史杨淮的两个儿子杨乔和杨髦，都是少年成才。杨淮与裴、乐广关系很好，让两个儿子去拜见他们。裴性情旷达正直，喜欢杨乔有高雅的气质，对杨淮说：“杨乔将来当官至公卿，杨髦则稍微差一点儿。”乐广性情清正淳朴，喜欢杨髦有非凡的品格，对杨淮说：“杨乔将来当官至公卿，但杨髦则更为突出。”当时有人评论，杨乔虽然气韵高远，但没有神奇之处，乐广的见解较为恰当。
《晋书·郗鉴传》：郗鉴路过姑孰，与王敦相见。王敦对郗鉴说：“乐广（字彦辅）不过是个才识浅陋的人罢了。年轻人漂浮不定，言语邪恶名声不好，如果观察一下他的实际作为，难道能比满武秋强吗？”郗鉴说：“评价一个人必须根据他的实际情况。乐广思想和风韵平淡，体察和学识冲和精粹，身处有倾覆危险的朝廷上，不拉帮结伙，厚此薄彼。在对待愍、怀二太子被废这件事上的态度，可以说是柔和而公正。满武秋是一个失去气节的人，怎么能与乐广同日而语呢？”综观以上两件事，裴性情旷达正直，因此喜爱高雅的气质，乐广清正淳朴，所以喜爱非凡的品格。而清正淳朴的性格，与平淡相符，所以这种人对人物的评价，自然要胜过偏执的人。郗鉴为人忠诚激奋，所以他看重乐广柔和而公正的品性。王敦心怀篡权叛逆之心，所以他不在意满武秋的失节之事，这都是喜爱同类而排斥异己的证明。
心志不分
【原文】
《文子·微明篇》曰：“心欲小，志欲大。”《淮南子·主术训》曰：“凡人之论，心欲小而志欲大……所以心欲小者，虑患未生，备祸未发，戒过慎微，不敢纵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万国，一齐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辐辏而为之毂①。”其说视《文子》详矣。然犹有未畅，至刘劭《人物志》出，于《七缪篇》论此始最精审。
《人物志·七缪篇》：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②，志欲弘大，心欲小③。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戡物任也④；心小，所以慎咎悔也⑤。故《诗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小心也；“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⑥。众人之察，或陋其心小，或壮其志大，是误于小大者也。
【注释】
①辐辏：形容如同车辐一样聚集到中心上。辐，车轮的辐条。辏，辐条集中于毂上。毂，车轮中心的圆木。
②懿重：美好厚重。
③（ｑｉàｎ）小：微小。
④戡（ｋāｎ）：通“堪”，胜任。
⑤咎悔：过错，悔恨。
⑥拘懦：拘谨软弱。
【译文】
《文子·微明篇》说：“心思要细小，志向要远大。”《淮南子·主术训》说：“一般人认为，心思要细小而志向要远大……心思所以要细小，就是要在祸患尚未发生时就能预见到并加以防备，警惕犯错误并谨慎地对待处于萌芽状态的危险，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志向所以要远大，是指能够包容所有的国家和地区，统一风俗不同的边远地区，恩惠遍及百姓，把他们团结得像同一宗族的人，把没犯错误或犯过错误的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一说法比《文子》要详细多了。但仍然没有彻底表达清楚，至刘劭的《人物志》问世，其中的《七缪篇》论述这一问题才算是最为精细严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