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挣钱”、“花钱”和“还钱”是如今国有企业或官场中的一条“铁律”。它往往令人头疼而又无奈。方法总比困难多。出路在于改革，关键在于机制。除了各种“目标责任制”、“竞争上岗制”外，不少地方提出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离任审计”的治理思路，并制定相应法规，当属明智而得力之举。你干好干坏走人时都给“审”一“审”，干得好的，艰苦创业“挣钱”予以奖励；对不思进取，只想“花钱”，乱花乱用，坐吃山空的予以批评处罚，甚至“下岗”；对违法乱纪营私舞弊者当施以重典，绳之以法！若此，“挣钱的”必定会大大增多，而“花钱的”、“还钱的”将大大减少矣。
《海南日报》，1999．1．3
廉政与效益
记得有家报纸刊出“内地特区化，特区内地化”的文章，说的是内地有些城市在政策优势和办事效率上已赶上甚至超过了特区一些城市，而特区一些城市在上述两方面向内地退却。文章中特别举了个例子，南方最早建设的某特区大城市，行政机构庞大臃肿，办事效率低，办一个营业执照少说要一二个月，而在内地一些城市，同样办一个营业执照，几天就行了。
“内地特区化，特区内地化”之论虽不一定准确，但个中很有令人深思之处。原因虽然很多，但特区某些干部失去特区初创时那种“荜路褴褛，以启山林”的奋斗精神，代之以讲金钱论享受以及爱吃爱拿爱卡爱要种种不廉洁之举，恐怕是其重要因素。干这一行就要设这一行的关卡，手中有权，过期作废，不捞到点好处决不给你办事。于是“吃请风”、“红包风”、“送礼风”刮得山响。恼人的是，红包也送了，礼品也送了，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事情还是“万山重重，前头无路”。
一个地区政府廉不廉洁，对社会效益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干部廉政搞上去了，作风好了，办事效率便大为提高，经济效益也就上来了。广东肇庆市在工程报建方面有一整套廉政措施，成立了有城市规划、土地征用、公安消防、卫生防疫、园林绿化、工商行政等部门参加的联合审批办公室，做到符合手续的工程五天内审批完毕，同时建立了报建各环节审批时间跟踪监督制度，谁个玩关弄卡“吃拿卡要”，就给谁曝光制裁，立竿见影。群众反映说，以前报建是到处托熟人拉关系找门路，花了不少钱，结果连承办单位的门都进不了，现在可好了，实行“两公开一监督”，知道事情怎么办，省钱省事省时间。
廉政与效益的关系，说到底是一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一种体现。市场经济呼唤那么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不断完善的上层建筑，而与之相适应和不断完善的上层建筑反过来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完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一条再也明白不过的科学原理。越是发达的经济基础，就越要抓好廉政建设，正是这条原理的科学运用。这就难怪古今中外的统治者或当政者无不将廉政建设列入治国安邦富民的大经要略了。
廉政上不去，效益成空话，古已有鉴。清乾隆盛世时，广东某县大水灾，皇帝发下50000两银子救济灾民，但在北京就先被中央官员克扣了近35000两，剩下15000两发到广州，再被省级、县级官员克扣后，难民得到的早已所剩无几。想一想这个历史悲剧，不难感受到廉政建设这几个字的分量。
不由想到新加坡，这个人口近300万的小国，为什么安定团结、经济发达、投资者的效益甚佳？个中原因，在于人家以法治国，立法严细，有执法必严、持之以恒的廉政建设，官员不敢贪污，办事就容易了，效益也就上来了。人家的经验，只要对咱有利，我想是可拿来借鉴的。
《杂文报》，1993．9．14
失足和遗恨
人往往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悲剧和遗恨。
近读某刊物登载的一则“世界万花筒”，感慨良多。56岁的格伦在英国检察署坐第三把交椅，被誉为英国法律界“最受敬仰的人物之一”，还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然而在去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格伦在办完公事后开车去伦敦北部的一个著名的红灯区中寻花问柳而被警方查询，他深为愧疚，之后，向英国总检察长提出辞职。
这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有不少人为他惋惜和遗憾。积了几十年的功德，享有几十年之盛誉，如今功名却毁于一念之差！他欲哭无泪，无地自容。格伦在其辞呈中说：我对此深表遗憾。不错，这么一回“失足”，虽属偶然，然而其影响却是不可挽回了，惟有“此恨绵绵无绝期”。
格伦的悲剧虽然发生在北大西洋彼岸的大不列颠，但对我们“居庙堂之高”的人民公仆来说，也是一面难得的镜子。它告诉人们，笃守操节，警钟长鸣，居安思危，时时处处防范“失足”，这更是为公仆者最要紧的啊！
《法制日报》，1992．5．30
“抬县长”断想
公元1994年6月4日，云南省大关县城万人空巷，全城百姓和闻讯赶来的群众齐声高喊，把该县离任辞别的县长蔡朝东抬起来！
群众为什么要抬县长？道理只有一个：人民敬爱他。天刚放亮，群众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有的举着有“焦裕禄式的好县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字样的标语，有的手中拿着纪念册等待县长签名留念，不少老人提着煮熟的鸡蛋、粽子、洋芋等食品让县长带着路上吃。两位大妈合端着一碗清水，水中放着一面小圆镜，把这张象征着“清如水明如镜”的镜子送给蔡县长，好让他永远记着大关人民的真情。一直控制着感情的蔡朝东，再也禁不住热泪，泪水淌洒在这片热土上
大关人民敬爱蔡朝东，那道理也是明摆的：他心中装着大关群众，为大关群众办了好事，实事。一年前，他不过是省里的一名挂职干部，却以三分之二以上的绝对票数当选为县长。上任一年，他起早贪黑，竭精殚虑，孜孜奔劳，给贫困落后的大关县带来了可喜的变化：发现了具有开发价值的旅游资源，开发了黄连河瀑布群风景区；他牵线搭桥，把贫困山区的剩余劳力组织起来，亲自授课培训，送到发达地区干活，开眼界；他重新开发曾获国际巴拿马奖的翠华名茶，使乡镇企业总收入迈上一个新台阶……为了大关群众脱贫致富，他常年累月在崇山峻岭中奔波跋涉，饿了便啃几口洋芋，夜里常到一二点钟才入睡，因疲劳过度，几次便血，但仍坚持跋涉奔劳，催人泪下。
中国的老百姓自古以来就爱清官、好官，他们永远是这样的朴素这样的长眼睛。任何父母官，只要在其任上做出实实在在的好事和政绩，百姓们就会歌之颂之怀念之，所谓“三年而后颂声作”（古代地方官一般任期为三年），你干好干坏，民心可鉴。战国时西门豹治邺安民，百姓交口称赞，代代相传；李冰筑建都江堰，百姓为其盖庙堂，烧香烛，刻雕像；苏东坡在杭州任知府时，体恤民情，兴修水利，遍种桃柳芙蓉于西子湖畔，任满时人人垂泪，更有人画其像供奉家中；南宋王十朋勤政爱民，任饶州知府三载，减轻赋税，发展生产，整饬治安，兴办学校，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离任时百姓倾城而出，挥泪相送，有人不愿王十朋离去，竟将桥拆了，热泪横流的王十朋只得悄悄从另一条小路离别乡亲。今天大关百姓抬县长，正是中国老百姓爱“清官”、“好官”古老传统的生动写照。
不由想到当今公仆中的极少数另一类“官”。他们任满或调任，百姓们不是“抬”，而是“庆”，大“庆”特“庆”。有这么一位县长调走，群众点燃长长的鞭炮，举杯相庆有如“送瘟神”，竟有将鞭炮点到那县长新单位的。个中之缘由，自然复杂得很，谁也难道清其奥妙。只是清代小石道人《嘻谈录》有这么一则“五大天地”的笑话能给人一点启示。笑话说的是有一位当官的任满辞别，百姓们给他送一块“德政匾”，上面写着“五大天地”四个大字。此官怎么也看不懂，便问个究竟，百姓们答道：“大人一到任，金天银地；在后堂享福，花天酒地；坐堂审案，昏天黑地；百姓喊冤，恨天恨地；如今卸任，谢天谢地！”我常想，时下那些因调任而让百姓弹冠相庆的“官”们，是不是也沾有点儿“五大天地”的味？
时下不是要知善任，全面考核干部吗？请考虑民心民情。你这官儿是好是坏，是昏是明，是清是浊，民心可鉴，卸任时自见分晓。建议人事组织部门加上“卸任考核”这以一条。对万众马头相送乃至抬将起来的好官和弹冠相庆“送瘟神”的“×官”千万不要一视同仁。
《海南日报》，1994．10．19
“不惜死”与“不爱钱”
岳飞不是政治家，但他有一句很值得政治家们深思的名言：“武臣不惜死，文臣不爱钱，则天下太平矣。”
这句话倘若剔除其浓重的封建意识，然后拿来考察古今中外之吏治，有值得深思之处。
“不惜死”，就是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有面对强虏外寇浴血奋战、马革裹尸的英雄气概。一个国家倘尽是这样“不惜死”的公民，则江山稳固，天下安宁矣。相反，倘若一个民族个个都贪生怕死，天下能太平乎？中华民族没有灭亡，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不惜死”的民族精英。
“不爱钱”，就是要戒贪守节，洁身如玉，为政清廉，不为任何金钱所动摇。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社会所出现的“以不贪为宝”、“暮夜却金”、“清风两袖”的人民所颂扬的为官者，就是一些“不爱钱”的仁人志士。在改革盛世的今天，人民政府的威望之所以比历代王朝高，除了“社”与“封”这一本质区别外，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其大多数官员爱人民而不爱钱，为政清廉的公仆永远受到人民的爱戴。“不爱钱”仍然是当代社会的高尚“官德”之一。
然而耳边也常听到一些骂“钱权交易”不正之风骂得好狠的声音。这样的骂声之溢出，不是因为别的，而正是公仆队伍中个别人太爱钱了，“爱”得目无法纪全无心肝，这号人钱迷心窍，张开大口贪婪地吞噬着国家资产和民脂民膏而脸不红心不跳。倘若公仆们都如此这般地“爱”起来，天下岂能太平乎？
看来，岳飞这句名言在今天并没有完全过时。它昭示人们：过去经得起死的考验的志士仁人，今天仍然要经受得住钱的考验；眼下公仆们“不惜死”的机会虽已不是太多，而“不爱钱”之考验却不时地要面对，且将亘久延绵。
“不惜死”，“不爱钱”，问君“能持否”？
《法制日报》，1992．8．22
清贫与清白
历史上那些颂声不绝的“居庙堂之高”的官吏往往是清贫的。明代名将于谦被皇帝朱祁镇杀害，当抄其家时但见“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惟独一间正室封锁严密，打开一看，乃是朝廷所赐之物如玺书、将袍、剑器等。明代的海瑞，任知府时，“为母寿，市肉二斤而已。”他官至“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死后家产仅有一顶麻布帐和一个破箱子。郑板桥为一县之长，靠官禄收入日子越过越穷，最后只好辞官去卖画。
于谦、海瑞、郑板桥这些为官者何以清贫？答案恐怕只有一个：因为他们清白，严正操守，秉持懿德，“不贪”“不捞”“不刮”，“清越而瑕不自掩，清白而邪莫能污。”中国有句老话，“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倘若他们崇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生活，持“不拿白不拿”之哲学，我肯定他们会像石崇、王坤那样浊富糜烂的。
最能说明清贫与清白关系的应该是有《论清贫》传世的英烈方志敏了。他身为共产党红军高级将领，但他那“居高官一贫如洗，理万财分文不沾”的事迹，足以说明其清贫与清白。人民优秀公仆周恩来，官居共和国总理，始终居住在一问阴暗潮湿的旧房子为国为民日夜操劳，清贫与清白闻名于世。兰考人的好书记焦裕禄，身为一方父母官，可饭桌上长期缺荤，饿得孩子们一见鱼肉就要闹吃。
当然，清贫与清白也不能简单地划上一个等号。阿Q给人打短工，舂米、划船、睡土谷祠，贫得一无所有，可到底还是“世界观改造不好”，捻了小尼姑的脸蛋，偷了尼姑庵的四条萝卜；孔乙己衣衫褴褛身无分文，却经常趁人家不注意偷起书来。时下那些麻将赌场中的穷光蛋，不少是酒色财气的梁上君子。因此，清贫与清白并不能同日而语，前者为经济范畴，后者乃道德范畴。
虽然如此，我始终还是认为，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居庙堂之高”者来说，清贫仍然是清白的一个标志。这种清贫还是值得赞美的。有一则“富裕村中的穷支书”的新闻相当感人，说的是有一个三十多户人家的村庄，改革开放以来家家户户收入逾万元，惟有支书一家还穷得丁当响——欠账5000多元。支书之穷并非在其怠懒或无能，而在于他日夜为全村人致富奉献操劳，甘愿吃亏。乡亲们过意不去，逢年过节总要来看支书，顺便给他带来点东西，但这位支书一律不收。如此清白之支书能不清贫么？
当然，人民公仆也是人，不必个个都做“苦行僧”。“居高官”未必要“一贫如洗”。但不管任何时候，人民公仆的“清白”都是要大力弘扬提倡的。这一点，我还是十二分赞赏上面那位“穷支书”的这么一句话：“为人为官者不一定要清贫，可一定要清白，清白比什么都可贵。”这正是人民公仆者所应持的“清贫观”和“清白观”。
《海南日报》，1993．9．27
吃喝姓“×”
在咱们这个“民以食为天”叫得最响的泱泱大国，某些国民之吃喝确实令人咋舌。不久前在新加坡考察，一位华人请我们吃快餐，每人一盒，刚好够吃，够饱，总共花费十几分钟、二十几元钱。席问，主人列举了咱们国人的铺张浪费之盛事。话虽不显刀锋，却不免叫人沉思。他说：“我们这里（新加坡）请你吃快餐或什么餐是自掏腰包，可你们那里用‘半江沉月’、‘孔雀开屏’什么的招待我们全是公款，我们吃喝姓私，你们吃喝姓公。”说得我们好不耳热。
那位华人朋友真够厉害，对中国人公款吃喝风也真是一言道破。
今之中国，公款吃喝风愈刮愈烈，屡刹不止，大概也可用“吃喝姓‘×’”来剖析。人家新加坡那边比我们富得多（新加坡宣布1996年跨入发达国家行列），吃喝居然如此简单，盖因吃喝的是自个儿劳动的血汗，创业艰难，“一饭一粥来之不易”。而咱们这边虽还不富，却要豪华风光，只缘“手心手背不是肉，刀刮阿公心不疼”。内容决定形式，吃喝的“姓”决定了吃喝的形式和规格。
最近看到一则资料，说的是意大利只许吃喝姓“私”，而绝不许吃喝姓“公”——私款吃喝可以，公款吃喝犯法。该国刑法规定：利用公款吃喝玩乐被定为贪污罪，只要有人举报，吃喝者就会受到惩罚。正因为有了这一条，意大利这个行贿受贿、侵吞公款等腐败现象相当严重的国家，居然基本上没有发生过行政机构直接用公款吃喝之事。
在马来西亚柔佛洲，笔者一行受到一个华人社团的接待，吃饭也非常简便。因为这一系列吃喝（严格来说只吃不喝）同样纯属姓“私”，几个社团负责人轮流做东，轮到哪个，哪个就开着自家的车子，掏自个儿腰包请我们吃快餐。他们生活的词典里恐怕永远也找不到“吃喝发票”和“报销”之类的字眼。在香港，我们到小店去吃饭，往往没有什么发票，惟有盖着个铁印章的一张小便条而已。这个大概也是吃喝姓“私”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