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生二回熟，这区长第二回下旮旯胡同就不同了，单人只身找胡同里的大伯大妈们聊家常，吃喝拉撒油盐酱醋妇姑碰磕之类的第一手材料掌握了不少。一天，这区长到一位年轻作家家里，不由为作家书房、卧房、伙房集于一房而慨叹。他见作家的小保姆眼泪汪汪的，便问出了什么伤心事。原来作家一家4人（含小保姆）同居斗室一间，每逢夜深人阑，作家夫妇过夫妻生活，小保姆眼睁睁看这光景万般千样，只好常服安眠药入睡，久而久之，药力产生副作用。那次服药过多，眠之不醒，起来后呕吐不已。未婚姑娘呕吐，顿时流言四起，搞得作家夫妇不和，小保姆也终日流泪。区长击节浩叹：这就是胡同里作家的生活！胡同里的人家几户共用一个水龙头，十几户共有一个小庭院，一条羊肠过道，这户炒辣椒，那一户咳嗽，房子长期失修，每逢下雨，可谓“上面浇着，下面泡着”。这一切区长早已深深记在心里。
就这样，胡同牵系区长，区长常泡着胡同，与旮旯胡同结下不解之缘。那区长呢，自然也结交了胡同里的男女老幼。区里开危房改造暨小区规划会议，区长宣布不在会议室开，都去旮旯胡同开现场会，看看那里的居民住些什么。当看到破旧陋屋时，与会者感慨不已。区长登高疾呼：这就是我们主人所居住的地方！如果我们还继续让百姓居住在这里，就不配做人民的公仆！他正式宣布：拆除旮旯胡同，兴建现代化小区！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区长下胡同管胡同的事深深感动着我。“群众冷暖心中装，百姓乐居心始安”，咱们城里乡间多一些更多一些这样的县长、区长、镇长或别的“长”，那该多好！怕就怕自个儿居庙堂之高，出有车食有鱼，全不理你百姓痛痒冷暖这个茬。
《四川统一战线》，1995，第6期
说“见”道“闻”
人生下来便有一双肉眼，见与闻可以说是人类接受信息、认识世界的两种最重要的途径。
然而人类往往有这么一种怪现象：闻而不见，即虽闻而不想见。如旧时公子哥儿呀贪官污吏呀，只顾声色犬马纸醉金迷，对黎民百姓的疾苦不屑一顾。另一种是闻而想见却不得见。如古时皇帝巡幸民间，地方官吏诚惶诚恐，早将城门街道装饰一新，张灯结彩，鹑衣百结的黎民乞丐也尽然赶出城外，皇帝老儿看到的尽是歌舞升平士女繁富安阔尊荣，不免心花怒放龙颜大喜。这类国民性一直沿袭到当代，表现突出的莫过于“大跃进”时“亩产一万斤”。下级的做法是将收割的禾稻捆好，然后直竖于田中，密密匝匝，往上面掷石头而石头不下掉。上级看罢连连点头叫好。还有摄影机下的生产队长，带头挑着一担担山满山满的谷子送入粮所，而箩筐里盛的尽是些谷糠什么的。如此这般，上头所“闻”所“见”到的，到了下面总是看不见。如今一些要员下基层，原本要“访贫问苦”，谁知却被弄成了“访富问甜”，看到的没有丁点儿穷山恶水溃烂红肿而尽是艳若桃花、美景良辰——有什么法子，下面不让你见哪！要员下去，无非是了解实情，调查研究，知人民之疾苦，听百姓之心声。换言之就是要“见”其所“闻”，然而下去就是“闻”而不“见”，或看到的都是表面文章，假象百出而不自知。
察实情，知民心，“闻”之而必“见”，调查研究，寻找对策，自古以来是治国理政最重要的环节之一。西汉将军赵充国，抵御匈奴，战功显赫。年届80，仍然统帅三军仗仗打胜。皇帝问他为什么能料敌如神，百战百胜，他答道：我并没有什么良谋奇策，不过我办事都必遵循这么一条原则：“百闻而不如一见。”大小敌情，务必亲自看一看，做到心中有数，胸有成竹。“闻”之必“见”，务实求真。调查研究这一基本功可谓做到了家。
当“做上头的”确立了“百闻不如一见”、“有闻必见”的观念，下基层都能像赵充国那样“必见”、“能见”所闻的，下级能老老实实让上级见到所“闻”的，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这是大真话。
《杂文报》，1994．10．28
劝农官·兴农官
国以粮为本，民以食为天，历来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古训国策。孔老夫子把治国理政三大要道归纳为“足食、足兵、民信之”，而“足食”则更为三要道之首。
中国历来是农业大国，历史上大凡开明的官吏都重视农业，与农夫稼穑打交道。远古传说中的“神农氏”为国人所推崇、敬重，其道理不外乎劝农、教农、兴农，给社会带来进步，给百姓带来温饱和福祉。西门豹、李冰美名留青史，他们劝农、兴农功不可没。晁错上书《论贵粟疏》，论证农业的重要性，提出劝农务本，奖励粮食生产，经文景两朝推行，农事兴盛，农户殷富。汉宣帝时，渤海郡连年灾荒，兵匪盗贼蜂起。后来龚遂出任太守，劝农、兴农、治荒，规定农民要“卖剑买牛，卖刀买犊”，须种田、种菜、种树、养猪牛、养三鸟。于是，农兴灾消，匪盗平息，百姓安居乐业。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专门设立“司农司”，编印农书，推广农业技术。他规定，凡考核地方官，其中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把农业生产搞得好不好。还每年派出大批“劝农官”去督促、指导农业生产。元代杰出的农学家王祯，当县官十载，放下架子，下乡给百姓传授新技术、新农具。他孜孜不倦，潜心研究农学，花了七年功夫著成我国农业科学史上伟大的著作《农书》，对全面介绍、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做出不朽贡献。王祯与历史上的神农氏、西门豹、李冰、晁错、龚遂、忽必烈等人士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出色的“劝农官”、“兴农官”。百姓们遇上这样的官吏，算是交上了好运气。
然而，在茫茫几千载“吃人肉筵席”的旧社会，真正心系社稷，爱民如子的“劝农官”、“兴农官”毕竟是凤毛麟角，而更多的是“害农”、“坑农”、“吃农”的官。秦末修阿房宫、筑长城的大小酷吏，逼得农民无法活，只好揭竿起义。杜甫《杜陵叟》中描写的“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的官吏，只能被农民咒为“豺狼”。
秋风瑟瑟今又是，换了人间。如今农业“红”起来了，农民也“吃香”起来了。政府劝农、兴农更是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农民稍有点呼声，政府就下红头文件来“减轻负担”。即使如此，“吃农”、“害农”、“坑农”之类的事仍不会绝迹。“吃农”自有“吃农”的路数，“坑农”自有“坑农”的道理。先是成群结队到养鱼专业户的鱼塘去免费钓鱼，既悦心怡神又饱口福，继而是巧造各类名目，对农户乱收费乱摊派，农民老实巴交油水好刮；再是粮粟只管上收不给钱，打张白条了事；至于农药、化肥价格飞涨，对不起，我管不了。于是，就有农民忍受不住摊派费用而上告一直告到中南海的。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发了湖南一个“开发区”挂着“国营”牌子的种子站，竟向安徽、湖北等地农民大量销售假稻种。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来颗粒无收。什么“农业局长”、“种子站长”，竟然黑了良心，干起了坑农、害农的罪恶勾当。是可忍，孰不可忍！
无粮不稳。如今百业兴旺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一个地区、一个县、一个镇领导称不称职，其考核依据之一恐怕还是要参照咱们先人忽必烈的做法，看农业是否上去了，农民是否脱贫致富，奔上了小康之路。如果你汇报的情况很好，统计数字也颇惊人，但实际上是良田荒芜，农民缺衣少食，怨声越来越高，你这个“父母官”干脆就别当了！
《诤友》，1995，6
冰心的愤怒
冰心，我所敬爱的一位老人，秀笔一枝，饮誉神州。做人更做得光彩，茂行懿德人皆夸。如今老人家已90多岁了，依然童心未泯，爱心满怀；文思流涌，屡有佳作，留下文坛佳话。老人家沧桑世纪，本应超凡脱俗，修身养性，颐养天年，谁知老人家每每生怨气，每每有愤怒。
近看竹林先生一篇《冰心与萧乾》的文章（《东方文化》创刊号），写的就是这位90多岁老人的愤怒。
高龄的冰心和老作家萧乾相互问候。寒暄既毕，未免涉及世事。冰心老人严肃地望着萧乾说：“有一件事，你知道不？有人一天到头班不上，却占着一辆车。公家的车专给他一人用！”萧乾马上明白了，叹息道：“他有后台啊！”冰心愤怒地说：“管他什么后台，反正我不能容忍：我绝不能容忍这种事！我听说以后可生气了，可生气了！”萧乾说：“是让人生气。现在，真不像话！”冰心说：“应该撤他的职！”好像不解气又加了一句：“换了我，一定撤他的职！”老人气呼呼的。
读罢这段话，感慨不已。多好的老人啊。不，她太天真，太幼稚了。这位躺在病榻上的老人，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得太少了。她老人家以一种童稚的认真去愤怒着。她还不知道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还有某些人用公款吃喝玩乐，用公款出国旅游，甚至用公款逛夜总会嫖妓女……
冰心老人的愤怒，乃我泱泱5000年文明古国知识分子善良正直、嫉恶如仇、为民请命的传统美德之反映，“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他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忧国忧民，敢说真话，为民请命。
然而，我常为冰心老人们的忧愤而感慨：这些充满着童稚的忧愤，能管用吗？对于某些角落中的践踏民主和法制，“嬉怒笑骂由你，赃官我自为之”的青皮斗士们，一个“世纪老妪”能有什么办法？在历届人大、政协会议上，也曾经有过不少不是“冰心的愤怒”而又酷似于“冰心的愤怒”。不过，话还要分两头说，冰心的愤怒，毕竟是不在位者童稚认真的愤怒，而人大、政协会议上的愤怒，那才是真正令人揪心担心之事。
《同舟共进》，1995，第9期
本·治本·正本
中国人素来都爱论“本”，诸如“正本清源”、“本末倒置”、“君子务本”等成语或熟语足可为证。“本”释义自然很多，大可去查查《辞源》、《辞海》。本文所论及的“本”主要是指“根源”、“根基”或“主体”。
有一句成语，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实属权宜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谓之“治标”；而与之相反的是抓住主要矛盾从根本或关键上解决问题，如“釜底抽薪”，此谓之“治本”。还有诸如“打蛇打七寸”、“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一类做法是公认的“治本”方法。又如治水，堵水固是一方面，但往往无济于事，堵了这边，水又往那边冲过去，倒不如挖渠以疏导，疏导才是治水的“根本”。故人们处理问题，往往既考虑“治标”，又着力于“治本”，“治标”是一种权宜之手段，“治本”是真正有效的措施。
由“打蛇”、“射人”、“擒贼”、“治水”之类的“治本”，便想到治国理政的“治本”。那“治法”，各个历史阶段自然有所不同。单说如今改革年头，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廉正党风官风，清明社会风气，其“本”在哪里，且如何去“治”，无疑又是治国理政者最为犯难之处。
不过这一切都明明白白地摆着：“治本”必须“正本”，“本”不正则难于“治”。一棵树，根基正了，枝叶才不歪；根基翻倒了，枝叶也必倒地。故今人曰：“正本”便是最有效的“治本”。古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勾践栖山中，百姓能致死”之类的格言。也有“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上梁不正下梁歪”之说法。《古今谭概》中“老大人”和举人之事就很能说明问题，你“老大人”（四品官）破规乘轿子，他举人也就有足够理由破规戴大帽子了。举人先生之歪便在于“老大人”这个“本”没有“正”。
近读史籍，得东方朔谏汉武帝之事。汉武帝怨怒他的子民百姓不愿意耕作。东方朔说，好逸恶劳，根子在上面。“正其本，万事理。”他请武帝将新制的华丽帷帐全烧掉，将新买的千里马全卖掉，并向百姓表示要改变奢侈作风，这才是“正本”和“治本”。东方朔认为，皇帝若失之毫厘，子民百姓就会谬之千里，“正本”之重要性不可忽视。倘若身为皇帝者提倡勤劳节俭，子民百姓也就会勤劳惜物的。
今时似乎也不乏叫人懊恼乃至骂娘的事儿，为什么用人老是搞“武大郎开店”或“近亲繁殖”？为什么剪彩、奠基之类的热闹事总是车水马龙桂冠如云，而需要扎扎实实艰苦细致去做的难事、实事总很少人甚至无人去做？为什么公款吃喝虽有三令五申却越吃越热，一年吃掉不知多少座医院、学校、立交桥？为什么教师发不出工资，可公仆乘坐的小车越坐越洋，越坐越豪华，越气派，越放亮？这恐怕也与“本”不正有关。源清流则清，源浊流则浊，东方朔这“正其本，万事理”这条明摆着的治国妙道，咱们恐怕还是要拿过来花大力气真真正正地抓它一百年才好。
《四川文学》，1999，第4期
挣钱·花钱·还钱
小时候，奶奶常给我们讲一个“挣钱、花钱、还钱”的故事，说的是从前有一个家庭，爷爷发奋艰苦创业，勤俭持家，拼命挣钱；到了父辈，养尊处优拼命花钱，坐吃山空债台高筑；到了孙辈，穷困潦倒还不算，还要还那一屁股永远还不完的债。
奶奶去世了，我们也长大了，但奶奶的故事总随着我们的视野的扩大而演绎着新的篇章。有这么一个国有企业，其三任厂长是三个样：第一任厂长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增创效益，是“挣钱厂长”；第二任厂长无所建树，坐吃山空，是“花钱厂长”；第三任厂长新来乍到，就背了一屁股债，是“还钱厂长”。
三种厂长中，最难受也最可怜的要算“还钱厂长”，刚上任，那沉重的债务就是你的了。还钱，还钱，还钱，苦恼没个完。有什么办法，谁叫你有一个不懂“挣钱”只懂“花钱”的前任！
而最舒服的还是那“花钱厂长”。上任伊始，还有点家底，于是挖空心思来“消费”，吃光也好，分光也罢，有权不用，过时作废，管他下任洪水滔天。
最傻且最亏的还是“挣钱厂长”。励精图治，辛辛苦苦，开创基业，创造效益，留下家底，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好处全给后人了。看着后人把他留下的账户里的钱花得光光的，把他留下的资产和家当卖得光光的，那心总在流血：“若知今日，何必当初？”其他的人尤其是其夫人也总在骂：“就你傻，为什么你不懂花钱？”然而事实证明，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
中国有些国企为什么老亏损老是“濒临破产”，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的一条，就是与第二种厂长有关。这号人躺在祖宗的老账上大手大脚摆阔显富好不风光好不过瘾，只因为“崽卖爷田心不疼”，“手心手背不是肉”。更有这么一种公有制的“老总”，办公时是“身在办公台，心在谋私利”，工作时“第一潜意识”是将公家的资金大把大把地转到自己的账户上。碰上这样的人，“国企”怎能不垮？又怎能不造就一批可怜的“还钱厂长”？
笔者到过一个县，曾听到群众说他们的书记，“××是挣钱书记，××是花钱书记，××是还钱书记。”在百姓心眼里，谁是挣钱的，谁是花钱的，谁是还钱的，分明得很。为什么有些地方原本是富足的，可后来却府库空虚，财政越搞越糟，糟到教师和公务员拿不到工资？怕也和某些“花钱书记”有关。手中有权，府中有钱，不用不花，过期全作废。为官一任，花钱一阵，不花白不花，至于债务和后果，管他的，自有后来人。而后来的接任者往往是这样的态度：“新官不理旧账。他欠的债，问他去！”如此这般恶性循环，府库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