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与牛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中国古来是个稼穑大国，中国的牛古来也就如此的多，且是自古以来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而成为农民的命根子。因此在中国当县长的当然也就得与老百姓的牛打交道。一是深入乡镇基层，山坡阡陌上，农场里，挤奶场中，随时可以见到牛；二是指导农民耕种，发展畜牧业，更是处处见到牛。
只是随着经济发展、百业兴旺，不少县长与牛打交道就少了。身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的城镇，居庙堂之高，坐的是沙发靠椅，出门代步的是放亮的小轿车，成年累月泡会海，攀文山，与牛们就隔远多了。星移斗转，今日毕竟胜于昔日了。当然，牛还是可以看到的，坐在小轿车内同样可以透过玻璃窗去看牛赏牛。
忽听到一则甚至是新奇的“县长与牛”的故事（不是故事，姑妄言之）。某县县长开着周身乌黑发亮的“奔驰300”下乡，惹得乡下老幼拢过来睁大眼睛瞧个不停，且七嘴八舌。一老者高声打趣说：“我的天，县长大人带来了800头牛。”众皆愕然。有不解者问其缘由，老者不紧不慢答道：“咱乡下人养一头牛值1000元，而县长大人这辆奔驰却顶咱们800头哩。”
这故事听来心酸，它并非虚构，亦非幽默，而实在是真人真事。显然，那老者是淡中见怒，绵中藏针，很值得深思。
随着经济的发展，现在县长坐轿车的多了。对这种现象，要作具体分析。如果条件允许，工作需要，群众也没意见，县长坐轿车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非议。今天恐怕不会有人苛求县长非得像过去那样步行或骑自行车下乡了吧。问题在于，有些地方尽管财政打赤字，黎民百姓尚未温饱，农民兄弟卖粮还“打白条”，教师工资累累拖欠，可县长的车子却是越坐越高档越漂亮，越坐所值的牛的数量越大。别的事情大可以塞责，可购买漂亮小汽车却马虎不得，只争朝夕，东奔西跑，乐此不疲，那就难免叫人蹙眉了。
关于“县长与牛”，笔者尽吐肺腑，寄以厚望。一愿县长们勤政廉正，守志敬业，使老百姓的牛更多，更肥；二愿县长们时常下乡，与老百姓的牛近些更近些；三愿下乡时不再出现诸如“×县长又带来×百（千）头牛”之类的新鲜事。此愿足矣。
《人民日报》，1994．1．24，获《人民日报》1994年度杂文“金台奖”。
穷与志
人的志气据说与穷富有关。“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便足可为证。拿这句话来审视生活中的某些人，还真有点道理。比如阿Q先生，当他连饭都吃不上，衣也买不起时，最要紧的决不会是种兰花做图画弄雕塑什么的，而是解决肚子和衣裳问题。
然而这老话也未必时时处处管用。当年陈胜躬耕田垅，能口出“苟富贵，毋相忘”，“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也”之壮语；年青时的范仲淹穷得顿顿吃稀饭，然而心系天下，奋发攻书；富兰克林少时粗茶淡饭，生活简朴，却能博览群书，先后涉猎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光学、生物学、天文学众多领域；明末清初顾炎武，明亡后隐居拒仕，安贫乐道，于华阴著成《日知录》等大批学术著作……凡此种种，正应了中国的另一句老话：“人穷志不穷。”
如今正值奔富的年代。奔富，或推动全社会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种宏愿大志。然而奔富总得有先有后，盖因人们奔富的条件、环境、素质不尽相同。开工厂、办实业、搞商贸的总要比种水稻、养鸡猪要富得快些；搞进出口、房地产或宾馆旅游的腰囊当然也要比“清水衙门”如坐机关者要胀得多。
于是贫富距离拉开了。一边是财源不断钱银滚滚，一边是清水衙门盼只盼快点增加工资。这种落差撩得一些坐机关者心痒痒早已捺不住了，“跳槽”、“炒更”、“下海”不亦乐乎。你、我、他都盯着个“财”字，谁财大谁气粗，谁发财谁光荣，谁穷困谁狗熊。更有那么一些原本清贫的官员，被人家的冒富撩得欲火中烧，便干起那“不拿白不拿，不捞白不捞”之类的勾当来，同样大踏步赶上了冒富的队伍。
奔富时代中面对清贫者的种种心态，当然也是时代的产物。人非草木，孰能无欲？但怎么“欲”，应该有个讲究。“跳槽”、“下海”，到经济大潮中去搏击，有利于经济建没，能增加社会财富，是好事；炒地皮、炒股票，搞第二职业，对第一职业心猿意马无精打采，于国于民不利，却不足取；倘若是利用手中那点权力去谋取私利，那更是作奸犯科，法纪难容。
如今坐机关人清贫，这是事实。然而时代要求坐机关人恪守职业道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富而富”。不然就不会美其名曰“社会公仆”。我还是赞成有一位当选为省长的公民上任时对记者说的这么一句话：“我们虽然穷，但穷也要穷得有志气！”这位省长对身边的八位副省长和属下的政府官员约法三章：一是不得兼职炒更，二是不得插手工程，三是不得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一时传为佳话。
“澹泊明志，宁静致远”，“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千百年来，已成为君子仁人智者们的高风亮节。当今为社会“公仆”者，不正呼唤这种千古激荡的浩然之气么！
《杂文报》，1994．2．1
说“样”
推销产品，没有不带样品的，采购商品，往往要看“样货”；成片开发要绘制蓝图模型；楼房设计、家具制作，当然也离不开“样本”。
生产、流通和科学研究需要看“样”，立身处世，修身做人，亦然。儿时祖母说过么一句民谚：“有样看样，无样看世上。”时隔30多年，至今记忆犹新。在幼儿园时，一切要学老师的，盖老师就是幼儿的“样”。上了学，又总要看“三好”学生的，盖“三好”学生是学生中的“样”。“自古将门多虎子”，个中之道理在于有父辈这个“将样”“虎样”。艺人之后代倘若又是艺人，大概便是小子学到老子的“样”了。
立身做人既然有“好样”，当然也就有“坏样”。《红楼梦》中的贾琏、贾蓉之辈何以寻花问柳淫邀艳约，还不是学了他们老子那个“样”？东汉末年官员贪赃枉法成灾，那是皇帝老儿的“样”，你皇上居然开设卖官鬻爵交易所，我辈也就“见贤而思齐”了。西晋大官僚们斗富成风，只因为“有样看样”。太傅何曾奢侈，“日食万钱”，犹嫌“无下箸处”。其“样”为儿孙们所承袭，代代相传，至永嘉末年，便倾家荡产，“子孙灭无遗焉”。今时一些人士，其“吹”、“拉”、“吃”、“捞”之“事业”何以这么“兴旺”？道理很简单，其顶头上司就是这个“样”。报上曾出现这样的新闻：某铁路局的头儿，利用工作之便，乘车皮紧张之机发了一笔不小之财，这下子可不得了啦，其手下的副局长、局长助理、处长、科长、调度室职工数十人皆“思齐”起来，大开“捞”戒。东窗事发，犯罪金额达百万元之巨。“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样”之力量于此可见一斑。
近读明代嘉靖年间无极县知县郭允礼手书的一则“官箴”及其与之有关的当代轶事，感触良深。郭氏的“官箴”书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这位郭知县将之悬于衙堂目之为座右铭。观其史籍，郭公果笃持此箴，身体力行，公正廉明，体恤民情，励精图治，深得百姓之拥戴。400多年过去了，这位郭知县治理的地方早已“旧貌变新颜”了。然而令人惊叹而深思的是历史推移至公元20世纪90年代，在新任的“父母官”——县委书记刘日的办公室中居然还展现着当年郭允礼手书“官箴”的古碑拓片。别的缘由姑且不论，至少可以肯定有点看“样”的鞭策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样”如此，坏“样”同样如此。我们的公仆，我们的“长”辈们，是学好“样”，还是学坏“样”，是给自己的后任、后人留下好“样”，还是坏“样”？愿三思而择。
《杂文报》，1993．12．7
扶贫的误区
每回下乡扶贫，便会有许许多多扶贫的故事：这次到一贫困县某偏僻山村扶贫，当然也收获不菲，要带回一份“新鲜货”——牛羊、水管、橡胶苗的故事。
先说牛羊。话说这扶贫的山村，山高林密草绿溪水清，是个养牛羊能致富的好地方。于是政府扶贫便从扶持贫困户养牛羊人手，于是也就有了养牛羊的故事：有这么一个贫困户，两年前用扶贫款给他解决一头牛十头羊，可是不出一年，那牛羊就没啦。问他这牛羊哪儿去了，他说病了难养活，给杀掉喝酒了。第二年扶贫，工作队将之批评教育了一阵子后，再扶持他几头牛羊，满以为他这回要好生照料好生放养，谁料又是故态复萌，牛呀羊呀又杀个精光。
再说水管。那被扶贫的山乡世世代代喝的是不干净的山溪水，扶贫工作队来了后给建起水塔安装了水管，于是村里人用上了自来水。谁知一阵子过去后，自来水管和水龙头给拧坏了，七歪八斜地躺在那里长了锈，自来水也就喝不上了。乡里知道了，责成村里派人从扶贫物资库里领出一批新水管新水龙头。谁知一年后，那新水管新水龙头居然像一堆废铁，静悄悄地躺在村头！村民们依然在喝着那世世代代都在喝的不干净的山溪水。
接着说橡胶苗。山村要脱贫致富，橡胶被列为重点发展的主要经济作物。可这村民穷得丁当响，领救济款可以，可要他投资种橡胶，没门！于是要给他解决资金、种苗、肥料和技术。橡胶坑帮他挖好了，底肥杂肥也下足了，让他去种，可他说我哪有钱买种苗！于是又得想法子。后来弄来了种苗，每株6元，乡里出5元，贫困户出1元，谁知这贫困户说，免费可以，要出1元，没钱！两年过去了，那大片大片的橡胶坑还静悄悄地躺在地上等待着橡胶苗。
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朽木不可雕也”。
古话曰：“哀莫大于心死。”人贫困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志短，意怠，“心死”。这号穷不思变、贫而无志的贫困户，你可是越“扶”越懒，越“扶”越贫。
然而，我们也应该从另一种角度来审视和反思我们的“扶贫”是否陷入了某种误区？不注重对贫困户的教育引导，不注重转变其观念和提高其文化素质，而只满足于给钱给物，这样的“扶贫”，绝不是真正的扶贫，而是一种“扶懒”，“养懒”。你一个劲“不让人贫困饿死”，他却饿着肚子躺着一个劲等着你来“扶”，等着你来“济”。老扶贫工作者常有着这样的谈助：去年你去扶贫，今年不去，见了面，他会这样责怪你：“怎么还不来扶贫？”“扶贫款什么时候才拨下来？”他甚至有这样的思想和言论：扶贫是你的职责，我的“贫困户帽子”不摘掉，你的“乌纱帽”可要被摘掉。
现在是市场经济，知识经济。劳动是金，志气是金，知识就是力量，科技就是翅膀。引导贫困户穷则思变，志在富康，学习文化科技，奋发图强，艰苦创业，当是首要任务。哲人说：用工作来摆脱不幸和穷困——这才是我们扶贫的真谛。扶贫的内涵，不在于给贫困户送去多少扶贫款，多少头牛羊，多少条水管，多少株橡胶苗，而在于治“愚”、扶“志”和扶“智”。
忽然想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传说“八仙过海”中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下凡，在一位勤劳创业的人家里受到热情接待。吕仙人用手指头将一块石头变成了金灿灿的金子权当礼物以表谢意。可主人坚辞不受。吕问其故，主人答道，我实在不想要什么金子，只希望得到你吕仙人那手指头的功夫——“点石成金”的本领。我想，我们的扶贫，不也应该是一种帮助贫困户掌握“点石成金”的本领的事业吗？
《人民日报》，1998．9．19
“扶贫”与“扶官”
在当今中国，扶贫是政府一项“天字号”的工作。都在奔现代化，且要跨世纪了，你还有数千万人在贫困线下艰难生活，这能不叫人急吗？因此，就有这么一个响亮的口号：“不把贫困带人21世纪。”
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扶什么，怎么扶，都大有文章。如今各地的“扶”法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粗略归纳起来大致是这么“四帮”：帮思想，帮路子，帮项目，帮技术。“帮思想”，就是要帮助贫困农民解决认识问题，扫除和杜绝其无所作为、“等靠要”等思想，使之穷则思变，振奋精神，立志脱贫致富；“帮路子”，就是帮助农民从本地实际出发，寻找脱贫致富的新路子；“帮项目”，就是帮助农民找到切合实际的好的产业和项目；“帮技术”，就是帮助农民学好农业科学技术，提高自身素质，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更好地进入产业升级。
这些当然都是好的做法，也算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但我总觉得这还不够，似乎缺点什么。去年参加一个穷困乡的扶贫，那里的做法无外也是“四个帮”，可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那面貌照样是落后，老百姓照样是那么穷，百姓们的思想认识呀，技术门路呀，还是像没“扶”之前那样令人摇头。
我不由得想起这个乡的“乡官”们。有这么三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第一件事是有某公司扶贫，提出要支援一批优质甘蔗苗，可“乡官”们不大喜欢，说最好是给钱，不要苗。我一听大惑不解，后来才弄懂了：要了钱，乡官们好花这花那；可要苗有什么好，又要储存保管，又要组织农民种植，有多麻烦。第二件事是好不容易给乡里拨下一笔扶贫专项款，一个月后去检查，吓，全没啦！一翻账，才晓得这是“乡官”作的孽：全用来吃喝、发奖金、买摩托车了。只是那扶贫的钱一分也没投入。第三件事是“乡官”们糟糕的上下班制度。原来，这乡离城里不远，“乡官”们大都在城里盖了“安乐窝”。每逢星期五下午，太阳还老高，他们就火烧火燎地“打道回府”；星期一，那太阳已升得老高老高，老百姓也在等着办事，可就是不见“乡官”们“击鼓升堂”！
懒，散，软，情不系百姓，心不在扶贫，志不在岗位，让这号“乡官”扶贫，甭说是“四帮”，就是“十帮”、“百帮”，也还是“涛声依旧”！
不久前又去了那个贫困乡，只觉得一切都变了。乡干部都下去抓扶贫，农民们都忙着种橡胶甘蔗木薯，一片热气腾腾。与农民攀谈，他们都露出笑容，说今年种植，明年可有收获。原来，县里发现先前那帮“乡官”不行，采取果断措施整顿“班子”，又走人，又“换马”，配备了得力的领导班子。新班子上任后，真抓实干，汗水和老百姓流在一起，带领农民大种甘蔗木薯，大养“三鸟”，给乡村和百姓带来了生气。幸福不会从天降，脱贫，可是要带领群众干出来的呀。
同是一片天，同是扶贫，但不同的“官”，其扶贫的效果就是如此大不相同。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我想，咱们对扶贫这等大事，应该注入全新的跳跃的认识，那就是：扶贫，不仅仅是扶农民，还包含着扶“官”（即“乡官”和“村官”），而且相对于“扶农民”来说，“扶官”更为重要，是更根本、更深层次的“扶”。那道理可是明摆着的：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群众说得好：“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
因此，民要富，先治吏；要“扶贫”，先“扶官”！把“官”“扶”好了，再加上扶贫的好做法（如“四帮”等），还有什么“贫”呀“困”呀不能脱呢？！
《人民日报》，1999．11．16
区长与胡同
在一个偌大的城市里，区长这类官可谓“太平洋警察——管得宽”。有一部电视剧，写的是一个旮旯胡同变迁之盛事，个中一位做区长的管旮旯胡同之事很有意思。他下胡同的下法十分独特：肩挎公文包，不开“桑塔那”，不带陪员秘书，骑着一辆旧单车。第一次到旮旯胡同，他这边晃脑袋瞧，那边伸脖子看，不料引起了佩戴红袖章的治安大伯的高度警惕，大喝一声当作小偷给逮住了，还抽下其裤带押至居委会，闹出一场不小的笑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