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界很快出现繁荣景象，各种刊物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作家队伍空前壮大起来。随着文学题材人物的广泛开拓，文学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风格也日益多样化。出现了从传统的民族形式到汲取外国作品表现手法的各种探索，产生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心态小说以及心理戏剧和电影等。各种文学门类特别是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随着我国电视普及率的提高而迅速发展起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涌现出大量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优秀作品。在诗歌方面，1976年的“四五”人民革命运动中出现的革命诗歌，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和序幕，预示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几名“四五”运动参加者编辑了《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并出版了《天安门诗抄》。此外，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您在哪里》，艾青的《光的赞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在小说方面，刘心武的《班主任》标志着短篇小说创作走向一个新的起点，同时它还与卢新华创作的《伤痕》一起开了后来被人们称为“伤痕文学”的先河。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徐怀中的《西线轶事》，王润滋的《内当家》等属于一时翘楚之作。中篇小说谌容的《人到中年》，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蒋子龙的《赤橙黄绿青蓝紫》，路遥的《人生》，梁晓生的《今夜有暴风雪》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长篇小说除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魏巍的《东方》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外，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古华的《芙蓉镇》，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刘心武的《钟鼓楼》，苏叔阳的《故土》，张炜的《古船》，张成志的《金牧场》，贾平凹的《浮躁》，柯云路的《新星》，老鬼（马波）的《血色黄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也都是此时期出版的优秀代表作。
此时期的报告文学则异军突起，其作品数量之多，社会影响之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地质之光》，鲁光的《中国姑娘》，胡平和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世界大串连》，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以及刘心武的纪实性文学《公共汽车咏叹调》等。
话剧方面，有《枫叶红了的时候》《于无声处》《丹心谱》《报童》《雷雨》《陈毅市长》《吉庆有余》《桑树坪纪事》《天下第一楼》等。
在电影事业方面，有《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牧马人》《喜盈门》《城南旧事》《西安事变》《咱们的牛百岁》《人到中年》《原野》《黄土地》《孙中山》《芙蓉镇》《老井》《红高粱》《孩子王》等。其中《老井》《红高粱》《芙蓉镇》先后获东京、西柏林、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大奖。电视剧方面有：《蹉跎岁月》《新星》《寻找回来的世界》《四世同堂》《红楼梦》《西游记》《凯旋在子夜》《努尔哈赤》《雪野》《严凤英》《秋白之死》《便衣警察》等。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有6000多名代表参加的全国科学大会，讨论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纲要》对中国自然资源、农业、工业、国防等27个领域和基础科学、技术科学两大门类的科学技术研究任务作了全面安排，从中确定了108个全国重点研究项目。其中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等8个影响全局的综合性课题放在突出的地位。科学大会的召开，尤其是同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981年到1985年科技事业按照“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从实际出发积极进行科技体制改革。1985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主要内容是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克服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技工作、国家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弊病，从根本上改变原来的科技体制和运行机制。1987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
1988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通过一系列改革，单一的管理体制得到改变，科技和经济脱节的问题开始得到解决，计划管理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开始形成，“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成为新时期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推动了全社会科技进步的进程，也促进了人才观念的转变。如今，科技人员靠发明创造致富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企业逐渐成为研究与开发的主体。一些民办科研机构已成为年产值上亿元的集团公司，有的已向海外扩展，或与大中型国营企业以多种形式联合，带动了传统产业的技术进步。民办科技已成为我国科技队伍中的一支生力军。
在国家正确方针的指引下，经过广大科技工作者的艰苦努力，通过组织实施一系列国家科技发展计划，形成了我国科技工作在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基础研究三个层次上全面发展的战略格局。
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科技攻关计划”始于1982年，其宗旨是集中全国主要科技力量，对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进行联合攻关。计划实施以来，获得大量科研成果，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其中仅“八五”期间获得科技成果6万多项（其中有35%达到国际水平），累计取得直接经济效益超过600亿元。“星火计划”是面向农村发展经济的科技计划，宗旨是把先进适用的科技项目像星火一样撒向农村，指导农民依靠科技振兴农业，引导乡镇企业依靠科技提高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经济进程。到1998年年底，“星火计划”已组织实施项目50634项。现在，“星火计划”的发展已逐步从“短、平、快”单个技术试点示范项目，向培育支柱企业和星火技术密集区的方向发展。为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和技术创新能力，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企业技术进步机制，国家于1996年开始启动“国家技术创新工程”，并已取得进展。
为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前沿，自1986年起国家开始实施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到1998年年底，“863”计划囊括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激光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已有1398项完成并取得了成果鉴定，其中，550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引导和推动高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尽快建立起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1988年，国家开始实施“火炬计划”。到1998年年底，我国“火炬计划”共组织实施了国家级项目3536项，地方级项目9036项。由于这些项目以银行贷款和自筹款项作为资金来源，完全按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实施，因而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特别明显。据统计，仅1998年，火炬项目实现产值就达1256亿元，实现利税达212亿元，出口创税达17.7亿美元，为创立我国高技术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探索出一条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为发展基础研究，赶超世界水平，从1991年起，我国开始实施“攀登计划”。目前我国基础性研究工作在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建立起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合肥同步辐射装置、太阳磁场望远镜等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装置；在高温超导研究方面，我国一直处在世界的前列；在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也出现了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
1992年中央决定依靠科技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综合国力。为此，召开了一系列会议，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颁布《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技术纲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进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恢复中国科学院院士称号，成立中国工程院等。
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进步的决定》，接着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号召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次会议是继1956年、1978年之后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科教兴国”战略的内容主要是：一方面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另一方面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位置上。1998年6月，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成立，负责实施“科教兴国”战略。面向21世纪发展知识经济的机遇和挑战，提高科技与教育水平，全面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推动全社会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促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实施这个战略所要达到的目标。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研成果硕果累累。其中数学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研究成就得到了世界公认。1979年12月27日中国科学家用人工方法取得了有41个核糖核酸的人工合成成果。它的合成为研究核酸结构与功能的关系，开展遗传工程、病毒、肿瘤等方面的工作创造了条件。自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到1998年，我国已成功发射了五十多颗各种轨道的人造卫星，而且掌握了较高的卫星回收技术和地球同步卫星的控制技术。1981年9月20日，我国首次用一枚运载火箭发射三颗不同用途的空间物理探测卫星成功。1984年4月用“长征3号”运载火箭发射的地球静止轨道通信卫星，成功地定点在东经125°赤道上空。从此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一箭多星”发射技术、地球静止轨道卫星发射技术的国家之一，并具备了为国外用户发射应用卫星的能力。1999年11月20日我国发射第一艘“神舟”号试验飞船，经遨游太空21小时后于21日成功返回地面。试验飞船的成功发射与回收，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技术有了新的重大突破，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