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努力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和监督等职能，更好地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1993年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到2000年年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地方各级人大做了大量工作，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主要表现是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一方面，全国人大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的重要法律，地方人大通过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任期内把立法工作特别是经济立法放在重要位置。五年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129件；通过法律85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3件，共计118件，其中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法律和法律问题的决定占2/3。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一至四次会议期间审议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87件，其中通过法律46件、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11件、法律解释1件，共计58件。特别要指出的是，2000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并于当年7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的制定，对于规范立法活动，健全国家立法制度，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保障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构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7个法律部门已经比较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也大多已经制定出来。因此可以说，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初步形成。另一方面，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宪法赋予的职权，加强了监督工作。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逐步加强了对法律实施的监督检查工作并已形成制度。1993年至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检查了21部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情况。1998年到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10余部法律和关于法律问题的决定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多次听取和审议国务院及其相关部委的工作报告，同时，围绕国家的中心任务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展情况、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工作情况、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情况、大江大河流域治理情况、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情况、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等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情况和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情况等，听取有关部门的工作报告。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993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载入宪法，这对于促进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同时，民主党派还发挥监督作用，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与无党派民主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和建议。
第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民族工作。1984年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1992年1月14日至18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召开，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召开的民族工作会议。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正确方针的指导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一步得到落实。截止到1998年底，我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自治区5个、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还有1256个民族乡。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民族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5%，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行使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同时，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还行使立法权、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权、经济发展权、财政权、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权、发展教育和民族文化权、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权，以及科技文化发展权等。民主法制已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我国是一个有多种宗教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经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8.5万余处，各种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全国性和地方宗教团体3000多个，宗教院校94所。正确处理宗教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在我国，教徒可以按各自宗教的教义及习惯，在寺庙、宫观、清真寺、教堂和个人家庭中进行各种正常宗教活动。宗教团体和寺观教堂的合法权益受到法律保护，教职人员履行宗教教务得到尊重和保护。政府通过国家宗教事务局，对宗教事务依法管理，保证党和国家的宗教政策得到贯彻实施，努力维护宗教领域的团结稳定，把全体信教和不信教群众的意志和力量集中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来，为我国跨世纪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989年1月28日，十世班禅大师在西藏圆寂。国务院于大师圆寂后第三天作出了《关于第十世班禅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批准成立了以嘉雅活佛为首的寻访班子，1995年11月29日，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仪式，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在拉萨大昭寺举行。西藏那曲地区嘉黎县6岁男童坚赞诺布中签。随后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批复特准坚赞诺布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其坐座典礼于12月8日在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举行，李铁映代表国务院向他颁授金册和金印。1996年1月12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京接受了第十一世班禅的拜见。
第四，加强司法、执法工作，以廉政建设、整顿纪律、严肃执法为重点，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政法队伍，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1992年以来，人民法院围绕“保障改革、促进发展、维护稳定”的基本任务，认真执行宪法和法律，全面加强各项审判工作。为进一步保证严肃执法、公正裁判，人民法院全面推进审判方式改革，进一步贯彻公开审判的原则，依法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显著成效。1992年以来，人民检察机关成功地侦破了一批在全国震动大、影响大的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1993年至1997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职务犯罪案件387352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29.2亿多元。1998年至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118579件。通过办案为国家和集体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31.7亿多元。这些案件的查处，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充分显示了人民检察机关在反贪污贿赂斗争中的巨大作用。
加强司法、执法队伍建设，从根本上保证严肃、公正执法，是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党和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1995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加强和改善司法、行政执法和执法监督；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滥用职权等现象，建立对执法违法的追究制度和赔偿制度；加强司法、执法队伍建设。
此外，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还进行了加强和扩大基层民主建设、建立和健全律师制度、在公民中进行普法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哲学、文艺、科技的发展
在经过10年“文革”的禁锢之后，哲学界在1978年上半年开始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使整个中国思想界获得了解放。更直接地推动了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哲学界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进行研讨争论。如对哲学自身反思的一些问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邓小平著作中哲学思想研究；当前改革中的哲学思考；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问题；唯心主义评价问题；价值真理问题及其他许多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和争鸣，表现了哲学思想的活跃。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也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具有新意的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哲学史的著作大量出版。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有：肖前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山大学哲学系等单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舒炜光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原理》等。
此外，在中外哲学史和当代外国哲学思想的研究方面，也取得很多成果。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要著作有：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近代哲学史》《宋明理学史》；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史论》《中国哲学发展史》；孙叔平的《中国哲学史稿》；辛冠杰等主编的《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吕希晨等的《中国现代哲学史》；刘梦义等的《中国当代哲学史稿》等。有关外国哲学史和外国当代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有：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合编的《欧洲哲学史教程》；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邢贲思的《欧洲哲学史上的人道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张世英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杜任之的《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刘放桐等的《现代西方哲学》；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
在经济学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实现，经济学的研究十分活跃，取得了显著成果。在研究上。除对《资本论》等继续研究外，主要集中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基本上是50年代从苏联教科书搬来的。而我国在70年代出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体系上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很深，其特点是把力量放在解释党和国家的经济政策上，内容远不适应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传统经济学的局限，并试图建立新的体系。在1984年9月于苏州召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讨论会上，出现了不同体系的意见。成书出版的有：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及其续集；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一）（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十三篇文章》等；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等；薛暮桥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中国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改革》等；马洪的《社会主义再生产和国民收入的分配》《经济结构与经济管理》《试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新战略》《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
在社会学方面，建国后30年，社会学被取消禁绝。1979年社会学才得以恢复重建。北京、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推动了社会调查活动和学术讨论。在城市人口控制和降低生育率研究方面、家庭婚姻和小城镇研究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近几年还开展了对改革中的社会问题等的讨论。社会学研究正在日益渗透到其他各个专门科学的领域中去。在著作上，翻译国外的著作有：《社会学》《社会学和现时代》《婚姻家庭与现代社会》《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等；国内的著作有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费孝通编著的《社会学的探索》以及《社会学概》《社会学纲要》《家庭社会学》《婚姻社会学》《婚姻家庭文集》《人口研究论文集》《现代社会学比较研究丛书》等。当前我国正值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学的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
历史学在我国是一门比较发达的学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各种专史学会纷纷成立，历史学各个方面出版的著作、论文、教材和知识读物成果累累，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还有陆续编辑出版的《当代中国》丛书等。此外，在中外关系史和国别史研究方面、历史古籍整理等方面也获得了可喜的进展。
考古方面的成绩异常辉煌。古代遗物和遗迹不断发现。1975年~1980年在云南禄丰石灰坝又发现了一个距今800万年的腊玛古猿头盖骨和下颌骨化石。1978年，在陕西大荔县发现了一个较完好的人类头骨化石。1972年~1979年在陕西临潼姜寨发掘出处比半坡更为完整的村落遗址，1978年在湖北随州擂鼓墩发掘了曾侯乙墓，发掘出一套罕见的古乐器编钟。1980年在陕西淳化县史家村发现一座西周墓葬，出土一批青铜器，其中一件圆形鼎重226公斤，是迄今发现的最大圆鼎。1980年12月初，在秦始皇陵西侧发现了两组大型铜车及铜马、铜人，其工艺造型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法学也迅速发展起来。1982年7月成立了中国法学会，地方也成立了一些法学会，并展开了学术活动。出版发行了法学书籍2000余种，包括新编写的《法学概论》《法学基础》等教材。法学刊物由原来的几种发展到20多种，并创刊了《法制日报》及地方性的法学刊物和报纸近60余种。几年来，法学界从中国实际出发，密切结合改革开放的进程，讨论了一系列法学理论与实际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国际上法学发展的推动，我国法学界正面临着如何进行法学改革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