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榜美”彰显出了文人“锁定美”和“探寻美”的真实动机，之所以要“标榜美”其实是要向世人宣布两件事：“一、我找到了‘美的所在’；二、我是一个文人，我所以千辛万苦地寻找美，是为了‘文化’。”“标榜美”在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贬义，它只是勤勉上进而又充满了文化使命感的中国文人印证自我价值的表达方式。
通过写诗作文是一种手段，通过言传身教也是一种手段。我们熟悉的孔夫子，他的教学事实上是围绕着他的政治理念展开的，而要准确且生动地传递自己的理念，就需要通过现身说法、言传身教等方式，无论学术还是政治，都有其“美”的成分，至圣先师为人们所世代称道的其实就是他不同寻常的“标榜美”的强健的表达方式。
为什么把这一系列的行为称作“标榜美”，以至于产生一定程度的误解？其实“标榜”并非什么值得说三道四的行为，他的学名叫“展示自我成果”和“完善自我价值”。“标榜美”，不过一种狗急跳墙的粗拙的说法。
无论是“锁定美”、“探寻美”还是“标榜美”其实都不过是中国文人的审美习惯，而这些习惯究竟在怎样地影响着中国文人的审美热情的呢？
其实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解释更贴切，但这无疑需要更多方面的事实和材料印证，圈子就兜得太大了。在此只做最粗浅的说明。“审美”的心理特征和“犯罪”的心理特征有一定的关联之处。“锁定美”好比是“蹲点”，摸清虚实，同时调动起犯罪的兴趣；“探寻美”是“作案”，从而走近自己的终极目标；“标榜美”是“分赃”和“销赃”，使犯罪的最终“价值”落到实处。中国文人长期经受着封建专制的胁迫和贫病交困的打压，过着囚徒和奴隶一般的生活，所以即使是做自己分内的事也觉得瓜田李下，畏首畏尾。一定程度上，他们把“审美”当作工作甚至生命的一部分，而遗憾的是——社会的牢笼的钥匙却并不在他们的手中。中国文人的“审美之路”是坎坷的，往往伴随着“贬谪”和“流放”的沉重的镣铐声，中国文人的“审美习惯”和“审美方式”却绝对是高贵的。“锁定美”需要慧眼，“探寻美”需要果敢，“标榜美”需要才学——哪一样单独来谈都足以穿越荒诞的谗言和如织的箭雨。
中国文人向世界上的所有文人一样，对“美”的渴望几乎是本能的，但他们不能像欧洲那样可以时时处处以“宗教”或是“反宗教”为借口踏上“寻美之路”，做下一个加尔文或马丁路德；更不可能像美洲那样插着一面“自由”的旗帜就可以为所欲为。要不是周密的审美习惯，人格的仪器很难在文化和政治间旋转。
中国文人使用的毛笔比其他国家的文人使用的鹅毛笔要见功力的多，不光因为书法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实在是因为在强权的刀丛中，任何的控诉都有可能为历史留下一片苍白。中国文人所以主张这样的审美方式，第一要务是给皇帝一种姿态，即“我只是个单纯的穷书生——只会走啊走啊，写啊写啊的”。好比柳子厚之于柳州、永州，刘梦得之于夔州、连州，苏子瞻之于黄州、惠州…诚然，谁教“民主”的对话记录中至今还没有出现中国文人的名字。如果我们的老前辈们早一点知道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早一点向彼得拉克、拉伯雷或是霍布斯、孟德斯鸠他们抱以崇敬的注目，估计就不会再死命坚持自己正处在“天朝上国”这样的混账论调了。
我们试想，如果把“标榜美”放到第一步，先用锦绣文章编制出飞向“美”的羽翼，那会损失多少来自东方的学术成就和血肉生命。统治者们会对叫得最响的文人冷冷地递来一个白眼，找个借口就永远地封住了他的嘴。谁让你偏偏要逞能？在奴隶的法则里，“逞能”意味着“无能为力地面对死亡”。
中国文人的审美习惯还表现在他们对于实实在在的“美的事物”的态度上。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对为了追求梅花的欹斜之美而故意“病梅”的行为做了冷峻的批驳。但事实上，对于“美的事物”，大多数的中国文人会选择在上面留下自己的痕迹。我们所司空见惯的传世之作上的历朝历代的文人用印就是一种有力的证据。甚至像乾隆这样自我感觉过于良好的皇帝还会在传世的艺术品上题个“神”字什么的，以印证自己看似不凡的审美水平。而相同的情况，如果在西方发生就极其可笑了。我们不难回忆，《蒙娜丽莎》的额头上并没有留下密密麻麻的鉴赏者的名号，而园艺业无比发达的国家也没有创造出“盆景”这种艺术品的能耐。“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是一般中国文人选择的审美总结，而能做到“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也似乎只有佛祖。
毋庸置疑，中国文艺能登临如此之高的人文之巅，“审美习惯”是做了贡献的。而当今的文艺竟至落到如此田地，是否也应启示我们从“审美”上反思呢？
2008年7月25日
困局前的一点反思
——读《吴晓波全集》近日一直在读《吴晓波全集》。书是地摊上随便就能低价买到的盗版书，把他近些年来颇有影响力的《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统统烩到了一起，读起来没什么头绪，读进去却煞是过瘾。这并非我有意为“盗版”这一丑恶的强盗行径张目，但有趣的是，胡乱把一个人不同时期写出的东西丢进碎纸机，再把雪花一样的碎片重新在胶水缸里滚上几滚，不知怎的，写书的人就从印刷品里瞪着眼活过来了。而期待那些印制精美，却又正襟危坐的正版合订本，实在教我本已贫瘠的耐心和塞满无奈的钱囊都饱经学术尊严和市场经济的善意折腾。
吴晓波论中国企业的书文人气息很浓。无论是上文提到的《大败局》、《激荡三十年》，还是出自他手的别的一批谈企业、说财经的文章，都有股多年浸淫文墨的憨直在里面，并不计较一家的是非成败，并不热衷对成为传奇的企业奋斗经历和已经作古的衰落伤心史做自以为是的点评，与其是“论企业”，更多的是在“写企业”，让我从钱权交易的血雨腥风和成王败寇的升沉跌宕里尚能品尝一缕举国标榜，却实然罕见的人文关怀。这种阅读体验，让我对自己一度高山仰止，因而毫不感冒的被称作“商业圣经”的一批作品改变了不少看法。
盗版者所编《吴晓波全集》，我着重读了《大败局》和《激荡三十年》，随他可堪优雅的笔触翻开了一页页历史的阵痛和民族的愁伤。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都是自力更生地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任何成功的荣耀都要付出难以言喻的艰辛，任何一着臭棋却都有可能致使全部的心思和经营付诸东流。
中国的历史很长，商业史也很长，但我们用其中的绝大多数时间和不同时代粉墨登场的各色人等无休止地纠缠，真正可以了无牵挂地埋下头来积累天下财富，制定公道合理、通行海内的社会规则的应当说只有最开始黄河流域的先民被唤作“商民”的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这风云激荡的三十年。两段历史一作比较，我们马上可以发现，殷商时期，人类的基本主题是“生存”，尽管我们早已从阴冷黑暗的洞穴搬进宽敞舒适的宫阙，但黄河只需稍动怒气，文明的创造顷刻间就被夷为历史的遗迹，纵然有“商”，在人们眼里还远远够不上“汇通天下”、“广聚良财”，只是同拎起农具下田一样，是人们活下去的必要选择。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虽说改革开放之初全中国有很大一部分地区的人们还挣扎在“温饱线”上，但短暂的滑行之后，中华民族的起落架还是收进了舱底。在这段时期，乘着历史的东风，很多人富了起来，人们甚至已经不满足于上班下班不迟到不早退，手里除了单位开的工资条，还有国债、股票、基金，甚至花样繁多的理财产品，银行的存取款业务几乎已交给机器执行，有限的人力更关心让你跳出利息的窠臼，飞向更高层次的财富蓝天。
这三十年是中国真正走向现代化强国之路的三十年，是盛产英雄人物的三十年，是启迪民智，重归世界主航道的三十年……再多的赞美也不能涵盖三十年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但就在这座巨大的光环之下，有一个群体始终不能放心地坐下来，心无所系地享受三十年的伟大成果，他们必须始终瞪大眼睛，绝不放过任何可能成为机遇的社会信号；他们必须始终枕戈待旦，随时迎接“两个战场”的惨烈夹逼；他们必须把民族实业的旗帜传承下去，却又不得不放下身段“取洋经”，甘心情愿地做人家的学生，不停地用败仗交学费；他们甚至不能享受安定的家庭生活，天南海北，有一半的生命都贡献给了旅途——这群孜孜不倦的行者就是“企业人”，他们带给中国巨大的财富和光荣，却不得不第一个站出来背负时代压到肩上的重量。在开始我的一点反思之前，我首先要郑重地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前仆后继的中国企业人献上我最诚挚的敬意，你们获得的令人艳羡的财富相比较于你们的历史贡献和时代意义，实在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物质补偿；共和国之舟能乘风破浪地驶到今天，你们也是直挂云帆的一群英勇的水手。沧海横流安足虑——你们的盛宴才刚刚开始。
在吴晓波先生的启迪下，作为一个纯粹的门外汉，我很愿意“大言不惭”地谈一点我的反思，很多叱咤风云的企业人和曾经家喻户晓的大企业所以会纷纷成为飘散在改革开放之路上的昨日风尘，社会原因是很深刻的，而自身存在的局限性，甚至劣根性，同样在自掘坟墓的过程中扮演了辛勤的入殓师。追求谜底的答案向来都不只是业内人士的专职，门外汉自有他凌驾于是非之上的独特视角，或许以这样的眼光看问题才真正能挥出亚历山大劈开格尔迪奥斯绳结的一剑。
在我看来，中国企业，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存在的第一大问题就是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
我们截取一段特殊的历史片段作为例证。在2000年前后的“国退民进”中，很多地方政府都积极参与到企业的出售和股权转让中，甚至通过手里掌握的得天独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等资源，间接影响企业内部的重大决策。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尚在“国退民进”的改革阶段，要让政府彻底松开缰绳是万不可能的。而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很多地方政府和企业人明显对国家政策缺乏深入理解，对当前形势没有正确的独立判断，甚至在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连基本的取舍准则都不讲。
这些错误倘若放在一家单纯的国有企业身上并不会带来存亡之祸，决策失误，纠正它就是了，至于造成的损失，自有全国的纳税单位代为埋单，回旋的余地相对来说比较大；如果这些错误出现在一家地地道道的民企身上，而它企业内的产权又不至于不清，同样不会造成多么恶劣和深远的社会影响，毕竟与国有资产不沾边，对很多是是非非就会拥有天生的绝缘层。在这两种情况下，等待企业的无非就是破产重组的宿命，断然不至于撞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熨平的滩头上。但企业一旦处于“国退民进”的时代背景下，同时又遭受产权不清的困扰，认祖归宗属于国有，但大小事务全得听从股东大会，如此情形，倘若出现决策失误，那既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同时还会激起民众对国有资产的护犊情结，“进退维谷”一点都不夸张。
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改革无异于一步险棋，但问题是很多处于改革阶段的企业甚至意识不到社会无形之中加给他们的压力，脱离国营的企业正准备捋胳膊挽袖子大干一场，根本不把决策上的失误放在眼里，觉得没人再会站出来挡自己的道，可是忽略一道小小的门槛，往前一步竟然不是华丽的殿堂，而是冰冷的坟墓，不仅血本无归，甚至还得背负起举国上下的口诛笔伐。这个时候，刚脱离政府束缚的企业都会感叹自己“阴沟里翻船”，其实是他们没有认清当前自己所处的阶段，更加没有储备足够的危机意识，“扛事儿”的后备力量不见了，等待自己的是雪片儿一般的传票。由此可以约略看出，中国企业对自己身份地位，以及时代赋予自己的特权和短板都认识不够，对危机缺乏一副灵敏的嗅觉，对应对危机的办法甚至缺乏起码的考虑，这是缺乏战略眼光的集中表现之一。
而在践行科技创新，把握知识经济的时代精神方面，中国企业又普遍显示出缺乏远见的一面。
讨论这一点，我不得不请出一家已经作为经典教案的企业，可惜是反面教材——
姜伟和他的沈阳飞龙集团，吴晓波先生称二者是“一个充满了悲情诗意的企业家和他一手谱就的咏叹曲”。
翻看《飞龙大事记》。1990年10月，姜伟来到飞龙。此时的飞龙只是一家注册资本75万元、职工60多人、生产一种名为“飞燕减肥茶”的小厂。稍后，姜伟开发出延生护宝液。尽管延生护宝液通过姜伟的广告轰炸一片旺销，但在1995年4月18日，姜伟不得不宣布已经取得了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的获准文书的飞龙集团放弃上市。《大败局》里详细记述了姜伟放弃上市的始末，在此挑选一个重要的片段。
我们注意这个片段——“香港的律师告诉姜伟：‘账面上的利润没有意义，在香港，8个月的拖欠即为坏账。’他们问：你每年的技术开发投入是多少？姜伟咬咬牙说：‘2000万元。’对方又问：你们那么点投入，如何在未来5年支撑起20个亿的销售额？姜伟一时无以作答。”
相信不用我做任何分析诸位也能看出姜伟在促成飞龙香港上市的征途上犯下的最大错误。一家营销和制造保健品的企业，把过多的资金空间留给广告轰炸，而把广告轰炸后仓底剩下的破铜烂铁作为构筑科研航母的材料。延生护宝液固然是赚钱的灵药，却远远谈不上济世的金丹，既然不是金丹，人们从需求上就没有绝对的依赖，广告轰炸过度反倒会招致民众的反感，就像当年央视一手炮制的标王“孔府宴”和“秦池”，一番广告轰炸之后，举国皆醉，酒气熏天，引起了公众此起彼伏的声讨。姜伟以及同时代的很多企业家都容易陷入广告战略的误区，加之央视一类的主流媒体从中极力撮合，更把企业家逼到了广告大战的阵地前沿。姜伟并非最迷信广告战略的一个，但他着实搭错了广告这趟高价顺风车，或者说已经到了目的地，却始终赖到车上不肯下来。保健品行业怎可离开强有力的技术支持？虽说现代人买延生护宝液之类的保健品大抵用于送礼，但只要是往嘴里送的东西，没有令人信服的品质保障和科技含量，是着实糊弄不了多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