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又挂念着扔在家乡的两个孩子，原本性格开朗的杨汉秀沉默了，整日郁郁寡欢，极少与女大同学往来，她怕牵累同学。饭后，汉秀常常自己出去散步，回来眼圈总是红红的，“抢救运动”中连这一条也成了疑点。在“车轮大战”式的审讯中，要她“坦白”为什么离开那个有权有势的家，到延安这个苦地方来？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延安后为什么总单独活动？担负什么秘密任务？两个孩子留在家里，是不是国民党扣下的人质？
审讯人神秘兮兮地说，有人当特务是不自觉的，国民党找你谈完话，你自己还不知道。国民党就已经把你发展成特务了并登录在案了。明告诉你，组织上已经掌握了大量材料，就看你交待不交待了！
你们有证据了，就把我枪毙了吧！杨汉秀愤怒地说。
她被关进牢房，几个月里折磨得死去活来。直到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听说此事，不禁大发雷霆：乱弹琴！要审就审我朱德，是我把这个“特务”领进延安的！
历尽坎坷、饱受折磨的汉秀病倒了。需要动手术，躺到病床上，汉秀用微弱的声音说，不用给我打麻药了，留下药品给前方战士吧，我能忍住。用盐水消毒，锐利的手术刀割开鲜活的肌体……汉秀让两位护十死死按住她，她痛楚得浑身颤抖，泪水直流，嘴唇咬出了血。抬下手术台时，汉秀已昏厥过去。
护士和在一旁守候的同学都哭了。
杜惠(原在光明日报)，是著名诗人郭小川的夫人，90年代中期我们去采访时，她那时虽然年逾七旬，可性情活泼，嗓音清脆，依然还像个朝气蓬勃的女孩。回忆起“抢救运动”中的悲惨经历，她有着独特的感受。杜惠原名邓蕙君，因喜爱杜甫的诗，后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杜惠，意即“受杜甫诗歌之惠”。她生于四川一个教师世家，在成都读高中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抢救运动”中，康生对四川、河南的党员下手特别黑，信口开河说那里来的基本“都是假党员”，要“狠查狠整”。当时杜惠被送到临时成立的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受审，因她坦率地批评学校整风“空洞无物”，被康生宣布为“七人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后又被怀疑为“特务”。可攻来攻去，杜惠坚决予以否认，只好又把她投入中央社会部的监狱，带上手铐脚镣，单独关押。
连续3天3夜的突审，杜惠疲惫不堪，头大如斗。骨头架子都要散了。她觉得自己随时有昏倒死去的可能，但神志还是清醒的。她努力搜索全部记忆，自认投身救亡运动以后，接触的全是好人和革命者。到延安后，她也倍受信任，有一次中央办公厅从女大中挑选4位政治可靠、字又写得好的女同学，为毛主席抄文件，其中就有她。审讯中，杜惠只有一句话：谁说我是特务？把我带到毛主席跟前，我敢当毛主席的面和他对质！
那天早晨，随着几声很凶的叫喊，她与别的牢房20余位同志被押出去，押在最前面的，就是因写了《野百合花》而名噪延安的王实味。王实味的“问题”当时已升格到“特务”、“托匪”、“五人反党集团的头目”(这一“反党集团”直至1982年才获平反)。这批“坏人”由持枪的士兵看守和引导着，排成一行缓缓行进。杜惠心想，以往审讯，都一个一个押出去，这回拉出这么多人，大概是要枪毙了。她冤气冲天，觉得这辈子什么问题也搞不清了。她想定了，到刑场上一定喊几声壮烈的口号，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一行人被押到大礼堂，里面正在开“抢救”大会，下面坐得满满的，都是正处于审查阶段的“被抢救者”。押送的人命令杜惠他们在会场后面站成一排示众。主持会议的人指指他们说，如果在座的不坦白，后面这批人“就是你们的下场”！杜惠站在那儿默默听着，感到一种莫大的耻辱。座中许多人都是前后脚来延安的战友，彼此非常了解，个个是赤胆忠心的革命者，而这会儿她莫名其妙成了“特务”和共产党的阶下囚，那些同志也都沦为“怀疑对象”，照这样搞下去，延安的革命队伍里还能剩下多少人呢！杜惠愈想愈火，不过看这架式，大概是先宣判再枪毙，想什么都没用了。
接下来，是听徐特立做报告。徐特立说，这场审干、抢救运动是必要的。你从白区来，你的许多情况党不清楚，审查你，怀疑你，这是为了将来革命事业大发展的需要……你自认为你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可党一审查你，你就闹情绪，喊冤枉，搞对抗，或者说假话，把真相搞混。这就证明你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还有非无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他举例说，审干中，陕北英雄刘志丹自动把双手伸出，让审查人员把自己铐起来，说什么时候把我审查清楚，什么时候再放我！
今天看来，徐特立的话有正确的一面，也有错误的一面。他期望所有党员能够百分之百地忠诚于党的事业，这是对的。但是，当党的某项工作或者“运动”搞错了搞过分了，连党员闹情绪提意见喊冤枉都不许，面对谬误必须无条件服从，甚至还要求党员依然要深刻自省，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可言？错误靠谁、靠什么力量纠正？正因为这种把党的“指示”和党的领袖“神化”的不良作风一直没能得以彻底清除，才酿成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错误，特别是“文革”的惨祸。不过，当时的人们是无法看透历史洞悉未来的，党员们对党的热爱也是相当单纯的，因此徐特立这番要求党员高度忠诚党的事业的话，竟然说得杜惠热泪滚滚。
听完徐特立的报告，会议散了。回牢房的途中，杜惠心潮起伏。她深深被刘志丹的自觉精神所感动，想来想去，人家那样一个大英雄还自觉接受党的审查，自己算什么呀。看来，还是自己闹情绪而对抗不对。跟自己的党逞什么英雄呢，好吧，为驱日寇救中国，为党的伟大事业，把自己的一切向党解剖吧！
由感动而自责而伤心，杜惠大哭了一场。当夜，她热血沸腾，眼角噙着泪花伏案疾书，严格清理着自己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一夜之间竟然写了上万字。直至抗战胜利的1945年8月，杜惠才从社会部监狱放出来。
当她回到自己家的窑洞时，郭小川喜出望外，热烈拥抱了妻子。他上下端详着神态昂扬的杜惠，有些纳闷地问，看你的模样，好像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你没有被整垮吧？
杜惠骄傲地说，如果说我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我从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出来了！
李蜀君，一个娇小的四川女性，饱满的前额，大大的眼睛，看上去那么柔弱，却是一位历经摧折、千锤百炼的志士。但是，在延安那个狂风呼啸暴雨倾盆的夜晚，当她伏在炕上向党组织书写最后一封信时，心里郁结的悲愤终于冲决了理性的堤坝。
自幼丧父，家贫如洗，16岁时嫁给一个地主的儿子。她起早贪黑地劳作，丈夫在书房里读书，她坐在一旁飞针走线，丈夫有闲心了，就教她识几个字，时间长了，听多了看多了，很快就能读书读报了。她的勤奋聪颖深得夫君和公公赏识，便送她出去上学。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席卷四川，苦难出身的李蜀君脱颖而出，组织示威，张贴标语，创办妇女文化补习班，她那非凡的活动能力引起敌人的注意。两度被捕入狱。敌人要她交待地下党组织及其丈夫(也是共产党员)的下落，老虎凳，辣椒水，竹签刺指，皮鞭打得浑身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当她被冷水喷醒，摇摇晃晃站起来时，回答还是一个“不知道！”
经友人打通关节，李蜀君被保释出狱，但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她不改初衷，历经3年苦苦寻找，才找到地下党。面对组织，谈到这几年党组织被破坏殆尽，许多亲密战友、包括丈夫廖伯华惨遭杀害，自己在狱中所受的种种酷刑，长期郁结在心头的悲愤一齐进发，她失声痛哭，在旁同志无不泪下。
身体屡遭摧残，已经弱不禁风了。同志们说，你先不要工作，静养一段吧。不！她又投入四川波澜壮阔的抗战救亡运动。1940年，有情报说，国民党特务又把李蜀君列入黑名单因处境危险，党组织当即把她送到延安，在女子大学任干部科长。她的美丽聪颖及四川女性所特有的温柔与勤勉，引起女大副校长柯庆施的倾慕，相处半年后两人结婚。
一个万死不辞、万难不死的女性。多少次组织被打散，她不肯离去；多少亲人和战友被杀害，她义无反顾接过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泊继续前进，由这样的勇士组成的政党怎么会不是铜墙铁壁！横眉冷对千夫指，伏首甘为孺子牛。奇怪的是，在敌人面前无比坚强的李蜀君，在党的面前却变得十分的柔弱。“抢救运动”中，柯庆施先被关起来，怀疑他是潜伏在中共内部的“最大的特务”。李蜀君也被污蔑为“特务”、“叛徒”，刑讯逼供无所不用其极。李蜀君悲愤无比，所能奉献的一切都奉献了，唯有这条生命还可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一个深夜，李蜀君留下厚厚的一叠申诉材料，向折磨她的人表示了强烈控诉，然后跳井自杀，时年37岁。
胡耀邦的夫人李昭也不能幸免。
胡耀邦1915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幼聪明灵慧，记忆力惊人。15岁时当了儿童团团长，24岁时由毛泽东提议，出任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成为当时我党我军最年轻的高级首长。
李昭原名李淑秀，出身贫苦，16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8岁来延安，1940年入党，完全是那个时代满腔碧血一片丹心的进步青年。但在“抢救运动”中却被打成“红旗党”。康生硬说高级干部的夫人“很多都是国民党有意安插进来的特务”。审查，反省，交待，夜以继日的逼供，令李昭陷于极大的痛苦。胡耀邦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他看到大批优秀青年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内心充满矛盾和疑虑。正是他通过到基层调查研究，发现抢救运动中“问题很多”，“假案不少”，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抢救运动”的错误才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一个秋风瑟瑟的夜晚，李昭正独坐在招待所里写所谓的“交待材料”，门开了，胡耀邦走了进来。李昭眼睛一热，泪水就流了下来。
1941年，火热的恋情刚把耀邦同李昭连结在一起，在延河边的一次长谈中，胡耀邦就同李昭约法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后才是生活伴侣；成家以后，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大事业；要能经受各种考验，同舟共济，始终不渝。胡耀邦一生忠诚于自己的誓言。这一次，他显然是冒着风险来的。他语重心长地说，李昭，我了解你，你参加革命早，对共产主义充满坚定的信念，我相信你一定能经受住考验。党组织审查你，你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说违心的话，相信党一定会作出正确结论的！
一席话如阵阵暖流，温热了李昭的心……
运动搞起来以后，康生决定要枪毙一个混进西北局的“特务”，以起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1943年10月7日，即召开公审大会的那天早晨，毛泽东在征求胡耀邦等许多领导同志的意见之后，思虑良久，提笔在报告上写下一条极其重要的意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是此次反特斗争必须坚持的政策。”这是几乎决定延安命运和中国抗战前途的政策，由此保护和挽救了大批优秀干部。没有这条威严的和不可逾越的界石，数以千计从白区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将人头落地。
延安被搞得“特务”如麻，怨声载道。除长征过来的和陕北当地培养的干部之外，来自全国其它地方的人，95%以上没能幸免，从前线回来开会的将军们也对康生搞的这一套怒不可遏。
该查清楚的倒给溜了，譬如叶群。
叶群曾被誉为延安“八大美人”之一，女大同学们都记得，那时你如果走进延安女大教务处办公室，就会看到一位年轻女郎正坐在办公桌前办公，她的个头约有1？55米，五官端正，身材苗条，肤色洁白细嫩，一双单眼皮的眼睛很媚气。举手投足一看就知道不是土生土长的村丫，有一种大家闺秀的优雅与优越。
叶群原名叶宜敬，1919年出生于福建福州的一个富裕家庭。她的父亲叶琦是国民党少将，有三房老婆，叶群便是第三位老婆的爱女。叶群在北京师大附中毕业后，考取了国民党控制的电台，担任广播员，并在国民党C，C派学生组织办的演讲比赛中获得第一名。
“七？七事变”后，叶宜敬随着其他爱国青年一道来到延安，改名为叶群，不久便分配到女子大学工作，校长是王明，叶群担任教务处科长一职。不长时间，在年轻美貌、聪明活泼的叶群身上就出现了许多绯闻，有人说在树林中曾看见她与王明热吻，有人说她曾与延安著名文学狂士王实味有过一段疯狂的热恋等等。但这几位大概都不是叶群真正的意中人，她一直想找一个大靠山。
就在这时，林彪从苏联养病回国了。在当时的延安，曾指挥取得平型关大捷的林彪一直被当作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在群众中传颂。据说在苏德战争中，客居莫斯科的林彪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为卫国战争提出许多建议。斯大林看后特意召见了他并给予很高评价。后来，此事越说越玄乎，说斯大林曾提出要用三个半师换一个林彪。
延安毕竟地方不大，林彪和叶群终于见面并相识了，被称为“八大美人”之一的叶群当然懂得这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于是施展浑身解数和全部魅力，美目盼兮，巧笑倩兮，莺歌燕舞地在林彪面前晃来晃去，林彪的眼睛立马被晃花了。当天晚上，他给叶群写了第一封求爱信，几天后，人们便发现林彪和叶群亲密地依偎在一起，散步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
不久，林彪把原来的妻子刘某打发去了苏联。她前脚一走，没过几天，林彪便找了个借口与她离婚了。
但是，叶群的历史问题仍然引起组织上的注意。
1943年春天，贺龙、林彪率兵在外打仗，薛明和叶群住在一孔窑洞。入夜，两人躺在炕上，薛明代表党组织，开始做叶群的思想工作。
薛明说，现在审干了，叶群，你得把自己的历史，比如什么时候入党的？谁是你的入党介绍人？这些年的经历怎样？有没有被捕过等等，都交待清楚，这也便于今后党放心地使用咱们。薛明说得语重心长。
叶群最怕薛明。她俩就像一对分不开的冤家，读中学时就相识，以后辗转各地，或逃难流亡或搞救亡运动，两人总碰一起。薛明知道，叶群有一段历史很暧昧。
我已经说清楚了，用不着跟你说。叶群扭过脸，不高兴地说。
我是代表党组织跟你谈的，你不跟我谈，那咱们就到党组织那里谈。薛明火了，披衣而起。
你管那么多干嘛！叶群哭叫起来。
住在旁边窑洞的王鹤寿闻声跑过来劝架：怎么了怎么了？搞得这么紧张。
薛明简要说明了情况。她说，我必须对党负责，有关叶群的疑点，我要系统写材料向组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