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群被隔离起来。林彪很快从前线赶回，他阴着那张瘦削的脸找到康生，把马鞭子朝桌上一摔，说，这个样子不行吧？老子在前线打仗，有人在后面想搞掉我老婆。康生连连道歉，说手下的人“不懂政策”，“做得过分了”。接着一声令下，把叶群放了出来，她的问题不再调查，也没人再敢审查，并给她做了“历史清白”的结论，反过来又让她审查别人。但是，一颗充满敌意的种子深深埋进叶群心里，23年后的“文革”中，这颗仇恨的种子发了芽，林彪、叶群的黑手首先伸向了贺龙和薛明。
9
“抢救运动”所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是因一个烈士子弟也站起来坦白自己是“特务”而被彻底制止的。他家本来是众所周知的地下党据点，被认为是“最牢固的红色堡垒”，他怎么也成了“特务”？李克农等人觉得此事有些蹊跷，立即把他找来谈话。他痛哭流涕地说，组织上号召“坦白光荣”、“坦白有功”，又给戴大红花，又给吃鸡蛋挂面(这在当时是极为珍贵的食品)，我当然愿意“坦白”自己是“特务”，我知道还有不少同志的“坦白”也是假的。中央十分震惊，立即重新进行审查，发现大量的“坦白材料”都是胡编乱造的。
问题雪片般反映到毛泽东那里。
李晋昭（原陕西省妇联主席）出生在广东，父亲李竹村年轻时也是一个热血青年，十几岁离家进了保定军官学校，参加过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抗战期间任国民党城塞局长，抗战胜利后退休。1938年夏，李晋昭在报上看到一则《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简章》，便瞒着父亲告别母亲投奔了延安。李晋昭回忆说，抢救运动中，她也受到残酷的打击，理由是：你父亲既然是国民党的将官，你就一定是国民党派到延安的特务，不然你是将门之女、千金小姐，跑到边区来吃这么大的苦，图个啥？
大概在1944年春夏之交，有一天提前开了晚饭，然后那些挨整的“特务”们全体整队出发到边区政府大礼堂开会。李晋昭一进礼堂，但见座无虚席，一些自抢救运动以来没见过面的熟人也来了，猛一见有恍若隔世之感。大家坐好之后，忽见前面人头攒动，继而热烈鼓掌，李晋昭踮起脚尖往前看，原来是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上了台，和大家招招手，然后用洪亮的声音喊了一声，同志们！
这是久违了多久的称呼啊！李晋昭早已含在眼眶里的热泪像断线珠子往下滚动，所有被整的同志们也都哭成一片，控制不住的抽泣声此伏彼起。毛主席在肯定了整风运动成绩之后说，老子打儿子，有时候要打错的。整风还是对的，但后来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就搞错了，扩大化了，错整了一些好同志。现在已经给你们平反或正在平反，恢复同志们的名誉。这个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人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的是我，我现在代表党中央，给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
说到这里，51岁的毛泽东脱了帽，向听众深深鞠了一躬。全场掌声雷动。
毛泽东又举手向大家敬礼，说我给你们敬了礼，你们不还礼，我的手就不能拿下来了。毛主席的话音未落，顿时全场的哭声、笑声、喊声响成一片，干部战士纷纷举手还礼，并大喊主席，你把手拿下来吧！接下来，“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肩上的担子很重，所以应当轻装上阵，把过去被整的这段事情忘掉吧。过黄河的时候，把它丢到黄河里去。经过“抢救运动”，你们今后就不会轻易地、盲目地整人了。
惜乎事情并非如此。被毛泽东称为“矛盾的统一”的葛瑜，时在中央妇委工作，抢救运动中也受到严厉的审查与整治，甚至想过自寻短见。到了甄别时，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妇委书记的李富春亲自找葛瑜谈话，向她陪礼道歉，并说，对你搞错了，不要怪党，不要对党有怨气，否则今后斗争中遇到困难，艰险，就可能经不起考验，背叛党。要怪就怪我，犯了主观主义，把你搞错了。
葛瑜这时正憋着一肚子气，她顶撞李富春说，你说得倒轻巧，我十六七岁瞒着父母，历经千辛万苦，从广东跑了几千里路到延安参加革命，一心一意把党当严父慈母，你不主观时，我是一个好党员好干部，当你来了主观主义，我就成了特务，在你面前上了五花大绑，遭受无端的毒打。哪天你再来了主观主义，我怎么办？
葛瑜这一句悲愤的质问，恰恰成了历史的验证。
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抢救运动”这一血的教训及其产生的深层根源，我党并没有认真汲取和深究，以致建国后又搞了那么多次几乎是不间歇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那场长达10年的动乱，几乎把年轻的共和国推到崩溃的边缘。但在当时的延安，毛泽东的威望如煌煌巨日，普照边区大地，《东方红》这首陕北民歌已在延安广泛传唱。他的一句道歉话，感动得在场的人热泪盈眶，唏嘘流涕，一切冤气怨气烟消云散。
大家兴高采烈，延安又成了朗朗乾坤、巍巍群山！
整得那样苦那样惨，我们没听说女大同学中有赌气不干、离开延安的。也有个别的真特务被审查出来，一个模样俊秀的女特务竟已嫁给一位高级干部，成了地道的睡在我党身边的“定时炸弹”。把她清除出党并“礼送”出延安后，据说国民党方面还在重庆给她设宴洗尘压惊，以示关怀。
还有一位女特务悄悄离开了延安，是被迫走的。她原是国民党官员的姨太太，受军统派遣，伪装成进步青年打入边区。这个女特务进了延安女子大学，没搞什么特别活动，只是常与外面通信，说些延安的一般情况。时间长了，目睹延安上下众志成城的爱国热忱，耳闻如浪如潮的救亡歌声，置身团结奋斗、互助互爱的女大集体，她竟受到深深的感染，后悔自己走错了路。她跟大家睡一铺炕，点一灯油，吃一锅饭，蹦高儿唱歌，拼命劳动，决心不再理睬国民党。
但她不敢交待自己的真实身分。审查出来以后，中共党组织要求她离开边区。她痛哭流涕，苦苦哀求把她留下，但未获批准，她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去。这件事当时是秘密处理的，女大同学都不知道内情，还以为她是怕苦怕累，自己跑的呢。
爱情风景线：延安的温柔与风流
1、“英雄难过美人关”
战争可以制造死亡，却无法毁绝爱情。
犹如春天里开遍延安山野的花朵，无论经历了多么严酷的冬天，爱情总要吐露自己的芬芳，青春总要招展自己的美丽。当时在延安的革命队伍中，男女比例为18：1。女性如此之少，女大的同学们自然成了男性目光的聚焦点。
环境无论怎样困顿，女孩爱美的天性是不能改变的，尤其那些大城市来的有文化有知识的女孩，尽管处于战争年代，小布尔乔亚的情调依然很丰富和细腻。她们扛着行包历尽艰辛投奔延安，在穿过从西安到延安的八百里秦川时，走不动了就一路不断“轻装”，扔行李扔东西。路上，她们经常会看到黄河上漂着许多的洗脸盒什么的，都是扔的。到了延安，有的姑娘只剩了一套遮体的衣服。既便如此，她们还是想美。
生活安定下来，姑娘们首先就想到镜子。女大同学中，只有孟于保存了一面不大的镜子。早晨起来，大家一窝蜂地来照，孟于笑着要大家排队。每个女孩到了镜子前左顾右盼，都恋恋不舍地不肯走。那天早晨，大家为照镜子挤成一团。孟于说咱们还是“共产”吧，她抓起镜子跑到窑洞外面一摔，摔成七八块，一人一块，早晨就不再拥挤了。没鞋穿，夏天大家都穿草鞋，女孩儿们便用毛线在鞋前缀上一个红绒球，走起路来颤颤，像一朵摇曳的花。衣服裤子男女都一样，鞋尖那朵红绒球是她们唯一灿烂的地方。
城里来的女学生与陕西土著女孩和长征过来的女兵不一样。城里女孩儿会美，她们有留长发的，有梳辫子的，戴军帽时，要把军帽扣在后脑勺上，有时正戴，有时稍稍歪戴，正戴显得端庄秀丽，歪戴显得俊俏潇洒，帽檐儿还高高扬起，露出一弯刘海儿和俏丽的脸蛋。红底白字的女大校徽布条分缀在两个领尖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陕干班和特别班的女学员大都是农民女娃出身，不大会打扮自己，她们像男人一样，只会把帽子死死扣在眉头上。城里姑娘的军装改得十分合体，腰间再扎上皮带，就会显出年轻女性特有的曲线美，而那些老兵的军装则总是肥肥大大。老兵们还挺奇怪，咦，那些城里娃穿戴和咱一样，咋比咱们中看呢？
大家都没有衬衣可穿。不知谁灵机一动，在列宁服或灰军装的领子上缝一条白布，一可以保护领子，二显着白净，远远望去像穿了一件翻出衣领的白衬衣。同学们争着效仿，很快风靡整个延安。建国后，衣领上缝一条针织白衬布的风尚仍在干部队伍中延续了许多年。
女大对面就是青干校和中央党校。每逢中午、傍晚或放假的日子，女大沿河两岸就分外地热闹起来。女大同学到延河边洗洗涮涮，肥大的裤子挽了裤角，皮带把纤腰扎得很细，丰满的胸高挺着，一个个袅袅婷婷，顺山坡走下来。这时青干校和中央党校的雄性们便坐不住了，都出来假装洗衣服或装模作样看书，在河对岸观“风景”。
姑娘们坐在河边，瞧着对岸男同胞们的傻样儿，相互挤挤眼睛，吃吃直笑，说：瞧，咱们的“尾巴”又来了！时间长了，女大同学便给那些常来河边看美人的男士起了个雅号叫“河防司令”，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共和国的首脑人物和开国元勋，这里我们就不好提名了，毕竟有点儿不好意思。
临到周末，一吃过晚饭，连通延河两岸的浮桥便人来人往，一对对恋人在河边漫步细语，一双双年轻夫妇相依相伴，到男方的住处去过星期六。到了汛期。河水猛涨，浮桥移到岸上去了，情人们只好站在两岸遥遥相望，这会儿岸上的人比往常更多了，双方可望而不可及，只有干着急。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用目光的凝视和频频招手来表达和传递心中的情感。男女18：1的比率，使女性可以有广泛的挑选意中人的范围；男性们可就显得局促了。他们有的刚接上线，有的正准备接线，因此发大水的时候，女性们急，但急得比较含蓄，男性们则急得团团转，不住地在岸边徘徊，不到天黑硬是不走，第二天又站在原地眺望。
女大同学的爱情生活斑斓多姿。自由恋爱的，历尽坎坷的，组织分配的，“第三者插足”的，爱上“老外”的，真个是各有各的戏，一人一部酸甜苦辣俱全的浪漫史。当然，延安不是世外桃源，延安人也不是神。革命者、包括革命领袖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在历史舞台上威风凛凛，所向披靡，光芒四射。但其中有些仁人志士，也难免出些“英雄难过美人关”的故事。
最坚强的战士也需要爱情的慰籍。战时与和平时期有很大的不同。抗战与革命的历史重任，时时要求她们做出巨大的牺牲。她们和他们，许多人后来成了领导人物或名流，但其爱情生活和隐秘的内心历程，却鲜为人知。本篇写下这些故事的目的，不在于披露什么名人轶事，而是希冀我们和我们以后的年轻人，能够从中洞悉那一代悲壮的魂魄、鲜活的情感和嶙峋的风骨。
每天，黎侠一身蓝灰色军装，扎着腰带，打着绑腿，精神抖擞地在自己的窑洞出出进进。她既是女大学员，同时又在社会部搞情报工作，负有特殊的使命。这种工作性质令黎侠多少显得有点儿孤傲，加上那温柔的秀眉丽目，不知吸引了多少男性的目光。几乎每天早晨起来，她都能在窑洞的窗口发现几封求爱信。她看也不看，顺手撕掉，雪片似地撒开去。后来大家才知道，那时黎侠早有了心上人李范五，怪不得那么“目中无人”呢。
北方姑娘郭霁云，高高的个子，身姿挺拔，举止干练，在延安是“回头率”很高的女性。多少男性以各种方式向她求爱，都像拳头打在墙上没有反应，由此她有了一个出名的雅号——“马其诺防线”（二战期间法国建立的防阻德国法西斯进攻的防线，号称坚不可摧）。刘少奇离婚后，热心的黎侠还在刘少奇和郭霁云之间做过牵线人，倒是郭霁云不同意。那时，延安女性满腔革命激情，一脑门子妇女解放、追求独立自主的思想，都觉得到了延安，终于争得了独立的人格和价值，不想再做大领导大干部的家属。有的大干部追人家追得急了，姑娘便不得不回敬一句：“你这个老革命呀，可敬不可爱！”当时，延安的报纸登过一副有名的漫画，题目叫《新娜拉出走》，讽刺有的女性为争取独立自由。从家里逃出来，到了延安又沦为大干部的附庸。郭霁云后来同多才多艺的陈振球结了婚，两人一起到了东北，不过婚后生活并不幸福，郭霁云饱尝了诸多意想不到的艰辛。
钟路(原林业部林机局副局长)是南国花城的女儿，有着圆圆的额头和微微深陷的大眼睛。她出身大地主家庭，祖父钟作新是一位可敬的革命志士，曾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1911年奉黄兴之命，南下香港采购和调运军火，结果没能赶上黄花岗起义，否则他老人家就可能成为第73个烈士。在延安，来自江南沿海的姑娘不是很多，钟路到延安后，顿时成了南洋华侨和广东男士“围追堵截”的对象，人称“被围困的女八路”，整日她的窑洞门缝、衣服口袋被痴情男子塞满了纸条。被逼无奈，她只好公开了自己的男友张克力(原为沈阳市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并于1941年早早结婚。
节日期间，一些要好的朋友相聚，有人把业余画家施展(生前为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介绍给章岩认识时，章岩随便瞅了一眼，觉得施展个子不高，平平常常，其尊容照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差了许多，所以开始她根本没往自己身上想。一天，两人坐在边区参议院门口聊天，施展红着脸，拙嘴笨舌指着主席台上方悬挂的巨幅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说，那幅朱总司令的像就是我画的。
章岩一下被震住了。她抛家舍业投奔延安，就是因为她打心眼儿里崇拜毛泽东和朱德，决心跟着“朱毛”抗战和革命到底。听说施展是画朱德像的，她的目光立时含了崇拜的意味，觉得施展一下变得那么英俊那么富有天才的光彩。她就这样爱上了施展，两人一辈子过得和和美美，章岩后来常跟施展开玩笑说，你能把我娶到家，是借了朱老总的光。
2、“送你一个吻……”
在陕北，有文化的女性很少，全国各地去的学生出身的女孩自然成了“众矢之的”。眉清目秀的女大同学林清到一个县搞选举工作，当地出身的张县长看上她了，紧追不舍。在一次年三十儿的联欢晚会上，大家都喝了点酒，半是起哄半是强逼，把林清和这位张县长关进一个屋。第二天一出门，林清满面娇羞，张县长则四处作揖道谢。以后两人接连生了几个孩子，日子过得满不错。
也有逼不成的。延安就出过一件轰动一时的因恋爱不成而杀人的案子。一位农民出身的老八路干部与一个有文化的姑娘谈恋爱，后来女的觉得对方文化水平太低，脾气又暴躁，不干了，于是写了一封很温和的绝交信，最后几句话是：“请原谅我的走开！感谢你过去对我的爱，送你一个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