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张作霖正在天津，孙中山采纳了随从人员的建议，访晤了张。事先，孙中山命汪精卫给张写了一封信，与之约定往访时间。李烈钧曾向孙中山说：当年刘邦会见项羽于鸿门，有张良、樊哙等随行，代为出谋献计，得以平安无事。现在总理往访张雨亭，当然也要带一些人员同去，不知选派哪些人去适当？孙中山经过一番考虑，决定派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精卫等随行。那时张作霖住在河北曹家花园，得悉孙中山要来拜访后，立即传谕部属，警戒得非常森严。等到孙中山一行到了张的行辕门口，张摆起了架子，没有亲自出迎，是由其子张学良出来把孙中山等迎接进去的。到了会客厅，张作霖也并没有立即出来会昭，等候许久，他才走来见面，意气傲岸地坐在上座，一副唯我独尊、盛气凌人的样子。孙中山看了，当然心中不高兴。宾主之间，默无一言，一时竟陷入僵局。经过一阵冷场，还是孙中山先开口说：我昨天到了天津，承派军警前往迎接。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接着又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听罢，这才开口说：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什么可喜可贺了。张谈话时，眉宇间流露出不欢喜之色。李烈钧看随孙中山前去的人都很窘，忍无可忍，便离座站起来说：事情虽然是这样讲，要不是把国家的障碍像吴佩孚这流人铲除，虽想求国家进步和人民幸福，还是没有希望的。今天孙总理对雨亭之贺，实有可贺的价值。也唯有雨亭能当此一贺啊！张闻李言，这才露出一副笑容来。这时孙中山又徐徐地说：协和(李烈钧)的话说得对。回想自从民国以来，当面得到我的贺词的也只有雨亭一人而已。谈至此，满座欢笑，才扭转过来方才的僵局。这时，张很神气地举起茶杯请大家喝茶，孙中山明白这意味着送客，就起身与张握手作别。返回张园行馆之后，汪精卫说：险哉呀！险哉！李烈钧听到汪的话，顺声讥诮着说：像你这样胆量，就可以行刺摄政王吗？无怪乎大事没有成功呢！
孙中山这次应邀北上，虽然段祺瑞和张作霖只是虚与委蛇，毫无诚意，而广大人民则表示了热烈欢迎。孙中山到达天津后，天津民众曾上孙中山一函，略谓：先生之来也，帝国主义之强暴及祸国军阀之狡诈，处处与先生主张以阻挠，亦即处处与民众利益以残害。军阀所主张之善后会议，愚民欺世，更辱我公。望能坚持宣言三点，慰苍生之喁望也。吾辈唯有以政权归民之义，为吾辈革命领袖之后盾。临颖神驰，务望先生为国珍重，为国努力。孙中山因得到人民这样至诚拥护，更坚定了不屈服的决心。在他离开天津赴北京时，天津民众又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孙中山为了表示感谢，特发表了一个书面谈话。大意说：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为特来与诸君共同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倒满清政府，为的是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清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有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地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
从天津民众给孙中山的信和孙中山对天津民众的书面谈话里，反映出当时全国人民的趋向，以及孙中山伟大的抱负和坚定的立场。
与此同时，国民军已为欢迎孙中山做好一切准备。俟孙先生到达，拟于中央公园举行盛大集会。并决定：在公园门首悬挂青天白日旗一对，以示国民军与孙中山革命宗旨的一致。预备汽车数十辆，车前各挂青天白日小旗一面。在迎面处放置大幅标语三面：一为中华民国万岁，二为国民军万岁，三为孙中山先生万岁。
97、冯玉祥请客，客来主隐是何因
平津线上，载送孙中山入京的专列奔驰着。
专列冲破迷雾，减速驶过一个小车站。小站两侧站立着稀落的欢迎人群。他们在寒风中颤抖着，手摇各色小旗。孩子们瘦骨嶙峋，睁着失神的眼睛，依在大人们身旁注视着列车。
孙中山从卧榻上撑起身来，向窗外频频招着手。
他一下子怔住了--这幅图景宛然是十三年前沪宁路上欢迎场面的再现……
孙中山自到达天津，因病所累，突发高烧，在津居住了二十多天。在各方期待下，于12月31日才起程赴北京。行前曾有电报致段祺瑞：前电谅达。两日以前，所患略减，与医生商酌，决定于31日入京。惟养病期间，仍当暂摒一切，以期速愈。知关远注，谨以奉闻。
孙中山夫妇就在这天上午11时，由津乘火车赴京。随行者有汪精卫及参军喻毓西、赵超、邓彦华，副官黄惠龙、马湘、吴雅宽，秘书朱和中、陈友仁、黄昌谷、邵元冲，书记官张酡泰等。
孙中山还在北上途中，冯玉祥就命令副官鹿钟麟负责接待任务，并且嘱咐道：中山先生到京后，一定要尽力保护。国民军的队伍就等于孙先生的队伍，应听从孙先生指挥。
12月31日上午，当鹿钟麟接到由天津打来的长途电话，得悉孙中山从天津上火车向北京进发，鹿心中又喜又忧。喜的是能有这个机会拜见久仰的革命领袖，忧的是如何能够把中山先生保护好。这天，虽然刮起了凛冽的朔风，灰暗的云压得低低的。但鹿到前门东车站张眼一望，数不清的学生和各界民众，早已挤得水泄不通。人人手执小旗一面，有的是红色的，有的是绿色的，上面写着：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另外有两面大幅标语，一面是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另一面是北京各团体联合欢迎孙中山先生，在欢迎的行列中迎风招展。鹿这时心中不禁忐忑不安起来，担心秩序难以维持，万一出了什么事故，对孙中山先生没有尽到保护之责，这将如何是好呢？鹿自己这样盘算了一会儿，于是毫不迟疑地驱车到永定门车站，想请中山先生在那里下车进城，免得在东车站下车人多有所不便。
专列进了站。刚一停车，鹿钟麟便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急忙登上孙中山乘坐的车厢，心想：今天总算有机会能够见到景仰多年的伟大革命领袖了。当走进车厢时，鹿大吃一惊：孙先生不是坐着而是正躺在卧铺上。先生的随行人员环侍在他的周围。从憔悴的面容上看，他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鹿看到孙中山枕旁放着书，手里还正在拿着书看。孙中山见到了鹿，很吃力地伸出手来和鹿握手，并说了些客气话。
鹿钟麟很婉转地向孙中山道及要请他在永定门车站下车的意思。孙中山很理解鹿的用心，一再表示感谢，但是并没有接受鹿的建议。
孙中山说：在永定门下车，那可使不得。我的抱负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你当然是了解的。我是为学生、为民众而来的，我不能只为了个人安全打算，而辜负学生和民众对我的这番热情。请不必担心，我要在前门车站下车，学生和民众即使是挤着我也是不要紧的。
鹿钟麟听了孙中山这番话，不肯扫他的兴，也没有再加以劝阻，遵照他的意思，随车回到了前门东车站。
真是出乎鹿钟麟意料之外。当火车开进车站后，站在月台上的黑压压的欢迎人群，立即就自动地把秩序整顿好了。每个人都严肃恭敬地站在那里，没有一个人乱动，也没有一个人随便说话，只听得欢迎人群手持的数不清的红绿色小旗在风中瑟瑟作响，孙中山在随行人员的陪伴下走下火车，徐步走过欢迎的行列，含笑答礼，同学生和民众见了面，谈了话，然后同孙夫人及随行人员等，分乘多辆汽车，径赴北京饭店。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山先生是如何热爱学生，如何热爱民众，也可以看到当时的学生和民众又是如何爱戴和崇敬这位革命运动的伟大领袖了。
自孙中山到达北京之日起，警卫总司令部即承担了孙中山的警卫工作。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还特为孙中山派出三个苏联籍的警卫员，一名柏瑞楼司该，一名罗办，一名尔瓦楼司该，一道参加了警卫工作。
在孙中山抵京的第二天，正是1925年元旦。这天中午12时，段祺瑞派其子段宏业及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到北京饭店向孙中山贺年。孙中山撑着病体亲自出来招待，并力述个人病体未愈不能多为劳动，大约需要经过十几天以后，才能够与合肥晤面，解决国事。段、梁辞出后，孙中山派汪精卫为代表去段处答礼。当时段祺瑞为了达到他个人的企图，在暗地里已与孙中山展开了极尖锐的斗争。但孙中山处在当时的情形下，不能不周旋于这些表面上的酬酢。
孙中山远道而来，在全国注视之下，段祺瑞不能不表示招待。而孙中山看透了段不会有诚意，一切招待不过是出于敷衍，又恐因为招待开销过大，耗费公帑，更加不宜。故在到京后不几天，即面嘱汪精卫代表自己辞谢了段的招待。
孙中山到京后，虽然是在病中，各方前来访谒的人很多。因病情严重，对于接待颇感辛劳，但对于各方的热情，又不能谢绝。迫不得已，采取了一个派定专人分别接待的办法。当时规定：
由汪精卫、于右任、王法勤、邵元冲等，代表接待军、政两界人士；于树德、丁惟汾、石瑛、马超俊等，代表接待社会人士；黄昌谷、杨杏佛、韦玉等，代表接待中外新闻记者。经过这样安排，既能使各方面人士与孙中山经常保持接触和联系，又免除了孙中山的过分辛劳，使他可以安心静养。
孙中山到京后，冯玉祥却一直没有见面。冯之所以如此，是有其难言之隐。在北京政变刚开始时，确有一番革命新气象。但是后来局势逆转，政变的革命意义逐渐消失，北京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冯不得已乃急流勇退。当孙中山到京时，冯玉祥在天台山，后在张家口。两地均与北京相距不远，不是没有可能与孙中山昭面，而是因为当时的北京，已属段祺瑞的天下。段对孙中山用尽一切手段进行抵制，使冯感到如果与孙中山过于接近，必会招致段祺瑞的更加猜疑和不满。特别是冯很明白孙中山所以北来，是由于他的真诚相邀。等到孙中山抵京之时，北京局势已与政变初期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使见了面，又将如何谈起呢？后来冯每与鹿钟麟谈及此事，总是耿耿于怀，似有不胜愧对孙中山先生之感。
但是，冯玉祥虽然不在京，而国民军早即准备好举行盛大的欢迎。但因孙中山累于病不能出席，乃临时中止。国民军将领为了表示欢迎，特在1月6日于西车站食堂宴请孙中山随行人员。赴宴的有汪精卫、徐谦等数十人。从下午6时开始，直进行到8时始散。
孙中山移住协和医院的当日下午5点，即施行手术。医生断定为肝癌，认为是不治之症，非常危险。当时虽用镭锭疗治，仅可减少痛苦，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自孙中山病情转剧后，冯玉祥更加惦念。每天都有长途电话给鹿，要鹿探询孙中山的病况，鹿每天也用长途电话向冯报告。冯屡在电话中嘱鹿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孙中山先生的生命，言辞恳切，关怀备至。冯还于2月27日派其夫人李德全持他的亲笔函来京问候孙中山。
冯玉祥致孙中山的亲笔函是：
兹闻尊体违和，至深系念。久拟躬亲趋候，藉聆大教，并慰下怀。祗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私衷抱歉，莫可言宣。兹嘱内子赴京代候起居，务乞为国珍重，善自调摄，以期早占勿药，是所至祷。专此布肃，敬颂痊祺。
冯玉祥对孙中山先生的关怀与尊重的心情，充分流露在这信的字里行间。至于他以适染采薪，未能如愿作为他不能躬亲趋候的原因，正是隐约道出了他内心的痛楚。
98、中山先生的最后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协和医院位于城中心，是北京当时最现代化的大型医院。到1925年1月，医院明确诊断：肝脓肿转为肝癌后期。
夕阳西下，落霞的余晖挤进了协和医院的急救室。化疗后的孙中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脸上露出微笑，不无幽默地说：我和列宁见了一面，列宁没有收下我这个弟子。
大夫，还需要手术吗？守在床前的庆龄急问。
手术方案已经定了下来，请夫人放心，我们会尽力的。大夫回答。
1月26日动了手术。孙中山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精神尚好，各种慰问电函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庆龄日夜守护床前，明显地消瘦了。2月9日，庆龄终生之好友--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听闻此讯，千里迢迢特意赶来襄助庆龄，使孙中山夫妇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给孙中山放射治疗的日子里，何香凝常把庆龄拉到隔壁房间进行劝慰：先生的病，主要是长年艰苦工作、颠沛流离、备受煎熬所致。多亏婚后十年，你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饮食上的精心调理。要不，还到不了这个时候。
中间，他的健康是大有好转，胃病几乎痊愈。他也告诉我，我可以加倍工作了。庆龄又道，这次病的突发，主要是因为他带病北上，长途跋涉、几度转换车船所致，再加上一路天色不好，雨雪交加，在船上饱受风浪之苦。每到一地，还要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讲演等，使他精疲力竭。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时，朔风呼啸，天气很冷。他站在船头上同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见面，又受了风寒。
这种情况下，段祺瑞还在继续作恶，外崇国信，实不像话，对先生的病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个账我们要记在心里。何香凝语气坚定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