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两人向一悬崖边沿滚去，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孙中山用脚拼命蹬一巨石，才使两人改变了方向，被一丛灌木拦住。在低矮的灌木丛中，霭龄仍用力抱紧孙中山，她明确地嗅到了孙中山的鼻息，感受到了他胸膛的激烈起伏。危险过去她竟感到这样相拥相抱是那样幸福，她一动不动，任时光流逝。她真希望这成为她今后生活的一部分。孙中山要站起来，她紧抱着不放。直到众人赶来，她忽然又闭紧双眼，双臂无力地松下来。孙中山被人扶起，她还那样躺着不动，仿佛已经失去了知觉。孙中山又着急起来，俯下身把她抱起，用力喊她的名字。许久，她才缓缓睁开眼，揉了一下额头，用真诚的目光望着孙中山问：先生你……你没有受伤吧？
孙中山越来越确切地感受到了霭龄频频发出的爱情信号，但是他要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既表达出自己不能接受，又不伤害她的感情。当同行的人员瞧出端倪，悄悄议论的时候，孙中山告诉他们，霭龄对自己仅仅是一种崇拜，绝没有别的意思，不许他们乱说。可在心里一直琢磨如何处理好这种事。
孙中山一直在专心致志地思考他的铁路计划。霭龄跟随他在专用花车上，遍游了当时的铁路所能到达的中国每一个地方。火车到达北方的时候，澳大利亚记者端纳也上了这列车。
端纳发表了关于孙中山修建铁路计划的报道。但是他认为孙中山的计划过于天真，像是一个发了疯的人。他在报道中写道：一天上午，博士邀见了我。我进去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正在各个城市之间画线，然后又用橡皮擦掉，把它们改成直线。博士说：我要用十年时间修筑二十万里铁路。我正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你看见各个省会之间的粗线吗？它们将是铁路干线，其他较细的是支线。我说：很抱歉！我不能把您的图展示出去。因为过不了多久，您就会改变想法。博士没有抬头，只是加重了语气：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把它们完成。我说：不，您就是用三十年时间也不可能修出这么多铁路。第一，这需要大量的钱……博士说：这个我已经想到了。我将用美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英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德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日本的资金修一部分，然后用铁路的收益偿还他们。我摇摇头，接着说：第二，有些路是永远修不通的。比如，在西藏的那一些。您的铁路要经过的山口海拔高达一万五千英尺……这时一直微笑着立在一旁的宋霭龄女士插话了：再高也有道路呀？我说：没有道路！要说有，也只是羊肠小路，盘旋直上云天，陡峭得连一头健壮的牦牛也爬不上去。霭龄口气坚定得不容置疑：只要有路，先生就一定能够把路修上去！
端纳抵挡不住霭龄的铁嘴，只好败下阵去。
孙中山一行又到了辛亥革命的发源地。他们在武昌下车后，在文昌门皇华馆(当时迎送贵宾的处所)休息，再乘马车由文昌门转长街到了三道街口下车。沿街都站满了人，男男女女，争拥着来看热闹，嚷着孙总统来了。与先生同行的人，有廖仲恺、章士钊、胡汉民、汪精卫、吴毓男(女)及先生的女公子，而本省同来的有黄大伟、喻毓西、魏宸组等。主人先征得先生的同意，临时就住在武昌胭脂山静养楼(三道街旧盐道衙门)，因为同盟会支部也就设在里面。孙中山大约在武汉逗留了五天才到南京去。
孙中山第一天住在同盟会支部休息，大部分时间是和同盟会负责人洽谈，谈的是倡导革命，是以四万万(当时统计数字)同胞的力量推倒清朝腐败恶劣的政府为宗旨。他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不要因我解职了，便放弃了革命，革命是我们的天职。天职是什么？就是完成全国统一，发展民生实业，提高国际地位，促进国家富强。我们要依此目的而行，才能巩固中华民国的基础。他又说：尤其党内同志要化除一切意见，互相团结。团结才能产生力量，才能不被敌人所软化所瓦解，才能使革命事业达到成功。
第二天，孙中山去都督府开会，与军政人员见面。他曾向军政人员说：我们当前的革命，比起过去的革命其意义宗旨是大不相同。如太平天国的革命，其目的也同样是打倒清廷，但政治制度没有多大改变。我等今日的革命，除了推倒异族统治、恢复中华民族主权之外，对于政府的组织制度、国计民生的改善办法，与过去都有大大的不同，一切要从头做起。简单明了地说一句：前代的革命是英雄革命，现在的革命是人民革命。为什么叫人民革命？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革命的宗旨，是为了全民的平等自由，要把中华民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所有全国人民，都看成兄弟般姊妹般的相亲相爱，没有贵和贱、贫与富的区别。
那天演讲完毕，黎元洪站起来高呼孙总理万岁，全场参加的人也都高呼鼓掌。到了晚上举行晚会，与孙先生随行的黄大伟、吴毓男等都参加了跳舞。当时社会风气未开，很多人认为这是新奇的事。
到了第三天，孙中山在湖南会馆(在武昌先贤街)开会。所有参加的人，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孙中山将革命的组织和奋斗的经历叙述明了之后，接着指出建都南京的重要性。他说：有人提议在武昌建都，是只看到了一点，以为武昌是革命的发源地，而没有看到此地经济形势的条件都不及南京。更有多数人主张仍在北京建都，自然经济形势有其优越之点！但是没有看到，我们虽然是把专制推翻了。而外患的压迫更是日紧一日！一个国家能容许外国军队驻扎在首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我们要想摆脱各国公使团的耻辱，就不应再在那里建都！至于在南京建都，不独摆脱了公使团的羁绊，同时此地为东南财富之区，而上海更是中外商业的汇集处。我们要想建设工业的国家，很多事要学人家，要迎头赶上。上海因各国通商来往，凡事开风气之先，所以建都南京比较其他各处重要。
到了第四天，孙中山在黄鹤楼涌月台前作公开演讲，这天参加的人除了党员之外，其他各界群众代表计有三四千人，坐的，站的，大家都很平心静气，讲的题目是平均地权，大意是说土地如果不能平均，社会的贫富阶级就产生，尤其世界愈文明，事业愈发达，贫和富的距离，就愈趋愈远。
会上，有人提出湖北共进会将同盟会党纲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那是什么解释？先生即加以反驳说：建立民国，人民就是主人翁，也就将人权平均了。这不是和我所说的平均地权一样的。共进会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那是不对的，错误的。
在大会开过之后，他又和党内同志讨论到耕者有其田的问题。他在讨论结束时说：乡间农民的痛苦是很深的，终年耕种不得一饱，都是由于地权不能平均所产生的后果。但在此时尚不能提出办法来切实施行，留待以后再谈。
63、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北京握手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会见。之后，又赶赴各地视察铁路。
在孙中山到达北京的前两天，袁就约请政府军咨府厅长冯耿光到铁狮子胡同老陆军部去见他。
袁说：孙中山先生要来了。你知道吗？我有意请你替我招待招待。
冯耿光回答：为什么不请招待处黄大礼官招待？
袁说：我希望你多留心一下，他见客说什么话，他有什么举动。
冯耿光当时心想，让我做密探？于是就回复他：这事恐怕我无以报命，岂不反而于事有误？袁又说：你看着做吧。听口气不做不行，冯耿光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
孙中山在那天一早到达北京，下车后即到迎宾馆，即当时外交部街的老外交部。那时大礼官黄开文在那里主持接待。冯和黄是同乡，也很熟识，于是冯先去见黄。黄说：这次总统谆谆吩咐我们也要称他先生，先生前面不要称名道姓，您要留心。并说：总统就要来拜会他的。黄说过这话，当即向孙中山先生说明：总统就要前来拜侯先生了。孙中山说：还是我去吧，请他不要来了。袁世凯从古字街炸弹案后，先是闭门不出，后来也很少出门。孙中山对此亦有所耳闻，所以这样说。
孙中山话说过不久，即听黄处有电话来说：总统已出府门。一会儿又有电话来说：总统的车已到四牌楼。继而说已到灯市口……一步步近了。黄说：总统已要到来，就进门口了。孙中山乃由内客厅步行出来，站在台阶口准备迎接。这时就听马队飞驰而过，大门外已经停下一部双马轿车，车旁站着五六个侍卫武官。黄开文开了车门，对袁说：先生在台阶上面专诚迎接总统了。
袁世凯一向上下车皆需侍从搀扶。这时他摆手示意不要搀扶，自己硬挣着走上台阶，表示步履轻健的样子，走到台阶的最高两级他慢了下来。孙中山走前两步，前来握手，袁亦肃然趋前握手，说：先生路上一定很辛苦吧？两人一面说一面到内客厅中间坐下。
孙中山这次到京是与孙科的母亲卢夫人同来的。宾馆内客厅系一明两暗的大厅房，中间待客，孙、卢各住两配间。客室中间置三张沙发，孙、袁进来即坐中间大沙发上。彼此客气，互道辛劳。
袁世凯表面上显示得很庄重，身穿军服，腰挂佩刀。当时的军礼是，室内待宾须脱帽并摘下佩刀。袁或因当天过于兴奋又相当紧张，致将礼节忘记。他平素有搔头的习惯，常常以手搔鬓，因此有人说他猢狲相。落座以后，袁照常搔鬓，因手触帽，忽觉自己未曾脱帽、摘刀，于礼颇有不合。这时只见他用手解摘佩刀，而佩刀因座位甚低，拄在腰间撑得很紧，一时解摘不下，才慢慢用左手把军帽脱下。这动作为时虽然不久，而袁又故作镇静，但他窘促不安的神情，完全表露出来，与孙谈话陷于寒暄支吾状态。在旁的冯耿光起初预料国内双雄初见，必然各抒韬略，借此相互领略胸襟。不料他们言之无物，尽属酬应之词，不禁大失所望。
孙、袁说话之间，卢夫人由厅旁内室走出相见，宋霭龄陪在卢夫人旁边。那时宋系卢夫人秘书兼翻译。因卢夫人只能说广东话又不懂英语，因此宋名为卢的秘书，实则为孙的秘书。卢夫人出见后向袁问候：你太太好？袁对卢夫人很客气，致问饮食及路上情形周到备至。
袁世凯当时五十二三岁，孙中山不过四十六七岁。孙态度肃穆自然，而袁则拘束异常，两人迥然不同。
当晚袁世凯为孙中山和卢夫人在总统府大礼堂设晚宴，约了内阁成员作陪。参加的不到三十人，尽是政府要员、社会贤达。
袁世凯与孙中山对坐。饮到半酣，袁世凯起立讲话：孙先生游历海外二十余年，此次来京，与我所商者，大有利于民国前途。各项政见，渐有端倪，一时间殊难叙及。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所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袁最后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起立致答词：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为中国得人庆；袁总统善于练兵，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保全我五大族领土；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与列强各文明国并驾齐驱，又有强兵以为之盾，十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致辞毕，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座中只是侃谈地方风土人情一些酬应的话，从未正面涉及政治问题。
孙中山在京期间，袁嘱冯耿光等陪孙共谒明陵，游居庸关，到张家口。袁每天都召冯到府里，问询孙的举止、言谈。但每天也无非都是些观山即景的闲话，因此冯就简要地回对，而袁世凯总是问：他还说了些什么？冯实在听不到什么，因此也就据实回答。看来袁对此很不高兴：你让我失望。
孙中山雍容大方，而袁世凯也就对他的大方产生出了疑忌。他认为孙在革命人物中毕竟是有威望的，因此想给孙一个全国铁路督办，通过这个特授，用钱收买孙中山；另一方面又把需款最多、兴办最难的全国铁路交给孙来筹划，使孙孤立无援，闭门设想，必将一无所成而失去在人民中的威望。不久，袁世凯果然实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的全权。
国内双雄见礼未能收到预期效果，袁世凯反而露了怯，这是叫他深感遗憾的事。
双雄相会不久，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
每次会见时，袁世凯都对孙中山竭力恭维奉承，对他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袁世凯腆着大肚子在孙中山面前低三下四的，使霭龄转变了对他的一贯印象。有一次，她对孙中山说：我原来一直以为袁世凯是个猴精猴精的奸诈鬼，没想到是这样一位厚道慈祥的大头翁。孙中山问何以见得，霭龄说：人太奸诈了老用心思琢磨别人，就不可能长胖，必定是尖嘴猴腮；只有心眼厚道的人才能心宽体胖，腆出大肚子来。这样的人即使想使坏，也必定不难斗！孙中山听得大笑，故意说：听口气你还是个相面专家。我比袁世凯瘦得多，你看看是不是不如他心眼好啊？霭龄心思一时转不过来，就撒娇地扑向孙中山，用手去捂他的嘴。孙中山只得连连后退。
孙中山也对袁世凯失去了警惕，接受了全国铁路督办的委任。孙中山诚恳地对袁世凯说：今后我们二人分工合作，十年之内，你练精兵百万，我筑铁路二十万里，共同使中国走向富强。
宋嘉树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司库，与孙中山一起奏响了铁路狂想曲。
翻开《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在这年最后一个季度的活动几乎全部与倡修铁路有关：
9月19日自北京经保定抵太原考察。
9月22日赴唐山参观铁路制造厂、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等。
9月24日由天津至山海关巡视北宁铁路。
9月26日沿津浦线北段视察，抵济南。
9月27日在济南五十二团体欢迎会上演讲及同各报记者谈话中，着重讲述了铁路建设问题。
9月28日自济南至青岛，视察胶济铁路。在各界欢迎会上，重申了修建铁路的计划。
10月10日为英文《大陆报》撰写《中国之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一文。认为：国人现已确知中国之将来全赖天然之富源……深信吾国家之巩固，所恃于自然宝藏之开发。指出：中国亦将自行投入实业旋涡之中……实业主义之行于吾国也必矣。同时，须采用民生主义，以避免其恶劣之结果，争取以最少限度之穷困与奴役现象，以达到最高限度之生产。
10月12日出席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阐述修建铁路、开放门户、改良币制和厘定地价等主张。
10月14日致电袁世凯并通电各省都督及议会，告以中国铁路总公司即日在上海开办。孙中山又在上海设立铁道督办办事处，钻研铁路工程资料，规划铁道建设。
10月19日抵江阴，视察炮台，并在欢迎会上讲述共和与专制的区别，并论及修筑铁路的重要性。
10月22日抵南京，次日上午在南京国民党组织及各界欢迎会上，讲述实现铁路计划必须采取门户开放主义。
10月23日下午抵安庆，在安徽都督府欢迎会上发表演说，称赞当地政府和人民焚烧英商鸦片的正义行动，并指出兴利之事亦很多，最要紧的就是修铁路，开矿产，讲求农业，改良工艺数大端。
10月25日抵南昌，在百花洲行辕发表谈话，讲述修建铁路、借债等问题。
10月29日抵九江，出席各界欢迎会，演说铁路政策。
12月9日再赴杭州，在国民公所特别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实施民生主义的四大纲：节制资本，平均地权，铁路国有，教育普及。
12月23日致电北京国民党本部王正廷、徐谦，表示反对过多修改铁路总公司条例，指出若无特权，即不须有条例；若照修改之条例通过，则总公司无权办事，宁可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