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不给我消除影响，我们走着瞧。”他嚷道。
“去你妈的！你这疯子。”我拂袖而去。
“我要去告你！告你诽谤！”
去吧去吧，这个疯子。回到家里，我的心情还平静不下来。我是怎么啦？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都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还有人做对号入座这种事。真是愚昧得可以啊！
一连很多天过去了，那个主任也并没有实际动静。那天，我一位报社的朋友来了，我跟他说了这件事，他笑了，说：“他才不会真去告你呢。即使你真是写的他，他也绝不敢去告你。他这么生气，也一定是因为他自己有问题。他这一告，不是自己往枪口上去撞么？”
我想想也是。
“他还不如就这么糊着呢。这年头，银行里收不回来的死账多呢。说到底，你写的不过就是一种很普遍的社会现象。”朋友说。
“真是巧，我真是认不识他。”
朋友说：“你还写到的那个记者抬轿子吹喇叭的事情，过去哪家报社不做？报社里的那种名为记者的混子，不可计数。我过去也干过。拉广告啊，没有办法的事。”
我笑起来，说：“千万不要再有什么记者来对号入座，那我就受不了啦！”
朋友说：“那也不一定噢。说不定哪天还真有人对号入座呢。”
我说：“不会吧？”
他想想，说：“应该不会的。”
“你到底怎么写的？我过去没有看过，你让我看看吧。”他又对我说。
我把他领进书房，然后找出了那一章节。
通往罗马的大道
牛德衡和信贷科长包簿清成了一对好朋友。在牛德衡眼里，包簿清成了一个钱罐子，私人提款机，而在包簿清眼里，这位牛总则是一个朋友人，够交情，讲信誉。牛德衡经常请他吃饭，洗澡，有时还会主动安排小姐给他。当然，每次从他手里得到一笔贷款时，他也不忘给予一定的经济回报。包科长贷出去的是国家的钱，得到的却是私人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开诚公司光从包科长这一家银行，就贷过五百多万。牛德衡掌握了一条，比如一年的还贷期到来时，他是一定要还息的。贷一百万，还款期限一到，他马上就先交上个二十万。这样，对包簿清也能有所交待。必须让他在行里在大面子子说得过去，今后他才会有足够的理由再贷给他。
牛德衡如今玩这一套已经驾轻就熟了，完全是个中的高手了。他熟悉银行的操作规则。他就按照银行的规则，进行游戏。他要感谢匡娉妮，是她，传授了他很多的知识。可是，现在匡娉妮走了。她狠狠地捞了一票，然后就消失了。牛德衡相信，她今后还会回来的。她怎么能满足于那几百万块钱呢？她一事实上还会回来。
在南乡县，匡娉妮那几招真是太漂亮了。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天才女人！半年以后，他们的囊中已经装满了四百多万工程款。然后他们突然就消失了，一起来到了深圳。在深圳，他们停留了两天，然后又来到了海南。在海口，他们办好了一系列的新证件。事实上，在好几个月前，匡娉妮就已经联系好了线人。在向阳大酒店最后的那个晚上，她要求牛德衡跟她一起走，到南美的一个小国家去，牛德衡想了想，没有答应。他看过接待她的那个蛇头。他有些不放心。到了海上，蛇头把他们做了，那也是没准的事。再说，他对国外有一种天生的恐惧。他不知道自己出国以后能干什么。语言不通，气候、水土不适。他要留下来，看看风头再说。他想：毕竟这种事情只是她一人策划的，他只是一个从犯。主犯走了，从犯能定多大的罪？而且，他自己也有一份如意算盘，――万一要是出事了，他就把所有的问题全往她身上一推。她人在国外，取证困难，要定他的罪就难了。再说，他想，只要自己不再在南乡县出现，谁能找到他？他在南乡县一直用的是假名子。
匡娉妮同样也整了他。
四百多万，他们各分了一半。牛德衡是亲眼看到她在银行办的手续。可是，当他几天以后，想从账上提点钱时，才发现上面只有不到五十万。“他妈的，这个婊子！”他当时真是气得要发疯了。他没有想到她会再次耍他。表面上看，她对他是那样的恩爱。可见，女人的所谓真情是装出来的。那个晚上，他们欢娱时，她甚至还流了泪呢。他问她到国外以后怎么办，她说她要在那个国家买一幢房子，然后住下来。如果有一天取得了那个国家的国籍，也许会再回国内投资，做点生意。那时候，她就是合法的，外籍华人。
这是一个聪明的主意。
事实上牛德衡不想跟她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不想和她合开一个夫妻店。她毕竟是一个中年妇人啦。他不想和她过一辈子。他想：只要他手里有了足够的钱，他就要独立。他要自己一个人，把事业做大。这才叫男人。
就是用那五十万，加上过去他手里的一些积蓄，他注册了一家公司。开诚公司。他开始了服装、木材、钢铁生意。当然，钱像流水一样的出去了，流回来的却很少。要来钱的办法，当然还是套别人的钱。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包簿清，很快就打得火热。
包科长可是一个红人。
很多人求他。
牛德衡跟包科长相识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向他说起要贷什么款。当然，这种相识也还是很平淡的，见面了，笑一下，握个手，还远没有到随便开玩笑的地步。但牛德衡每每都能在一些场合看到他，完全是无意碰到的样子，一切又完全是毫不在意的样子。闲谈的时候，牛德衡就先是约他吃饭。吃饭也是平常的宴请，并不过于铺张。慢慢地，话就有些投机了。然后，又过了些日子，就约他到海南、深圳去玩。
包科长喜欢旅游。一个银行的信贷科长，在当地算是个人物，可出了门，谁还认识他？他很高兴能有机会出去。于是，很爽地答应了。所有的花销，当然都是牛德衡的。来去都是飞机，住的是高级宾馆。包科长平时吃饭吃腻了，喝酒喝够了，还很少有人请他出去旅游。旅游，高雅而又有趣。他开始觉得牛德衡是个人物，不同于一般的那些乡镇农民企业家。那些人一个个土里土气，满肚都是油水，一脸的粗俗，心眼里想的只是钱钱钱，请你吃一餐酒宴，恨不得你马上就贷款给他。而牛德衡不同。
牛德衡比他明白，他有自己的算盘。他知道，要取得他这样的人信任，甚至是赏识，就不能用土方法，光是吃吃喝喝。他要另辟蹊径。同时，做事又不能小家子气。要有大家气度。于是，在外的那些日子，他用起钱来，就像泼水一样。他要让包科长相信，他的公司是个大公司，财力雄厚。他同他的关系，并不是想他的贷款，他纯粹是和他作朋友，建立朋友交情。
外面的世界，灯红酒绿，让包科长生出很多的感慨。他想起不知是谁在过去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出国之前，中国之大，没有世界；出国之后，世界之大，没有中国。套用一下，就是，出来之前，本地之大，没有社会；出来之后，社会之大，没有本地。与外面的世界比起来，他才知道本地是多么的保守和中庸。外面的开放，到了让他吃惊的地步。
每出去一次，包科长就觉得开了一次眼，见了一次世面。拓宽了视野啊。关键是心情放松了，精神上更愉快了。牛德衡让他享受了泰国桑拿和什么推油、浪浴以及各种各样的古怪玩意。有一次，他们俩甚至在一个房间里干一个妓。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秘密和廉耻。他们有着共同的欲望和价值。
包科长开始觉得自己欠了牛总经理的情。于是，有一天，他主动开口，问有没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比如说贷款。牛德衡笑笑，说：“无所谓的。你能贷多少给我？”完全是不屑一顾的样子。事实上，那时的牛德衡已经非常需要钱了。包簿清很是过意不去地说：“少是少了点，不能多贷。我的权力有限。但是，你多少贷点，也是看得起我嘛。”于是，慢慢地，先是有二十万的贷款、五十万的贷款，一百万的贷款……
有了银行的钱，牛德衡慢慢就做得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像一家大公司。这一切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一种效应。谁敢怀疑开诚公司没钱呢？它有的是钱。银行即使知道牛德衡经营得并不好，但是为了让开诚公司进一步还贷，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贷给它。过去，银行对待一些快要破产的企业，不正是这样的心态吗？到了那一步，银行根本不敢追债太紧。如果那个企业死掉，那么银行就再也别想拿到今后的任何一分钱。它寄希望于那个破产的企业能够出现奇迹，复生。哪怕复生的希望只有万分之一。
大家都在做梦。
反正，银行是国家的。银行还不会破产。破了，是国家的。烂在国家这口大锅里。
国家这口锅真大呀。
烂了一锅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
牛德衡成了一个很有点名气的民营企业家。
报纸、电台、电视台都有宣传。
牛德衡很喜欢宣传自己。
最早给牛德衡写文章的是一家省级报社的记者。是他主动找到牛德衡，提出来写文章。当然，这篇文章的宣传费用是五千块钱。牛德衡笑笑，就答应了。这五千块钱，对于他来说，根本算不了什么。而对于这个记者来说，拉了这五千块钱的广告版面，自己既完成了总编布置的任务，又可以有了一千块钱的提成，双丰收，这当然让他感到非常的满足。
记者姓姚，三十来岁。他在报社里已经混了十多年了。他们那个报社，虽然也算是省级机关主办的，但却不是党委机关报，国家没有投入，加上报社人员太多，经济就相当的吃紧，平时主要依赖拉企业的赞助什么的存活。每个记者以结交多少企业为荣。吃回扣、拿红包，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总编鼓励记者们这样干。拉广告不仅是广告部的任务，新闻部、经济部，甚至文化部也一样有。而且，以新闻的名义拉，会更容易一些。软性广告，非常吸引人呢。
有了钱，当然什么都好说。姚记者用一杆廉价的自来水笔，把开诚公司描绘得像花一样。说假话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客户愿意出钱。你出钱，我宣传，这就成了报社的合法买卖。拿了人家的钱，再不给人家吹，那才是不道德呢。那时候上到中央级报纸，下到县级报，充斥着马屁文章。至于读者是不是爱看，并不重要。本来，即使是所谓的新闻，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们新闻从来就是那样的乏味。
除了文字，姚记者还给牛德衡配发了一张标准照。
牛德衡很喜欢那张照片。
明亮的办公室里，宽大气派的老板台，他端坐着，面前是一摞文件什么的，电话，笔筒，身后是一排书架，里面装满了精装书籍。姚记者巧妙地得用自然光线，很好地处理了他的秃顶，锃亮得就像一圈光环。而眼角的皱纹根本就看不出来。看上去，要年轻好几岁。
由于在拉广告上非常有能量，姚记者在报社里也就成了少数之一的骨干。一位资深记者。是不是能将文章写得好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活动能量。这位姚记者，好生了得？上到省级机关里的厅级干部，下到一些公司的老板和普通百姓，没有他走不通的。
“你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出力的，只管说。”姚记者事后对牛德衡说。说真的，他已经认定自己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摇钱树。看这家开诚公司，在五星级酒店租下的写字楼，非常漂亮。没有一定的实力，谁能这么做？他恨只恨当时五千块钱开得太低了。不过，他相信自己以后一定能钓到大鱼。他要把线放得长长的。
牛德衡也很喜欢这个姚记者。看得出来，这个姚记者路子很野。记者是无冕之王啊。有他这支笔，他还怕事业做不大？他是一个很廉价的劳动力，还是知识型的呢。
既然人家是一个知识分子，牛德衡就拿出一个对待知识分子的样子。整个社会都在号召尊重知识分子么。牛德衡就尊重他。尊重他的方式似乎也简单得很，不过就是请他吃个饭，送个什么小礼品。姚记者感觉这位牛总真的是看足了他。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又一鼓作气写了好几篇文章。比如：“开诚公司在商海中的成功搏击”，比如：“时代的弄潮儿记民营企业家牛德衡”，等等。都是大块文章。
牛德衡逢到事情请客，有两个人物是必请的。一个自然是银行的包科长，那是他的命根子，钱罐子，没有了包科长的支持，他牛德衡还能玩得起来么？另一个便是这位姚记者。如今的姚记者，也已经升到经济新闻部（经济+新闻？）副主任了。
姚记者知道，他所以能当上主任，有牛总一份不小的功劳。一次省级的新闻评奖中，开诚公司一下就赞助了二十万。这二十万，使姚记者在这次评奖中得到了一个一等奖。有了一等奖，姚记者就多次往总编家里跑，一次又一次。因此，当年的年底，他就被提升了。
当上了主任，讲话自然又是一番气象了。在酒桌上，姚主任经常指指点点，而那些局长主任什么的，对他自然也比较客气。谁也不想惹新闻界的麻烦。用姚记者自己的话说：“谁要是得罪了我们报纸，那有他受的日子。”是啊，笔杆子抓在他们手里，对一个单位，可以吹捧，也可以批评。吹一下也许无关紧要，要是批评一下呢？事关前程啊！
姚记者不仅吹捧了牛德衡，后来也吹捧过包科长。在《财经通讯》上，姚记者用了生花妙笔，写了我们的包科长如何深入农村、企业，发放信贷。一个非常勤奋的公仆。业务能手，理财专家。优秀共产党员。舍已忘家一心扑在工作上的好同志。
我那个朋友一目十行看完这一节，笑了笑，说：“你也太损了些。倒是把这些人写得跟真的一样。这些人他妈的平时就这样。不过，像这样的也太多了。没有什么。”
“本来这也就是生活中的真实，普遍现象。”我说。但是让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偏偏要有人对号入座呢？
“没事的。真有什么问题哥们支持你。”朋友说。
我笑笑，表示了感谢。朋友就是朋友，关键时候总会表示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