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天我的右眼皮一直跳个不停。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祸。我会有什么样的祸事发生呢？虽然我也知道，这事实上是一个无稽之谈，可另一方面，我又是一个特别容易受到心理暗示的人，相当敏感。
也许只是休息不好，疲劳了。这一段时间我的睡眠相当不好，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小说的校样已经校到一半了。这些年来，我已经出版了好多部作品了，但从来也没有像对待现在这一部这样认真过。也许，与我的心理期待有关？我在写了那多么作品之后，特别希望能有一部产生较大的影响，不仅是文学上，更是在社会上的。这样的要求事实上非常困难。文学上叫好的，一般的读者不一定认账；而读者读起来觉得有趣的，圈内又并不叫好。可能是对前面所写的那些作品的不满，所以，在这部作品付印前，我总想再磨一磨。然而，又能有什么好磨的呢？我所能做的，最多也只是在文字再多花点功夫而已。
我的生活一如既往，改稿、散步、接电话，偶尔出去和朋友吃饭。事实上，做为一名专业作家，生活是非常枯燥的。每天就是写呀，看呀。写是写得相当的累，看是看得那样的无趣。很多杂志社和出版社寄来的书刊都懒得看，真的，翻开来，有时觉得所有的作品是那样的千篇一律。要么是苍白，没有一点才情；要么是热闹纷繁，但却缺乏思想。这是一个平庸异常的时代，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
平庸把我们都淹没了。
没有天才人物。在内心里，我对自己也感到相当的失望。不，更多的是无奈。无奈大于失望。写了这么多年了，虽然也博得了一些虚名，但自己知道，事实上并没有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平庸，平庸，还是平庸。有时候甚至想：是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平庸，才造成了我们这一大帮文学废物？不，当然不是。平庸的只是我们自己。
所以，我希望我的这部《掘金时代》至少是一部“迷人的”小说。
杰出、优秀、深刻，都可以不谈。迷人却是需要的。我希望我的这部小说“迷人”。
那天上午，我还是在书房里看清样，电话响了起来。是罗萌萌，她问我校得怎么样了，并催我快点。她说书必须在两个月后出来，那时候在南方有一个全国图书订货会。新书一定要在那时候出来。她希望这本书有一个不错的销路。
我当然也非常希望。
和她聊了半天，刚放下电话，铃声却又响了起来。我接起电话，正感到奇怪，却听到电话那边有个男人期期艾艾地问：“请……请问……是……不是W……W作家……家？”我问：“是。你是哪位？”对方沉默着，显得好像有些不知说什么好的样子。
我不喜欢这种莫名其妙的电话，尤其是在刚刚和罗萌萌通完电话之后，就有些不耐烦。但我还是努力放缓语气，说：“你说吧，找我有事吗？”我猜不出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会是出版社，也不是杂志社，更不是影视剧制作公司或是报社记者一样的人。从他语气里，我能感觉他好像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可是，我一个作家，无权无势，谁求我有什么用？
“您不认识我。”他说，“我也不认识……您。可我……有些话……要对您……说。”
我说：“好。有什么事您就直说吧。”我也改称他为“您。”
对方犹豫了一下，说：“……有些不太方便，在……电话里。不知道您能……不能中午出来……一下。我请您吃饭。”
吃饭？那就不必客气了。我平时是最怕应酬的。既然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他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呢。我不想欠人家什么，于是，我就说：“吃饭就算了吧。其实你有什么话直说好了。”我又恢复叫他“你。”
“不，您一定……要赏脸。没有别的人，就……我们俩。”他坚持说。
我依然想不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又为什么要请我吃饭。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陷阱？想到自己这几天眼皮一直跳个不停，我就更不想答应他了。可是，他这样坚持让我无法放下电话。我进一步又想到：即使是陷阱，他又能拿我怎么样？不，当然不可能有什么陷阱。我甚至在心里嘲笑自己的胆怯和多疑。我一个男人，一位作家，能怕一个莫名其妙的人？胆怯只会让别人取笑。我对着话筒说：“……那……好吧。”
他一听，就有些高兴起来，说：“好，好。那中午在百合酒店？是在上海路上的那一家。十二点，我等您。”
我说：“好。到时我怎么找您？”
“我姓布。布清。”他说。
放下电话，我心里更加奇怪了。怎么是这样莫名其妙的人？布清？我从来就不认识任何一个姓布的。在百家姓里，布，恐怕也是一个稀姓。他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呢？不会是给我添什么麻烦吧？这样一想，校样就一点也看不下去了。看看时间，仿佛离约定的时间还早。而心情却再也定不下来了。我有些后悔答应去赴这种莫名其妙的吃请，误了自己的工作。
好不容易才捱到十一点半，我换上出门的衣服，然后关上门，下了楼。传达室的老师傅向我打招呼，“出去？”我笑笑，说：“出去。”老师傅用一贯的腔调，这时慢慢地说，“这里又有你两张稿费单哩。”我注意到，他在“又”字格外加重语气。当然，这样的话，他已经说过无数次了。我接了过来，看看，数目都很小，是两家小报寄来的。闲暇时间我也给报纸写点小稿子，换点香烟钱，大部分作家都这样啊。报纸上的小散文好写啊，每天的鸡毛蒜皮，或者风花雪月，要不就是出国的见闻，写一写，无关痛痒，点缀报纸的门面。读者读来也轻松，可谓皆大欢喜。这就是作家们的立场。
我无所谓地把它塞进了口袋里。我知道，老师傅看在眼里呢。说真的，他对我每周都来好几张稿费单，耿耿于怀。很多人生活困难，而我们这种文人，不用上班，还拿着国家的工资，还拿着稿费，这不是剥削是什么？寄生虫。我猜，他心里就是这样想的。他不同啊，他本来已经病退了，但是又出来找工作做，好不容易谋得了一个门卫的差事，一个月才六百块钱。他不出来不行啊，因为他的两个儿子都已经下岗了，小儿子才不到三十岁。一家必须生活啊。
坐在出租车里，我想：事实上，今天的人们，谁活得容易呢？大家都不容易。贪官们还说累呢。真他妈的！不管人们对现实是多么的不满，客观上，社会却在一天天地变得富足起来。潜藏着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是有的，可政治越来越昌明了，经济也越来越繁荣。改革，是一条汹涌的大河。我们正在渡河。问题是，有人渡河是坐在船上的，有人却要挽足涉水。最后，关键是看谁能安全地到达彼岸。
与我想像中有些不同的是，我见到的这个人并不猥琐。一看，就知道他是机关里的一名干部。一名中层干部。他穿了一身西服，打着领带，细皮白肉，文质彬彬。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朝我伸出手，说：“欢迎欢迎。我是布清。”
我们要的是一个很小的包间。我坐下后，问：“你早来了？”他笑笑，表示这是他应该的。我倒有些不安起来，说：“很抱歉，很抱歉。”他问：“W作家想点点什么？”我说：“无所谓。你定。简单一些。”客随主便。要说吃，我们这种人平时也白吃惯了，但那都是一般单位举办的什么活动。私人吃请的，除非是朋友，一般我是不会答应的。
“请问你做什么工作？”我问。接受人家的吃请，总是要了解一下对方。
他谦虚地一笑，说：“在银行里。”
我随口说：“银行可是一个好单位。”
他却苦笑了一下，说：“现在跟过去不一样，难啊。”
时代不一样了，银行变成了企业。与过去相比，银行的黄金期过去了。我能理解他的这种失落。
菜很快就上来了，酒也来了。只要了啤酒，一人一瓶，实行包干制。酒满上杯子，他举起了杯子，我也举起。一杯干脆地灌了下去。我看到他眼睛向下，盯着自己的杯子。他要说话了。果然，他的眼睛并不看我，开始搜肠刮肚地寻找合适的词汇。“嗯……我现在的……压力很大。你的大作《掘金时代》我看了。但是，我并没有像那个……包科长一样。我以为你这样是……不负责任的。”
我有些莫名其妙，什么什么？这是哪跟哪呀？他是对号入座来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果然，这顿饭并不好吃。
“……单位里都在传我当时接受了开诚公司牛总的贿赂，前两天……行长还找我谈话，旁敲侧击。之前我并不认识您，您也不认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写我。”他说。
我看到他的脸色这里变得非常苍白。
“这不是真的。”我说，“那是小说。正像你说的，我并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你怎么说我小说里写的是你呢？根本就是没有关系的事。”
“可是别人不这么以为。报纸连载的那一段日子，行里的人每天都看，他们对号入座，认为我就是那个信贷科长。他们说像，像极了。不管怎么说……我也觉得像。比如说他喜欢抽烟，而且只认一种牌子，说我喜欢跳舞，说我经常接受客户的吃请，说我……”
我注意到，他已经把“他”不知不觉改成了“我”，他一边说一边自顾自地开始喝酒。说的时候眼睛也不看我，间或对视一下，马上就转开去。
“确实不是你，”我说，“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你应该懂的。你想想，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的事情我怎么可能知道呢？”为了说服他，我甚至把鲁迅都抬了出来，引用的当然不是原话，“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什么山西的脸，河南的鼻子，北方的性格，南方的事情，完全是一种拼凑。根本就不是指某个具体的人。”
他的脸色越来越苍白，也越来越冷。语气，也越来越严肃、冷酷。看来，他的心已经很寒了。“这个我也想到了。可是客观上，您损害了我的名誉，你怎么说？你要负责。必须要对这个负责。”
我听到了这样的话，不由一下动起气来，我操，这叫什么话？我必须为他负责？凭什么？我写的是小说，又不是报告文学，我凭什么为他负责？或者说他有什么权利要求我替他负责？真是荒唐。
“恐怕我不能为你这事负责。谁对号入座，那是他的事。”我说。
“你这样是不负责任的。”他说。
他想用这种非常严肃的气势压倒我？这真是笑话！
“你前面就说过，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的小说与你没有任何关系。”我说。
他看着我，气冲冲地说：“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写作是怎么一回事？小说不就是含沙射影吗？虽然你不认识我，但并不代表你不是以我作为模特来写作。很多作家不是根据一则新闻就写出一部小说吗？那个……什么……《安娜·卡列尼娜》不就是根据一则新闻写成的吗？你也许捕风捉影听过我的什么事情，所以就诽谤我。”
“我操！”我根本就不想跟他谈这样问题，他还来劲了？“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我替你负责？那我这部小说里还写到了一位副市长、一位法院的法官、一个演员、一个报社记者，他们都会要我为他们负责，这怎么可能？”我看着他的眼睛，加重语气，开始厌恶起对面的这个人起来。
这个人，一个银行的信贷部主任，一个在仕途上还想有所作为的人。现在，他感到生活中有了压力。问题是，他的工作中，或是生活里，究竟有多少像我写的那本书里的那位科长。也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也许你写的很像……很真实……但是你写的肯定不是我。”他放松了语气说。
我说：“的确不是你。因为，这不是真的。”
“可是，他们都说那就是我。”他有些委屈地说。
然而，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是无能为力的。别人要对号，我能怎么样？
“请你帮我……想想办法……我妻子也天天跟我吵。我每天上班，都能感觉到……那些异样的目光。”他痛苦地说。
我开始有点同情他了。不管怎么说，是我的小说影响了他的生活。
他低下头，从桌底下他随身带来的包里，取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从桌上推到我的面前来，说：“初次见面，不好意思，请你收下，交个朋友。”
我像被烫了一下。一把将那个东西推还到他面前，说：“不不不，你怎么这样？”是的，我还是第一次碰到这样尴尬的情况。面对这种事情，我怎么能收他的东西呢？不管那个东西是什么。我想，它虽然也许并不贵重，但是，它绝对不是我应得的。他并不欠我什么呀？他为什么要送东西给我呢。
他的脸色一下诚恳得十二万份，说：“一点小意思，你……不要不够意思。交个朋友，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不行不行，你不要这样。有什么忙需要我帮的，我可以帮，但你不要这样。”
他的脸稍稍有些红。
“你得帮我消除影响。”他有些艰难的这么说，“否则我的精神压力太大了，我现在晚上觉都睡不好。”
我缓了一口气，有些同情地问：“你说我能怎么帮？”
“……你能不能作个声明什么的？”他小心地试探着问。
“登一个‘本故事纯属虚构，请不要对号入座’？”
他沉吟了一下，说：“……这没有什么……作用。能不能登一个……致歉声明什么的？”
“致歉？致什么歉？”我感觉他现在不仅讨厌，还很滑稽。
我正色对他说，“我写了这么多年小说，还从来没有碰到这样的情况。如果你要我给你们单位的领导写一个什么书面证明材料，那还可以。你要我致歉，我凭什么致歉？我写的是小说，并没有说要恶意攻击谁，我为什么要致歉？如果是这样，那么中国的小说家还能写作吗？小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可是它又要在反映现实上力求真实。每个人都会在一些小说里的人物身上，或多或少的找出自己的影子，如果每个人都要求致歉，那从今以后，小说真的就不要写了。”
他看着我，鼻尖上沁了一些汗珠，继而脸色大变……
“你这是污蔑，造谣，中伤。”他气得发抖。
我说：“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这绝对不是写你。这不是真的，它是小说！”
“我不管，反正你必须向我道歉，公开道歉。”他几乎是在咆哮了。
那顿饭吃得真的非常难堪。不，事实上我就没有心情吃。他也没有怎么吃。我们都气坏了。我越发断定面前的这位姓布的信贷部主任，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有鬼。他虽然没有贷给过牛总，但他一定贷给过刘总、柳总、钮总或是别的什么总，给国家造成过重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