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回家，那时候已经是拍了《世界》之后了，有一天我起床，看我父亲一个人在摆弄一个本，然后他见我出来，他就很自然地把它放起来，中午我又翻出来，是一个剪报夹，里面都是我们山西地方报纸，什么《山西晚报》、《山西广播电视报》上面关于我的所有剪报，他看完之后就剪下来贴在那儿。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一直有一个目光在后面看着我，不管我做什么，走多远。我父亲过世之后，我突然觉得少了一个目光，我做事情都没有动力了，我觉得就是空空荡荡的，整个人是空空荡荡的一种感觉。
拍《站台》的时候，有一天在拍一场戏，是文工团排练合奏《姑苏行》，就是一个手风琴，一个笛子，那个音乐特别忧伤。他们穿着中山装，在马恩列斯毛的画像下面。我通过取景镜看的时候，突然就哭了，因为我觉得好像看到我父亲一样。我爸多才多艺，除了打篮球之外，他年轻时候也组织乐队，那时候是红宣队，他交响乐什么都会做，就是最早那种记忆都是从他那儿来的，所以我好像看到我爸一样。后来整个影片剪辑完成之后，我在片头打了一行字：献给我的父亲。
正因为生活里面那么多感慨，那么多你无法掌控的事情，那么多人的脆弱感，人的孤独感，这些生命里面无法回避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电影来抒发。比如说为什么电影的乐趣不仅在于拍摄的是一个无中生有一个过程，它的放映，一千个人、两百个人聚众，大家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面，一起去面对一段故事，面对一个生活的片段，那么这种聚集在一起的感觉，我觉得它也是消除人的那种孤独感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影片《三峡好人》讲的是普通人的普通故事。山西的一个普通煤矿工人，十六年前买回了一个四川媳妇，媳妇刚怀孕就被公安局解救回去了。十六年天各一方之后，煤矿工人去三峡地区寻找他的女儿，而因三峡工程的缘故，前妻家所在的县城早已被淹没在水底。前妻的家人对他不怎么友善，几次三番折腾之后，他终于见到了前妻，两人决定结婚。影片中另外一个寻找的故事，结局就没那么皆大欢喜。赵涛演的护士虽然找到了自己的丈夫，但心知感情不再，终于还是黯然分手。
2006年，《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荣获最高荣誉金狮奖。
许戈辉：你还记得你当时，知道获奖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吗？
贾樟柯：我是在现场知道的。因为我今年有两个片子在威尼斯，还有一个纪录片，我一直以为是纪录片得奖了，而金狮奖的颁奖在后，我都以为没戏了。
许戈辉：那个时候是越来越惶恐，还是越来越欣喜？
贾樟柯：我自己是有点茫然，我以为是搞错了，因为在威尼斯的过程就没有太多时间考虑得不得奖啊，评论怎么样，太紧张了。
许戈辉：那时在干吗？
贾樟柯：我整整四个月没做后期，因为父亲病了，我什么都不想做。父亲过世后，我回到北京，特别消极，然而我的制片人就鼓励我，他说你不能什么事情都不干。这么多人，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拍的电影，你应该把它尽快地做出来，那后来才逐渐地回到工作里面。当工作真的展开的时候，影展也快开幕了，所以一直在赶。我临上飞机的时候字幕还没做好，是我的副导演们把字幕做好，又晚了两天把拷贝带到威尼斯，接下来就是放映的活动，又有两部影片同时去。所以到颁奖那一天是筋疲力尽。
许戈辉：所以你根本来不及对它产生任何期待，是吗？
贾樟柯：对，没有空间，没有时间说坐在那儿发会儿呆，说，哎，今年我怎么样，能不能得奖，根本没那个时间，就整个事情都忙完了，坐到那儿，已经是颁奖典礼了。所以到最后就是一宣布，德纳芙宣布说《三峡好人》得金狮的时候，一刹那，就有一种特别释放的感觉。
领奖
十余年的电影生涯，从地下到地上，贾樟柯的镜头始终关注的是那些缺乏话语权的大多数人。他的电影更多地呈现出生活在社会边缘、有着各种人生困境的小人物。以个人的角度叙事，以个性化语言拍摄这个纷繁复杂变化万千的转型时代，他因此获得了大多数人的共鸣。
最早萌发拍摄《三峡好人》的念头是在四年前。那时，贾樟柯为了拍纪录片《东》而在三峡待了一个多礼拜。一天傍晚，突然而至的大雨向他袭来，一股从未有过的孤独如同三峡库区的雨水一样浸透他的全身，拍摄这部影片的想法也由此出现。只用了三天的时间，《三峡好人》剧本已经初步形成。
2005年，《南方人物周刊》评选贾樟柯为“青年领袖”之一，称赞他是当代中国最富洞察力的记叙者。
“我希望尽量客观地呈现他们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成长，他们的慌乱，他们的镇定和自尊。所以我选择用这种拍摄方法，我不想讨好任何人。”
贾樟柯：我往台上走的时候，就变得特别从容，因为我觉得其实它不单单是说贾樟柯他们这一帮人做的电影受到了鼓励，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我觉得我电影里面的人，从《小武》到《三峡好人》，五部长故事片，十年的时间，我们拍的人群，我们关心的问题没有改变过。我觉得拿到金狮奖是对这些中国最普通的劳动者，最普通的人，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尊敬。
这部电影英文片名叫《静物》，所谓《静物》就是被忽略的现实。那么三峡，我觉得在2000~2004年特别热闹，全球差不多有一百多家媒体集中在那儿，现场直播那个变迁，移民啊，拆迁啊。但是当三峡工程作为一个新闻热点消退之后，又变成一块沉默的土地，那儿的人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经过那样大的一个变动之后，他们要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我觉得它不是一些枯燥的数字说有一千或一百万人移民，这是没有实感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嘛。但是你看看，生离是什么样子，死别是什么样子，看看生离死别，看看具体的人，哪怕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他饭碗里面的食物，他吃饭的姿势，他蹲在长江边的悬崖上，然后在那儿吃一碗饭，底下就是万丈深渊那样的一种感觉。还有走到街上，看到一个家庭回流，就是移民走了又回来，本来是本地人，走了一圈再回来的时候变成外地人了，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异乡，这种感受，我觉得通过电影表达出来之后，希望能给观众一种更加复杂的感情吧。
许戈辉：我看到你在颁奖礼以后，就不止一次地表示过，说你在发言的时候有一句话没有被翻译出来，你觉得特别遗憾。你当时说，你觉得做电影是你寻找自由的一种方式。
贾樟柯：对，因为我越来越觉得，其实我们的生活空间并不是那么宽阔，比如说我们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禁忌，那么电影是触摸这些禁忌的一种方法。
从学生时代的第一部实验短片《小山回家》，到第一部故事片《小武》，再到获得“金狮”的《三峡好人》，贾樟柯始终延续着他自己的电影传统--冷眼叙事、迷离彷徨。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和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多元社会背景下，他的作品抒发着那些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人们，对故乡、对都市、对爱情和对周围世界的独特感受。
贾樟柯：也有人会怀疑说，贾樟柯，你一直拍不愉快的生活，拍那些困难的生活，你为什么不去拍别的东西。因为我们习惯生活在一个简单的感情里面，我们不去想那些麻烦事，不去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但实际上我们逃不过去，它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
许戈辉：但是恐怕直到今天，恐怕直到《三峡好人》，这种质疑你们拍电影的类型和动机的声音肯定还是存在。
贾樟柯：到现在还有。
许戈辉：他们认为，就是贾樟柯这一批人吧，包括以前的张艺谋啊，似乎都是在为外国人拍电影，是在贩卖一些中国的负面元素。
贾樟柯：对，这个批评到最近还有。那么这里面我觉得最主要的东西还是一个文化信心的问题，也就是当一部中国电影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时候，人们不去相信它是因为饱含着感情元素，和电影本身的那种创造力产生了这样的成绩和影响，而是觉得这是一种阴谋论，说正好是符合了外国人窥视中国落后的这样一个心态。
其实我们看这十几年里，就国际电影界对中国电影的这种接受和认识，你就能看到一个很大的变化。一开始能够被国际市场认可的中国电影，基本上都有一个东方的奇观和东方的想象，不管是丝绸也好，小妾也好，深宅大院也好，黄土地也好，它都有一个奇观在里面，就是有一个对东方的想象在里面。那么逐渐地日常生活进入到中国电影里面，逐渐地到我们这代导演被国际接受的时候，我们电影里面是现实的中国社会、现实的中国生活，也就是说西方在接受中国电影的时候，逐渐进入到中国的当下、进入到中国的当代，而不是停留在对中国的想象上面。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文化也是足以有一席之地，能够让整个国际文化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
《三峡好人》在国内的放映档期和张艺谋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选在了同一时期，有关这两部影片放映的口水战也因此展开，甚至广电总局的官员也不得不出面干涉。
其实，《三峡好人》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奖之后，影片海外版权销售的丰厚回报早已经令贾樟柯不再担心票房问题。
虽然他第一部获得公映的电影《世界》在国内的票房不尽如人意，但贾樟柯自信《三峡好人》在国内的票房可以排进前三名。
许戈辉：《三峡好人》是在这个贺岁档，在国内上映是吧？
贾樟柯：对，现在初定是12月14号。就是跟张艺谋的“黄金甲”同一天，我觉得有趣，有挑战性。
许戈辉：对，几乎已经毫无疑问地可以预见，到时候媒体可能会充斥着一个词，就叫“PK”，什么贾樟柯的小制作艺术片PK张艺谋的大成本商业片之类的。
贾樟柯：对，所以我的问题就在于为什么要PK，不可以是联手？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次的放映，让人们知道这个共存，是一个联手，是一个多类型的共存，不是互相抵消。我们再也不要用一个斗争的哲学来考察一切问题，来对待一切问题。
“我能”广告同期：（贾樟柯为“全球通”拍的广告）
不管别人怎么看你，用你自己的方式去看世界，坚持自己的选择，做最好的自己，我能。
筹备了多年的电影《双雄会》，贾樟柯将力邀国际影后张曼玉饰演女主角，这与他前面作品对演员的选择截然不同。
许戈辉：你这样说倒让我想起你给中国移动拍的广告，就是那个“我能”。我在看到那两个字--“我能”的时候，我脑子里想到的是，我想问问贾樟柯，他觉得有什么他不能？
贾樟柯：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不能。我觉得对导演来说，可以尝试很多东西，但问题在于，其实做导演的，他一定知道自己什么能，什么不能，所以不要妄图当一个全能的冠军。比如说周星驰的电影，我觉得他很有世俗文化的感觉，我觉得我做不了，因为我自己成长过程中，生活给我的压力感让我不可能嬉笑怒骂，让我不可能用那么后现代的方法，用一种游戏的方法去面对社会。比如说我不可能拍《花样年华》，因为王家卫的文化是文化的一种传承，是1949年之前中国流行文化没有中断的延续。你比如说《花样年华》这首歌本身，它就是旧上海的一个流行音乐，包括对女性化妆的认识、旗袍的认识，所有这些流行元素，都是从1949年之前上海文化延续过来的。但这种文化在1949年之后，在大陆是被中断的。我们是没有接触到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所以他可以拍《花样年华》，我不可能拍《花样年华》。这就是我们的局限。
许戈辉：你要和张曼玉合作，但是我很难把张曼玉和贾樟柯这两个名字联想到一起，所以在我的脑海里，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贾樟柯：其实它可能。
在《三峡好人》拍摄的过程中，贾樟柯就已经奔波在台湾和香港为他筹备多年的另一部电影《双雄会》做资料准备了。在这部讲述20世纪50年代中国香港的故事中，张曼玉出演片中一位不穿旗袍穿制服的空姐，而这也是贾樟柯电影历程中又一次全新的尝试。
贾樟柯：这几年我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特别是对民国的历史、对1949年后这一段历史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它离咱们这么近，但实际上我们的认识是很片面的。有一年我在巴黎，一个人去密特朗中心看一个摄影展，那个摄影师是布勒松，他在1949年前后拍了大量中国的照片。然后我就看到一张照片，拍的是1947年一个国民党士兵的溃败。整个山坡上都是被打散的国民党士兵，毫无组织，一片狼藉，视觉的中心有一个将军或军官吧，下级军官，拿一个暖水瓶，那个暖水瓶外面用棉布做了一个封套，那个军官紧紧抱着它。我就一下觉得那个暖水瓶是那个时代特别珍贵的东西，如果是发生在今天，有可能是一个人抱一个笔记本电脑，因为那是他的家当，是他的希望。当你站在一个更全面的高度看这个国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们曾经发生过那么撕心裂肺的一种罹乱，其实它才过去几十年，五十年或者六十年。其实我们不那么了解它，这样的话，我就进入到这个题材的想象里面。
所以有些东西是会发展的，以前我对历史没那么多兴趣，现在除了对现实特别有兴趣之外，开始对民国的历史有很多想象。
《站台》拍完之后，就有法国片商要以5000万美元资助贾樟柯拍片，却被他婉言拒绝了。
他也多次表示过，不会为钱而拍摄自己不感兴趣的电影。
2007年年初开机的《刺青时代》，为贾樟柯开启了商业电影的大门。与前几部影片不同的是，这是一部描述一个黑帮由成长至衰败的影片。这部作品更多地要表现人的衰老及整个心理变化过程。
在2004年电影局“解禁”第六代电影人之前，贾樟柯经历了十年之久的“地下”生活。那时，他们被称为“独立电影人”，那时的“独立”，也许是游离于体制之外的“独立”。而今天，已经被体制接纳的贾樟柯，面对国内电影市场汹涌而至的“国产大片浪潮”，是否仍然会继续坚守着他那份“独立”呢？
贾樟柯：我记得，2002年还是2003年，我去纽约的时候，去马丁？斯科塞斯导演的剪辑室跟他聊天，那时候他正在剪辑《纽约黑帮》。那部电影有一亿多美元的投资，是他当时拍摄资本最大的影片，资方给他非常大的压力，包括片长，要生生剪掉二十五分钟。我跟他见面的时候，是他最痛苦的时候，然后他就一直给我看，这是一个版本，这是另一个版本，他说，这是我喜欢的版本，这是他们要的版本。跟他聊完天，他送我坐电梯的时候，非常真诚非常意味深长地跟我说，要保持低成本，保持你的自由。那个话我一直记在心里面，所以我自己一直是这样做的。到《站台》之后，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拿到很高的投资，但问题是目前我想拍的电影不需要那么多钱。我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我为什么要说，今天我贾樟柯有能力，我花五千万，六千万，我要这个经历，那个没有用。有用的是你怎么样在这个资本的游戏里面一直保持你的独立性，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