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也没有跟别人比较，看看自己是不是比别人强，但是我觉得我能够把握我自己，我能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母亲给了我一样东西，让我终身受用，也让很多人因此而烦我。因为我在电影这一行里特别幸运，我1997年拍第一个电影，从那时到现在，我拍电影从来没有因为资金的问题担忧过。从《小武》之后，整个运作都非常顺利。于是就有很多人说，贾樟柯这个人特别会运作，他特别会做这种事情。就是说我特别懂世故，通人情，城府很深。他们说：“别看他年纪小，这小孩城府太深，脑子太复杂。”就有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我都不介意。因为我母亲教给我一样东西，她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好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是不属于你的；我们每个人都是两只手空空的，如果那个东西叫作幸福的话，它永远不会朝你走过来，你得朝它走过去，你得伸手拿。也就是说生活要主动。我觉得这个一直在鼓励着我--那个东西在那儿，但我知道它不属于我，然而我喜欢它，我要做成它，我要走过去，我要去拿。我觉得这是一种生命哲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这就是主动性。
许戈辉：现在没有投资人给你投资一个大的电影工厂什么的吗？
贾樟柯：没必要吧，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半年在外面嘛，除此之外就是前期和后期很短的时间，而且我也不用见客户，也不需要那种豪华的大办公室。大家总会有一个地方坐下来聊天，说事情。
许戈辉：那你不希望有一个梦工厂之类的吗？
贾樟柯：慢慢来吧。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最困扰我的还是我的电影不能公演，其实处理解决这个问题是我特别大的一个愿望，但是说实话我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我特别不擅长跟机构打交道。
去北京之前我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我一辈子都不要在单位里上班，哪怕将来开一个烟摊或者卖水果，我也不要去那儿上班。我有一个同学，他是中专毕业分配到太原，在一个单位里上班。他们那个处长特别喜欢打扑克，一打就打到晚上九十点钟，不回家。结果整个科室的人都不回家，都要陪着他打到九十点钟。然后我就问他：“你为什么非要陪着他？你回家，你出来玩儿多好，你干吗陪着他？”他说：“不行，我要是不陪着他打扑克就不是他的人了，我在这个单位就会有问题。”我想如果单位是这样的话，我真不要这样的生活。直到后来包括我拍《小山回家》这样的电影，就是所谓的独立电影，我觉得跟我成长过程里面对单位秩序所形成的印象有很大的关系。
那个时候我们同年级正好有一帮朋友都特别想拍电影，所以我们就组织了一个小组，叫“青年实验电影小组”，于是大家开始打一些工。我在大学里主要的收入就是给人家写电视剧，当枪手，就是不署名写，写了很多，挣了一点钱；也有的同学拍广告，也挣了一点钱。于是我们决定把这个钱凑起来，拍一个短片。我说：“我写剧本，我当导演行吗？”他们同意了。于是我就写了一个有关河南民工的故事，叫《小山回家》。写完这个之后大家凑了一万块钱，就拍这个叫《小山回家》的短片。拍戏拍到后期就没钱了，今天有一点就做两天，明天没有就停了，一直断断续续地拍，拍到了差不多1996年的时候就做完了，然后我们自己还搞了一个首映式。
许戈辉：在什么范围？
贾樟柯：就是在我们宿舍。然后就放，很多同年级的同学都来看，在看的过程中人们就开始往外走，结果看完后就剩下两三个人了。大家都摇头，说：“贾樟柯，你就好好学你的理论吧，你不适合干这个。”这对我的打击特别大，让我怀疑自己的导演能力。这个事情大概过去了有两三个月，心里又开始不服气，觉得即使再差也还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当时的制片是管理系的一个同学，叫张涛，我就跟他说：“张涛，咱们能不能想办法去别的地方放？”张涛说：“行，我给你想办法。”他能力很强。那个时候正好北大有一个影视兴趣小组，也是看片子的小组，大概有两百多个会员，他们就联系上了。张涛说：“我们拍了个短片，能不能在你这儿放？”他们说：“行。”然后他们又说：“你们摄制组能不能来？”我们同意了，于是一群人就去了。先是放电影，放完之后，那天我在场。
许戈辉：当时你的心情紧张吗？
贾樟柯：紧张，心“怦怦怦”在跳，所以我自己不喜欢看我自己的电影，这也可能是从那个时候落下的毛病。我们先是看到没人走，这是第一步，看完之后还有人鼓掌，我们就上去了，非常像煞有介事地跟同学交流，还讨论得特别热闹，因为都是同龄人嘛。他们就刨除了电影技术上的那种困扰，在那方面我真是很糟糕，我们没有任何经验，所以电影学院同年级的同学看时，总觉得这儿怎么拍得这么暗？焦点怎么不实？那个地方光怎么会这样？所以他没兴趣看这个电影。但在北大不一样，他们被这个剧情所吸引，被人物关系、人际关系所吸引，所以就有热烈的讨论。
正好有一个比我们高几级的文学系同学，他分配到当时的《戏剧电影报》当记者--现在这个报已经没有了。他觉得我们这种方法特别有意思，就像公社一样，大家一起凑钱拍电影，也很新鲜，就写了一个很小的报道。那个报道就被香港《电影双周刊》的记者看到了，他就过来采访，我们就一起谈论了一些问题。他说：“香港在搞一个独立短片的比赛，你有没有兴趣参加？”我说有兴趣，就把片子送过去，然后就没有音信了。
后来到1996年的圣诞节之前，有一天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能来香港吗？”我说：“不知道，我没出去过。”--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然后那边就说：“你这个短片获奖了，你来领奖吧。”
那个短片得了1996年比赛的故事片金奖。在那个比赛上，我认识了后来的香港合作人，两个最重要的合作人，就是我的制片，叫李杰明，还有摄影师，叫余力为。
在《小山回家》之后，贾樟柯得到了香港制片的第一笔投资。他用20万元拍摄了他的处女作《小武》。
贾樟柯的电影不能公映，似乎并不妨碍他在民间的知名度。印有他名字的盗版DVD在青年人中广为流传并享有崇高地位。人们最早知道他也正是由于盗版VCD《小武》的流行。
贾樟柯：回家过年之后突然就想拍《小武》。那年汾阳的变化非常大，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那条主街要拆掉了，说是要盖新区，然后在县城边上开了一个新开发区，全是歌厅，歌厅里面都是从东北、四川来的小姐，县城里的人都在谈论这些。更要命的是我那些同学结婚、生孩子以后，突然面临很多问题，有的朋友离婚了，不知道什么理由，有的跟父母分开住了，也闹矛盾。人际关系在1996年年底的时候突然变得特别纷繁复杂，我一下就被那种现实触动了，就写了《小武》的剧本。
小武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小偷，脸上总是带着似笑非笑的神情。他羞怯而孤独地生活在自己里。这部处女作为默默无闻的贾樟柯赢得了国际声誉。它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青年论坛首奖后，又在釜山电影节，法国南特三大洲等电影节获得多个奖项。
贾樟柯：我觉得处女作跟一个人的关系特别有意思。以前都是拍录像，当我们第一次真的拿起摄影机去拍电影，而且是拍一个长片的时候，当时对电影的好奇、对电影的激动现在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许戈辉：实际上你会有一种战战兢兢的感觉，是吗？
贾樟柯：战战兢兢，但充满了激情。那个时候我精力特别好，我们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开始拍，一直拍到晚上九十点钟，然后回去，还要跟摄影师喝酒，喝到两三点，每天睡三四个小时，没问题。在现场你感觉脑子“哗哗”在转。但是在拍《站台》的时候我就感觉脑子不是“哗哗”在转，而是正常地在转。原先那个时候是一种迸发，是所有的能力、精力、激情总体的一次爆发，拍得非常愉快，21天拍完，拍完那一天我们全喝多了，然后开一辆车在县城外面的公路上跑，一边开一边唱歌，就唱我们成长过程里面的歌，一首接一首，从最早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到《我的中国心》，再到《霍元甲》，甚至唱山口百惠的《血疑》，一直唱，一直唱，大家都疯掉了。当时我就想：大家就这么唱吧，这些音乐就是我下一个电影的音乐，我一定要拍《站台》。
《站台》是一部有着史诗般格局的长片，它讲述了小城文工团里的一群年轻人，讲述他们的成长和漂流的青春。在这部电影之后，贾樟柯成为中国新生代导演中的一面旗帜，被国际影评人称作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
贾樟柯：我一下子觉得我真的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表达方法，能够把我的内心世界讲述出来。很多人也问我：“你拍电影是为了什么？是为观众拍还是为了别的？”对于我拍电影的目的有很多假想。我觉得我很单纯，我是为我的过去、为我的那些朋友们拍电影，因为他们都是没有表达能力的人，他们没有话语权，他们内心的世界表达不出来。
比如说在《站台》里面，有一个煤矿的片段，主人公的表弟是一个矿工，那是我亲表弟演的。
“生死合同：一，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本人自愿在高牙岗煤矿采煤，如遇万一与煤矿无任何关系……”
那一幕是发生在我跟他之间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不认识字，所以他想让我去帮他看合同。那个合同就和电影里一模一样，连条款都没变。我问他：“你要不要签？”他说：“当然要签了，我需要钱。”他签好合同之后我们俩就一起回家，要翻过一座山。在那条路上，我情绪特别地复杂。因为我跟他有血缘的关系，我们这样亲近，小时候每天在一起玩儿，但是我的世界跟他的世界就相差得特别远。以后我就要看到这样一个亲密的亲人在生死线上挣扎，我说不清楚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俩沿着那条山路走，走着走着他突然蹲下了，蹲在那个山边看着远处。我以为他累了，就站在旁边，也不想说话，因为我情绪也不是很好。他把帽子摘下来，然后拿出一张相片给我看。我接过相片来一看，那上面是三四个小伙子和三四个女孩，一个合影，就是用那种傻瓜相机拍的那种灰糊糊的合影。他也不告诉我为什么要让我看这张照片，后来我明白了，就在这些女孩里面一定有一个是他喜欢的人。这些他都不会跟我说，而且他也一定没有跟这个女孩表达过他的感情，他只是珍藏着这张照片，这张集体的合影，一直在看。我看完就给他，他又放到帽子里戴上，然后一声不吭地接着走，我跟在他后面。那时候我真的有一种情感的涌动，真的想拍电影。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拍电影其实特别不好玩，除了体力的疲劳之外，对我来说它还是一种特别劳苦的精神活动。你要回忆那些往事，你要面对现实里面的事情，你要把自己的内心经历讲出来，把自己的经验讲出来。只要是在创作中，我就感觉自己每天都处在这种非常强烈的情感活动里面。它是一件劳苦的事情，是一件伤身体、伤精神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还要去做它？就是在这么混乱、这么复杂的众多的声音里面，我希望人家能听到我的声音，能注意我的声音，然后透过我的电影，能看到那样的生活，能看到我表弟是怎么生活的，能看到我那些朋友面临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经历，他们有什么样的希望，他们有什么样的痛苦，因为我觉得那种生活是被隔绝的。
2006年9月10日，中国“第六代”导演领军人物贾樟柯，凭借电影《三峡好人》斩获第6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高荣誉--最佳影片金狮奖。由此，他也成为威尼斯电影节历史上最年轻的金狮奖得主。另一部与《三峡好人》套拍的纪录片《东》，在电影节颁奖典礼开始前三个小时获欧洲纪录片协会与欧洲艺术协会奖。
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或沉重。
许戈辉：你把这个金狮带回去的时候，妈妈是什么样的反应？
贾樟柯：我妈就是，就基本上是爱不释手吧。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起得比她晚一点，然后我起来穿衣服，看到我妈在拿布擦那个金狮。
许戈辉：她把那个（金狮）摆在什么地方了？
贾樟柯：摆在我父亲的书架上，旁边就是我父亲的像。其实，整个家庭今年还是大喜大悲吧。
2006年年初，就在电影《三峡好人》进入后期剪辑之时，贾樟柯的父亲却因癌症不幸去世。这对于平时与父亲甚少交流的贾樟柯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度陷入对父亲的悲情之中。
贾樟柯：2005年差不多这个时候，突然我姐给我打电话说我父亲生病了，我那时候正在上海，然后我还没有当回事。
许戈辉：父亲身体一直挺好的，是吧？
贾樟柯：一直特别好。他年轻时候打篮球。我父亲个子不高，但是他是我们县里面的篮球明星。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叔叔阿姨跟我回忆起来，老说他打篮球打得怎么好，基本上不怎么生病，身体特别好。但可惜他就是一直抽烟，去年，我姐先说父亲生病了，然后又过几天，我还在上海办事儿，我姐打电话说，可能基本上确诊是肺癌。我整个人都傻了。其实就是，刚刚想尽孝，父亲已经生病了。因为有一个什么问题啊，我总觉得父母还没有老，总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自己还没有到感觉到父母已经老了，需要自己去照顾的那个年纪。
“樟柯”二字取自父亲，樟是有香气的不生虫的木，柯是斧子的手柄，必需但不是最主要。
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亲历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山西的外景拍摄，这段使父亲激动的经历，一遍一遍地讲给自己的孩子。贾樟柯把自己导演职业的选择归于父亲的这段经历。
父亲平时话不多，父子之间也很少对他的电影做过交流。父亲只是在身后给他默默的支持。在完成《站台》的拍摄后，贾樟柯在片头写下了“献给我的父亲”。
贾樟柯：那时候我刚拍完《三峡好人》，然后什么都不想做，就觉得人特别脆弱，就说你可以在某一个行业里面干得很好，可以克服很多困难，但是生命这个东西真是一下子让自己显得无能为力，特别脆弱。
我从十九岁离开家，一年跟我父亲母亲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十三天，基本上就是上学的时候，寒假回去过个年，暑假自己在外面疯。那时候我刚开始离开家是学画画嘛，暑假都在外面去写生啊，旅行啊，后来到了电影学院上学，出来拍电影，生活就更不规律了。所以陪他们的时间，特别陪我父亲的时间就太短了。而且父子之间的话并没有那么多，可能中国父子都那样吧，其实感情上特别亲近，但是就是在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特别后悔没有多跟他聊一聊，其实我觉得他特别想了解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