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小武》/《站台》/《三峡好人》/《东》/《世界》等。
贾樟柯简介：
生于山西汾阳，是中国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其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获得香港映像节大奖。1997年，其作品《小武》荣获第48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论坛首奖等多个国际大奖。1999年，《站台》荣获2000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等多个国际大奖。2001年，其作品《任逍遥》入选当年戛纳电影节。2006年凭借《三峡好人》荣获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及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外语片奖。2010年，洛迦诺国际电影节授予他终身成就金豹奖，成为有史以来获此殊荣最年轻的电影人。
导语：
从电影学院毕业后，贾樟柯留在北京居住。曾经在看《黄土地》的时候，贾樟柯说他以后也要拍电影。就是在亲人朋友眼里突然冒出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念头，就是这场普通的电影却改变了贾樟柯的命运。后来他从山西汾阳来到北京，实现了他的电影导演之梦；他的电影也从“地下”走向世界，站在国际的舞台，进入大众的视野内。贾樟柯作为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他所执导的电影亦代表着一种文化符号。
许戈辉：你自己是生长在汾阳，对吧？你的三部片子当中的两部，就是《小武》和《站台》，都是反映汾阳地区的那些青年人，反映他们的成长，他们的生活。
贾樟柯：对，这三部电影，我把它叫“故乡三部曲”。我觉得如果从顺序上来说，应该第一部是《站台》，它是从1979~1990年；第二部是《小武》，它是90年代中后期；最后一部是《任逍遥》，是2001年的故事。这三部电影连起来正好是我自己从七八岁到当下的成长经历，是对山西、对我故乡、对中国社会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或者说导演，对流行文化都有一种非常天然的亲近性，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解放，它给我们那种粗糙的、荒漠一样的心灵带来了解放，我觉得那是很难忘的。我记得很真切：以前我们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来我们唱《我们是80年代的新一辈》，突然听到邓丽君说“月亮代表我的心”，从“我们”变成了“我”，我觉得那种内心的激动是很难忘的。每个人都歌唱自己内心的情感，虽然那个时候对爱情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是对个体已经有一种萌动的体会了。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正好流行霹雳舞。有一部美国电影叫《霹雳舞》，我看了十来回，然后就琢磨、学习，后来就跟十来个喜欢霹雳舞的同学，组织了一个跳霹雳舞的队叫“害虫队”。为什么叫害虫队呀？那个时候有一个广告词就是“我们是害虫”。然后我们就到处跳，去各个中学、去师范学校--就汾阳那些学校里面去跳去切磋，因为学生喜欢这个。后来假期的时候，就跟这样一个流浪的草台班子去走穴，真的就像电影里拍的那样。
我们大部分是来自山西的各个县，有一个穴头，是他组织我们去演出的，但我们打的名字都是什么“广州白天鹅现代歌舞团”，或者“深圳太空柔姿霹雳舞团”，人家以为真的是广东来的。
许戈辉：其实里面也混杂着像你这样的人？
贾樟柯：都是这样的，不是混杂，都是像我这样的人。
许戈辉：我这么一听，你在小时候一定是一个不安分的小孩子吧？不会是个特别遵纪守法的好学生吧？
贾樟柯：反正老师挺烦我的。读初中的时候，我的那些朋友都是喜欢在街上闲逛的，我上学的时候，他们就在学校门口的两边蹲着等我，我放学一出来就跟他们一起玩。我们玩的东西也很奇怪，有时候跑到郊区边上去拣玻璃，拣了去卖，这是我们的游戏之一，也不是为了钱，是游戏。还有就是拣钱，很好玩。七八个同学在电影院门口，那儿有一个卖票的票房，票房前面是土地，虚的，我们就用脚去踢它，每次能踢出一块多钱的钢蹦来，很特别，我们日复一日都在干这件事情。有了钱以后就买烟，我很小就抽烟，也会站在街上打架。后来终于有了录像，有了录像厅，算是救了我们了。从此以后我们在街上除了看人之外还可以看录像了，就是说我们终于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了。
我这一生看的第一个录像是《广东好汉》，第二个是《独臂刀客》，第三个是《少林十八铜人阵》，我一直记得这三个。
许戈辉：都是那种打打杀杀的？
贾樟柯：都是打打杀杀的香港片，非常喜欢，看完之后，出来走在路上，看到同年龄的小孩就撞，就想挑衅、打架，然后就想象自己是武侠。
许戈辉：真的打过吗？
贾樟柯：真的打过，被人家打。那次特别有意思，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就是后来在《小武》里演那个发了财的大款的那个同学看完电影从电影院出来，迎面走过来一个小孩，我砰一撞，然后就开打，一打，那个小孩就喊：“七哥你快来。”我一听就糟了，他喊七哥，说明他有七个哥哥，很快他七个哥哥就都过来了，把我们俩打一顿。
我上初二时候，原来那个班主任调走了，来了一个年轻的，他就知道我很好动，上课经常跟同学说话什么的。有一天上课之前他拿了一摞书，他说：“贾樟柯，你不用听我讲，你就看这些书吧。”我记得其中有一本沈从文的小说集，就拿来翻翻，然后慢慢地，心就开始平静下来，就开始喜欢文学了。
也就是在我喜欢上文学的时候，我那些朋友的生活也开始有了特别巨大的变化。有一天，我正在上课，有人在外面敲门，说：“老师，我要叫贾樟柯出来。”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就出来了。找我的是我们另外一个朋友，他已经不上学了，他跟我说谁谁谁死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同龄人死了，他是我一个好朋友。一般小孩对死没有概念的，但当时我都惊呆了，我不相信，我说你别开玩笑了。他说我哪有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真的死了，我们应该去他家什么的。于是我们就去了他家，他真的死了。他是修摩托的，有一个客人送来一辆嘉陵轻骑，他父亲跟他一起修，修好之后他就骑出去试车，结果就跟汽车撞了。这件事情之后，我突然就有一种命运的感觉。原来我的生活是太具象了、太具体了，每天都是具体的，脑子里头都没有空间，脑子是满的，都是被具体的事情塞满了，下午两点有一场什么录像，几点要去谁家，明天谁要怎么样，都挤满了，没有更多的世界，突然脑子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垮下来一样，腾出一个大的空间，人被抽象掉了--原来就是一个混蛋，心里头什么都没有，现在就开始真的坐下来看书了。我特别喜欢路遥的《人生》，我特别喜欢那个小说里面高家林这个形象，他的整个悲剧就是因为他的户口问题，他想有一个县城的户口，他觉得他应该在县城生活，他有才华，他应该实现更大的自我价值，所有这些东西就开始让我觉得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原来是不合理的。
许戈辉：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应该是不同的？有没有这样的一段时间，在你还没有离开你那个生活环境的时候，你就预感到你是不同的？
贾樟柯：我没有预感到我可以过不同的生活，但是我特别有一种强烈的离开这个土地的愿望。那时候费翔在西安开演唱会，我们有一个女同学就失踪了，全学校的人都在找她。后来她回来了，她说她偷偷地去西安看费翔的演唱会，而且看上了。那个时候我很崇拜她，因为我也想去，但我不敢去，没去，她一个女孩子却去了。那时候对外面的世界有很多憧憬。比如有一天，小城里突然有很多人在吹号，然后从那个坡上面走下来一队人，拉着老虎，化着那种小丑的妆，是一个马戏团来了。这些东西会让我非常地激动，我会跟着它跑一天，看一天。
那时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无穷的想象，我觉得我的生命只有走出这样一个封闭的地方，我才能够实现我的价值。
许戈辉：你在什么时候算是真正地离开了汾阳？又是因为什么离开的呢？
贾樟柯：1990年的时候。因为学画走出去的。我没考上大学，我高考的时候报考的是北方交大的新闻专业，但是没考上。我数学太差了，差到什么程度？就是解析几何跟立体几何我都分不清，一道题出来，我不知道这个题是解析几何的题还是立体几何的题，我们数学老师气得把我给轰出去了。那时我学一点画画，我父亲打听到考美术院校不用考数学，就说：“你去学画吧。”我说好，可以离开汾阳了。于是跟我父亲拿了一点学费和生活费就走了。1990年的时候到山西大学的一个美术考前班，然后就去了太原。
许戈辉：你还记得你离开汾阳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景？
贾樟柯：当时我记得刚过八月十五，应该是八月十六。八月十五是我母亲的生日，本来我应该是八月十四或者八月十五走，但我一定要给我母亲过生日，母亲生日过去之后第二天我就走了。我走的时候母亲去送我，我没有跟她说什么话，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然后我就走了。走的时候，我们在公路边截了一辆从陕西过来的长途客车，那辆客车特别高，车开动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些黑压压的房檐在视线里移走，很快就变成田野了，再往前开就是很陌生的地方了。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也特别地失落，然后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从现在就走，不要再在这个地方了。”也是在太原，一场电影改变了我的命运。那时山西大学旁边有一个公路电影院，当时是山西省公路局的一个俱乐部，一般都是山西大学学生去那儿看电影。有一天下午我约了一个朋友玩，结果那个朋友失约了，我自己没地方去，正好那儿放《黄土地》，我也不知道那是个什么电影，反正是电影，就买个票进去了。《黄土地》是1984年的电影，那个时候应该是1991年，但我是第一次看，看了之后，我走出电影院就对自己说：“我要干这个！”
许戈辉：但是在那之前，你也没有接触过任何关于电影理论的东西，而那部电影，我听不少人说，在那个年代，还是很有突破性的一个电影，一般的人应该是看着有点费劲。你一个从县城里出来的孩子，仅仅到了太原开始学画，你怎么能领会到那个电影里边的那些东西呢？
贾樟柯：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能领会到，反正就觉得特别震动。我一看黄乎乎的一片土地，那不就是我们家吗？我们家出门走几里路就是那种地貌，那不就是我们家吗？那不就是我大姨妈、二姨妈、我舅舅他们村里的情况吗？那个环境一下子就激发了我的亲近感。
许戈辉：你那时候知道陈凯歌是谁吗？
贾樟柯：知道，那个时候也已经知道张艺谋，但是作品都没看过，就知道他们是搞探索艺术的，也要学一学。看完《黄土地》之后，我觉得我就要干这个。
许戈辉：那个时候你觉得他们离你有多远？
贾樟柯：我觉得离我也非常远。那件事以后我就问和我一起学画的同学：“怎么能当导演？”人家说：“学张艺谋啊，考电影学院。”我就打电话给我父亲，我说：“爸，我不想考美术了，我要考电影学院。”我爸说：“是吗？”就挂电话了。第二天早上他就跟我妈来了，那么远从汾阳到了太原，他说：“你发疯了！那个是你干的事情吗？不可能的嘛！”他觉得我疯了。然后，我们所有的亲戚和邻居就说贾樟柯想当演员，要当明星，他要考电影学院。对我们那个环境来说，想考电影学院就是想当演员，要当周里京，艺术电影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概念。我考了两年，终于在1993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许戈辉：你接到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贾樟柯：我觉得年纪大了吧，23岁了，你说能有什么心情？就去吧。
许戈辉：没有觉得特别兴奋吗？这毕竟是你的一个梦想，又经过你自己辛辛苦苦的奋斗。
贾樟柯：我觉得不是特别兴奋。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我觉得就好像第一次离开汾阳去太原的时候一样，这个时候是要离开太原去北京了，反而是心里头空荡荡的，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真的不会在这个土地上生活了。我们山西人最爱吃的一种饭叫“过油肉”。我一思乡就会想起那个。后来我到北京的时候在饭馆吃饭，我点了过油肉，那个服务员说：“我们北京的肉都过油。”我想我真的要离开山西了，可能再也吃不上过油肉了。
许戈辉：那你到了北京上电影学院的时候，马上就适应北京的生活了吗？
贾樟柯：开始慢慢地适应。我刚来时第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你可能会笑我，但这是真的，我听不懂北京话。
许戈辉：你在家乡的时候都说汾阳话？
贾樟柯：不，我以为北京人都说普通话，但其实那个北京话很难懂，北京人也觉得北京话就是普通话，应该能听懂，但我听不懂。他们说得特别快，而且省略很多字，我经常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许戈辉：你听不懂的时候怎么办呢？别人笑话你吗？
贾樟柯：听不懂就问“您能再说一遍吗？”别人也烦我。再说一遍我还是不知道。
许戈辉：你现在已经说得很顺了？
贾樟柯：我现在当然都能听懂了。刚来的时候我真不适应，在公共汽车上听不懂报站名，那个站名，我对着牌子看都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站。
特别不可思议的是，我发现在北京骂人，比如说同学之间互相骂或者是街上的行人对骂，都说这个人是农民--“你真农民。”这种骂法1993年最流行，比如“你这个东西写得真农民”，“你真农民”。现在，10年过去了，已经没人这样骂了，我觉得这真是一种进步。当初，当我听到别人骂“你真农民”之类的时候，我就很受刺激，因为我们家大部分亲戚都是农民。我弄不懂为什么“农民”这个词能变成一个骂人的话。如果我是一个生长在城市里的孩子，那么当别人说我“真农民”的时候，我不会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只知道这是在说我土，顶多是句开玩笑的话。但对当时的我来说就特别受刺激。
许戈辉：你觉得特受伤，是吧？
贾樟柯：也不是受伤，而是有一种愤怒。我是农民怎么了？为什么要拿农民来骂人？我那些亲戚，我那些表哥、表弟，他们都是农民，我觉得我也是一个农民，我有一个农业的背景，而且我觉得它给了我很多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听人家骂农民，我真的不习惯。不过那样也让我开始跟这个环境有点隔离，它帮助我能够更客观地来看北京的生活，使我没有迷失。
许戈辉：你那一段时间自卑过吗？
贾樟柯：也没有自卑。
许戈辉：怎么会呢？你看你来自的地方比别人都小，你的年纪比别人都大。人家一说到农民这个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受刺激，你从来没有觉得自卑？
贾樟柯：我觉得这不是自卑。我觉得一个人自卑不自卑不是看他的出身，也不是看他的背景，而是看他能不能把握自己的生活。我那个时候23岁，我觉得我是一个能把握自己生活的人。
许戈辉：你在那个时候就特别自信，觉得自己比别人要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