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梦想的生命华章
安顿专栏
钟峪：爱珠峰正如爱自己
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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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峪，云南昆明人，毕业于云南大学。曾从事媒体、企业管理等工作，2004年6月加入“绿色和平”，历任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森林保护项目主任，资深行动统筹职务。负责绿色和平行动调研及快速反应工作，曾负责绿色和平喜马拉雅及长江黄河源野外考察领队，多次在珠峰地区考察，同时轰动中国环保界的金光集团APP在华毁林项目由其负责，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带领12人的快速反应小组在两周的时间内排查了68个乡镇的100多家化工厂，避免了震后的次生环境灾害发生。
“我不惧怕死亡。我不是那种会为自己的未来想很多的人。到现在我都觉得，登山的人最好的死亡方式就是死在山里。珠峰脚下有很多墓碑，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石片，写着留在珠峰那个人的名字。禁不起岁月，不会永远留下来。这样说起来，生死不过就是一念之间的事。”“相对于大自然和永恒的时间，我们只是过客。大自然从没想过要征服人类，相比之下人类的这种念头多么狭隘，对自然我们需要怀有谦卑之心。”
——钟峪
伴随着亲身考察越来越多、感触越来越直观深刻，她也越发深信“行动胜于空谈，行动带来改变”。在不得不“说话”的时刻，她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珠峰”。
采访钟峪是在“绿色和平”组织北京办公室。
前台姑娘指着正被摄影机跟拍的女孩背影说：“她就是钟峪。”这时她转过头来，笑了：“拍完洗了脸就来，马上。”
作为绿色和平的资深行动统筹和快速反应小组负责人，钟峪除了有大量的时间在喜玛拉雅、在三江源、在热带雨林……在一切正遭遇破坏性改变的地区做环境调查之外，通过媒体传达她和搭档们考察的结果也是重要的工作——在专业环保组织之外，有多少人能耐心看完一份躲不开名词术语的调查报告？因此，钟峪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面对摄影机的机会，她有责任把看到的一切用最通俗的语言说出来，让完全不懂环保的人也能听懂，并且，让他们通过她的描述和介绍明白这一切绝不仅仅是环保机构的事、政府的事、哥本哈根会议或别的什么会议的事，而是，与每个人、与人类未来息息相关。
这很难。
钟峪做了六年职业环保工作者，从项目主任到行动统筹这种职位的变化，使她说得越来越少，站起来走出去的行动越来越多。而伴随着亲身考察越来越多、感触越来越直观深刻，她也越发深信“行动胜于空谈，行动带来改变”。
这两年，在不得不“说话”的时刻，她说的最多的两个字，是“珠峰”。
钟峪负责的项目叫作“亚洲水塔——喜玛拉雅&；青藏高原冰川考察”。
从2005年起，连续4年，钟峪和她的行动小组对青藏高原珠峰冰川、长江源、黄河源进行考察，见证正在消融的冰川、三江源的生态退化、气候难民的生活状况等。2009年7月，她带领考察队第四次踏上被称作“亚洲水塔”的喜玛拉雅——青藏高原地区。这次考察行经长江北源楚玛尔河、沱沱河、各拉丹冬、岗加曲巴冰川、可可西里、黄河源扎陵湖、鄂陵湖、阿尼玛卿山等地，行程3000多公里，针对气候变化导致的冰川消融、冰湖溃决、高原居民的民生问题，以及对主要河流的影响几个方面做深入了解。青藏高原的冰川、冻土与湖泊每年向亚洲提供860万立方米淡水，是数条亚洲大河径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亚洲居民的重要水源。“人类大量燃烧化石燃料导致的全球变暖，是冰川加速退缩的根本原因。只有全世界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冰川快速退缩的趋势才能得到缓解，这样才能使中国乃至亚洲数亿人口免受断水之忧。”这是钟峪们历尽艰险得来的结论，当然，看似简单的一句话的背后，有丰富的、令人忧虑的种种论据。
钟峪自始至终参与这个项目，眼下不遗余力所做的宣传也来源于此间的所见所感。也正是这个项目，令钟峪与珠峰结下不解之缘。1999年至今，钟峪曾五次攀登珠峰。他们在2007年制作的1968年至2007年30年来珠穆朗玛峰地区中绒布冰川冰塔林消融、冰川退缩的对比图，此刻正挂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办公室。
五次亲近珠峰，让她得以从不同的角度阅读和触摸这座很多登山者一生渴望征服的制高点。最初审视珠峰，她用的人称是“它”，而现在，她用“你”——他们是能面对、能交谈，且能互相体悟的朋友和亲人。
在加入“绿色和平”之前，钟峪已小有名气。1998年，她是国内第一批的登山爱好者，任职山茶杂志社。在当时，这是国内不多见的有关人文地理和户外运动的专业刊物，后来，成为著名的《华夏人文地理》。在杂志社的工作使她有机会接触到很多登山发烧友，并很快成为他们当中的狂热分子。工作之余，她登山。1999年，她是第一个登顶哈巴雪山的女性。她与珠峰的相识，即发生在这一年。
“我第一次近距离面对珠峰，真的有点失望。”钟峪像描述一场恋爱一样描述她的珠峰，“它一直在我心里有种特别的地位，尤其是当我还没有抵达那里、已经登上过其他雪山的时候，它是一个标尺、一种象征、一份幻想。然而我就在它面前，这些虚的东西不见了，相反，它实在地站在那儿，很沉默很宽厚地接纳我，我一下觉得失望了，原来珠峰是这个样子，而且它不是最漂亮的山。”钟峪是慢慢爱上她的这位“情人”的。五次亲近珠峰，让她得以从不同的角度阅读和触摸这座很多登山者一生渴望征服的制高点。2006年，钟峪利用假期外出旅行，她的目的地仍是珠峰。她选择从尼泊尔境内珠峰的南坡进入。“我已经熟悉了它的面容，这次，要看看它的背影。”这是又一次失望，在意料之中。“我站在远处，看着它，有很多比它海拔低的雪山在前面遮挡，都很漂亮，它在最后边，露出头，相貌平平。我站在那儿告诉我自己，成熟的稻子总是头弯得最低。我的珠峰它是深沉的中年男人，而不是白色女菩萨……”
回顾与珠峰的相识相知，钟峪说那是一场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因缘。最初审视珠峰，她用的人称是“它”，而现在，她用“你”——他们是能面对、能交谈，且能互相体悟的朋友和亲人。
因为有如此的感情和感性，钟峪无法接受珠峰遭到的破坏。“我觉得人和自然的关系应该是平等、互敬的，而不是征服和被征服。”当年，开着越野车奔赴一座座雪山，路上，总能看到和她一样的户外者，他们在车身上、条幅上，写着要“征服”某某大山。“我非常不喜欢这两个字，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无知的想法。你怎么可能征服它？即使登上去了，在山顶上留下你的名字、照片、足迹，但你还是不能征服它，它永远不会属于你。相对于大自然和永恒的时间，我们只是过客。大自然从没想过要征服人类，相比之下人类的这种念头多么狭隘，对自然我们需要怀有谦卑之心。”
也许恰好是征服的欲望，使人类在与自然相处时有所迷失。谁说破坏不是征服的一种更为极端的方式呢？实际上，在这极端的征服过程中受到伤害的并不仅仅是自然，更有人类自身。
由于珠峰地区的冰川退缩、雪山消融、冰碛湖溃决等等因素，这个地区的很多原住民已经成为真正的气候难民。青海省玛沁县下大武乡的拉杰是钟峪在考察中结识的气候难民之一。“2004年以前他家是乡里数一数二的富裕户。一家三口，有170只牛、480只羊。现在，他家是乡里最穷的一家。”这些数字，钟峪脱口而出，“冰川崩塌堵住河流造成冰碛湖，冰川形成的不稳定坝体不断地消融又造成冰碛湖溃坝，突发性的洪水淹没了拉杰家的草场和牲口，现在拉杰家变为村里最贫困的家庭，没有牛羊就没有了一切，房屋由于冻土地基的消融变为危房，现在拉杰和妻子不敢住在房子里，只能在路边搭帐篷过日子。洪水冲毁的草场，被厚厚的黑色冰碛物掩盖，永久性不能恢复。”拉杰一家只是被气候改变殃及的家庭之一，还有更令人忧虑的数字——我国喜马拉雅山区共有143个具有潜在危险性冰湖，其中溃决概率等级为“非常高”的有44个。定结县境内的龙巴萨巴湖和皮达湖两个冰碛湖，离尼泊尔边境仅4公里，以前在地图上小得根本找不到，而现在龙湖的面积已经达到1.08平方公里，皮达湖达到0.97平方公里。1988年，两湖间的距离有50米，2006年这个距离缩小到5米。研究模型显示，如果两湖同时溃决，在龙湖溃口处洪水将持续4.3小时，最后的倒梯形溃口可能深达99米，届时定结县将岌岌可危。
“你说，这又是谁征服了谁？”这几乎成了钟峪每次“说话”都要提出的问题。
“危险”这两个字，甚至进一步说是“生死”这两个字，在她还是一名登山爱好者、第一次登上海拔5369米的哈巴雪山时，就一直伴随着她。她很酷，是个始终知道自己要什么、想过什么样生活、特立独行的人。
了解钟峪工作性质的人，第一个反应是：“难道你不觉得危险吗？”
的确，“危险”这两个字，甚至进一步说是“生死”这两个字，在她还是一名登山爱好者、第一次登上海拔5369米的哈巴雪山时，就一直伴随着她。
1999年，钟峪成为国内第一名登上哈巴雪山的女性。这是她第二次挑战这座漂亮的雪山。第一次，她在仅差30米到达顶点时不得不放弃。当时，她和向导约定在下午四点时无论到达何等高度必须返回大本营，因为采用阿尔卑斯登山法，中间没有过渡营地。那次，她的冰爪半途脱落，脚下滑得几乎无法控制步伐。“当时我的向导特别好，他说你只要跟住我，无论怎样我会想办法带你下山。这非常难得。登山的人有时候很难放弃自己去帮助别人，在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征服的欲望会让人改变。那次我以为我可能回不来了。没有冰爪会影响速度，即使是下山，当时起大雾，能见度不到5米，一旦天黑下来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找到路……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感觉到死亡，真的很近。但是也可能是性格的原因，也可能是我知道那个时刻想什么都没有用，反而不是很怕。”回忆这一段，钟峪表情平静，“我不惧怕死亡。我不是那种会为自己的未来想很多的人。到现在我都觉得，登山的人最好的死亡方式就是死在山里。珠峰脚下有很多墓碑，最简单的，就是一个石片，写着留在珠峰那个人的名字。禁不起岁月，不会永远留下来。这样说起来，生死不过就是一念之间的事。”登山让钟峪悟出一个道理，至今都一直在工作和生活中指引着她——“绝不轻言放弃，但要懂得放弃”！
尽管钟峪有如此的达观，但作为行动小组的负责人，她必须要在面对各种危险时对自己的队友负责。“我的工作有很多是在野外进行的，危险随时可能发生，但危险是否会发生，无法预料，我唯一能做的是在谨慎评估前提下做好充分准备。比如，我们出野外的人员必须要经过危机处理的培训，必须要掌握危险环境下工作的基本技能，但很多时候不是所有的状况都能预料到。在“5·12”汶川大地震的第二天，我们到达都江堰，我们要在灾区排查危险化学品引发的次生环境灾害。作为领队我需要去评估和判断如何保证成员的安全的前提下开展工作，这在当时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总是想尽可能的深入震区，尽可能地把危险源排除，但在那种余震不断，道路受阻，随时有可能进去了出不来的状况下，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撤是我每时每刻都要面临的问题，决策是否放弃是我野外工作中最大的挑战，心理压力非常大。因为一个不一样的决定也许是同事的生命安全。什么时候该前进什么时候该放弃？——这是我最怕面临的，但每次都无法逃避。”
事实上关于危险或者生死，钟峪谈得很少。
在昆明做公务员的李艳是钟峪的初中同学，她们相识已二十多年。在李艳眼里，钟峪很酷，是个始终知道自己要什么、想过什么样生活、特立独行的人。“她的性格里有很强的东西，一般女孩子不具备。”20世纪80年代末，她们都还在云南读高中，钟峪因为“酷”成为很多学弟、学妹模仿的对象，从发型到衣着，从走路姿势到说话方式。每每回忆至此，李艳眼前会是钟峪那副一头栽进自己的世界、不管不顾的样子，而作为老朋友，她对钟峪的多次历险，从不觉得奇怪。“如果她不是这样，倒是奇怪了。”李艳说，“她做她喜欢做的事，我们觉得多危险，她都不觉得。以前也听她说，过独龙江时，要用溜索，她的手怎么被卡住，整个人在江上挂着，手伤很重，好长时间才给救下来。她回来，我们都知道她受伤，结果她讲这段，完全没有害怕什么的，眉飞色舞，我们听着好惊心动魄，到她那里，危险什么都不是。她就是这种人。”
“她不会看别人的脸色，她认为正确的一定会坚持。她是个快节奏的人，我们有时候总免不了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钟峪最可贵的是能从非常复杂的事情中很快找到最简单的逻辑和有可操作性的重点。很多男人都做不到。”
在“绿色和平”六年间，钟峪接受采访的机会不计其数，但她保持了很好的分寸，说工作，不说个人生活，几成惯例。
于是我们只能从她的朋友、同事那里了解她在“珠峰情结”之外大约是怎样的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