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吴吉清回忆：1932年4月，毛泽东从汀江连夜坐船赴上杭。这时，江水滚滚，乌云密布。据他的警卫员回忆：毛泽东从容不迫，在船上，“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你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联系。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主席和随行的陆定一同志做好了掩护。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儿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大家听了毛主席风趣幽默的话，都会心地笑了。”（吴吉清：《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00、104页。）
“草船借箭”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献密计黄盖受刑》。
1934年第三次反“围剿”后，由于左倾路线的排挤，毛泽东离开了领导岗位。从第四次反“围剿”开始，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为首的军事领导集团，就开始推行一套与毛泽东的游击战完全不同的作战方法。一次，王震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军事会议后，觉得有点不对劲，于是跑去找毛泽东。毛泽东连忙叫他坐下。随后，王震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没有直接表态，而是问他：“你知道诸葛亮、关云长、张飞吗？”王震回答说：“略知一点。”接下来，毛泽东详细地讲了这几个三国英雄人物的故事。最后，他告诉王震：“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不能死打硬拼，更不能打阵地战，要注意打运动战、伏击战，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王震回到湘赣苏区后，虽然也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但在实际的对敌斗争中却是按毛泽东的指示来做的。（徐富俊等编著：《英武满华堂——毛泽东和他的将军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2页。）
1934年，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博古和李德等要听取王震（时任红十七师政治部主任）关于湘赣苏区军事工作的汇报，讨论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
事后，王震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住处的门口，是一株挺拔高大的槐树，遒劲的树枝在寒风中抖动。和原来在叶坪一样，毛泽东住的仍是里外套间。里间供休息用；外间摆几把竹椅，几张长条凳，作会客室。毛泽东虽然更加消瘦了，但眼睛仍然是那样炯炯有神。“汇报的情况怎么样呢？”王震刚坐下，毛泽东便问。“根本就不让我汇报完，这不，我的汇报提纲，您看看！”毛泽东接过王震的汇报提纲，手里燃着一支烟，翻看着。
“很好呀！你的汇报提纲很好呀！”毛泽东说，“听了你的汇报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作了哪些指示呢？”“讲了不少，但中心意思是短促突击，以堡垒政策反对堡垒政策！”毛泽东轻敛眉峰，沉思了一会儿，问王震：“堡垒对堡垒？！敌人有多少人？多少枪？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堡垒对堡垒你们摆得满吗？你们的司令部又摆在哪个堡垒上呢？”王震说：“是呀，敌人兵多枪多，我们和敌人兵将相对，怎么也对不过。”“你看过《三国演义》没有？”“没有看过，但我和那些大学生流亡武汉时期，听那些大学生讲过，三英战吕布、舌战群儒、出师表、六出祁山等，知道一点！”
毛泽东深吸了一口烟：“《三国演义》中，多处讲到偷袭、打埋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你们是不是先给敌人打圈子，牵着它的鼻子转，等它疲劳了，再设法消灭它的有生力量？消灭它的办法，可以不可以用偷袭、打埋伏，截击敌人的行军纵队，找它的腰部或尾部打？总之，还是要用那个‘十六字诀’。千万不能硬攻。尤其是北方军队善守，他们做工事，你们便不要打了。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保住一整块地盘，为红十七师返回湘赣苏区准备个立脚之地。不过，有人批我说，打埋伏是三国主义路线。我说，《三国演义》在青少年时期看过，多年来没有再看了，但印象还很深就是了。我的这番话，你回去可如实转达给弼时同志。其他无关的同志，就不要讲喽！”
王震点了点头，又问道：“那李德、博古同志讲的堡垒对堡垒怎么办？”毛泽东当即回答：“当然也要转达，我的是我个人意见，他们的是代表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意见。”接着，毛泽东又问到湘赣苏区的其他情况。
王震从中央苏区带回了毛泽东的“三国战术”，使湘赣苏区的红军在处境相当困难时，取得了全歼敌军一个旅的重大胜利。（李慎明：《纵马湘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193页。）
“三英战吕布”，“三英”指刘备、关羽、张飞。该故事见《三国演义》第五回《发矫昭诸镇应曹公，破关兵三英战吕布》。
红军长征到达瓮安县境的时候，正好是1934年岁末。离开江西中央根据地两个多月以来，一直处在敌人前堵后追空中炸的险境中。听说要在离瓮安不远的猴场过新年，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在去猴场的那天早晨，下起了冰碴子，起伏的山峦白白的。陈昌奉（毛泽东警卫员）发现一丛丛火红火红的小豆子挂着雪白晶亮的冰碴子，迎着凛冽的寒风在欢快地跳动。他顺手摘下几颗小红豆，连冰带雪放进嘴一尝，又凉又甜还带一点酸头呢！毛泽东走过来摘下几颗红豆放在手里，一边看，一边问大家：“你们知道这叫什么吗？”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答不上来。毛泽东告诉大家，三国时代，诸葛亮带兵在这一带打仗断了粮的时候，曾经拿这种东西当过军粮。“这很可能就是《三国演义》那本书上说的‘救兵粮’哪！”（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30—131页。）
1935年5月5日上午，红军主力在四川皎平渡强渡金沙江前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来到设在金沙江边崖洞里的作战指挥室，研究渡江部署。毛泽东面对挂在壁上的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用红铅笔在地图上比画着，对作战参谋们风趣地说：“你们看，龙云的部队被我们调到贵州去了，现在万耀煌的第十三师又要听我们‘指挥’了。你们知道三国时代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吗？我们现在借用蒋介石与万耀煌的矛盾，把主力部队调到这里来过江，将来也让后人写一段故事吧！”几天后，红军一、三军团和担任掩护工作的红五军团，都分别全部顺利渡过了金沙江。（蒋建农、郑广瑾：《长征途中的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1936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又讲了春秋曹刿论战的故事。他说，这个战役“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4页。）
“曹刿论战”，见《左传·庄公十年》。曹刿，即曹沫。前684年，齐、鲁两国战于长勺（今山东莱芜东北）。曹刿指挥战事，待齐军三鼓，士气衰竭，始下令反击，获大胜。
“楚汉成皋之战”，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为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203年，楚霸王项羽在成皋地区屡败汉军。但后来，刘邦利用楚将曹咎主力军在汜水半渡时，大破楚军。
“新汉昆阳之战”，公元23年，刘秀以兵3000人在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击溃王莽主力42万。
“袁曹官渡之战”，汉建安五年（200），曹操军数万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打垮袁绍的几十万军队。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三十回《战官渡本初败绩，劫乌巢孟德烧粮》等多处。
“吴魏赤壁之战”，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军10余万在赤壁（今湖北境内长江边）为吴将周瑜和刘备的5万联军打败。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三江口曹操折兵，群英会蒋干中计》等多处。
“吴蜀彝陵之战”，蜀汉章武二年（222），吴将陆逊率军数万在彝陵大败蜀汉刘备大军，歼灭8万。故事见于《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陆逊营烧七百里，孔明巧布八阵图》等多处。
“秦晋淝水之战”，晋太元八年（383），秦军90万南侵，东晋将军谢玄等率军8万在淝水（淮河支流，在安徽寿县附近）击溃秦军前锋部队25万，致使秦军全线崩溃。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初出茅庐”。茅庐：茅屋。从前比喻人才新露本事；现在也比喻初次接触某一工作，缺乏经验。见《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写刘备三顾诸葛亮隐居的南阳隆中茅庐，请他出山辅佐自己打天下，干大事。第三十九回有诗赞美诸葛亮：“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题为《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在讲演中，他列举了许多以少击众、以弱胜强的战例。他说：“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
“晋楚城濮之战”。前632年，晋为阻止楚军进入黄河流域，在城濮（今山东濮县）作战。战争开始时，晋军面对优势的楚军，主动退却45公里，然后看好楚军薄弱的左右两翼，予以打击，获得大胜。
“韩信破赵之战”。前204年，汉将韩信率部数万人攻打赵国，在井陉（今河北井陉县东）背水为阵，同时遣兵抄袭赵军大本营，一举击溃赵军20余万。
“拿破仑指挥的战争”。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拿破仑曾多次与英、普、奥、俄和其他欧洲国家作战。他的部队在数量和装备上虽常处于劣势，但由于采取了高明的战术，经常战胜对手。
1939年7月9日，毛泽东对陕北公学赴前线同学演讲《坚持国共长期合作》。他就当时中国社会有汪精卫一类的汉奸败类指出：“现在外边来的人说，在内地还有很多的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等等，总之，有许多汪精卫一类的人，他们是什么人？他们就是暗藏的汪精卫，他们要想做一出‘张松献地图’。三国时代有一个张松，把西川的地图献给了刘备，因此刘备就入川建立了蜀国。今天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汪精卫第一个献了地图，还有张精卫、李精卫、赵精卫、钱精卫等等，他们也准备要献地图，他们企图把整个中华民国的地图献给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日本统治下的‘中国’。”（《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第17页。）
张松（？一212），益州牧刘璋所署别驾，蜀郡（今四川成都）人。建安十六年（211），劝刘璋迎刘备入蜀。后为刘璋发觉他与刘备里通，被杀。“张松献地图”，见《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张永年反难杨修，庞士元议取西蜀》。但《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等均未见有此记载。
1940年，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曾在蒋介石主持的重庆一次会议上，严正批驳了国民党某些将领对八路军的诬蔑，并揭穿蒋介石的阴谋。1945年，在中共中央“七大”的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提到了这篇由雷英夫代叶剑英写的讲演稿。他在稿子封面写了标题：“1940年3月初叶剑英同志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的报告。”在预备会上，毛泽东再次称赞了叶剑英。他说：“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过去我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蒋介石、国民党，我们都进行合作，搞了统一战线。”接着他举例说，既团结又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全国参谋长会议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大家知道么，董必武同志为这场斗争取了个名字，叫‘叶剑公舌战群儒’。我说嘛，就叫‘叶剑英舌战群儒’，‘公’也好，‘英’也好，总之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越说越高兴，忽然发现有点跑了题，把身子略向后一靠，侧脸对身边的朱德说：“舌战群儒，是叶剑英对革命的一大功劳。”（张丁、张兵：《领袖身边的军事高参》，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诸葛亮在东吴“舌战群儒”，其故事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
1941年1月，我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摩擦之“皖南事变”。事变之后，在如何对待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问题上，党内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同志主张从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全面反击。毛泽东说：“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到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闹摩擦、闹惨案、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样想，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了日本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惩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