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派”的三员主将陈铨、雷海宗、林同济都曾留学欧美，他们意识到整个世界处于一个崇尚武力的时代，要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中不被灭亡，那就要重新铸造“民族精神”，输入强健的种族观，改变柔弱的民族文化基因。陈铨和雷海宗、林同济的思想有些不同，他宣扬尼采的思想，俨然是尼采在中国的门徒。陈铨的思想激进，尤其是他的“英雄崇拜”和历史观，潜伏着诸多危险的因素。“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样的观点，也的确为时人所诟病。
“战国策派”学人由于深受德国思想家尼采、斯宾格勒等人的影响，推崇近代“尚力”主义思潮，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只是“战国时代之重演”；要想使中国在列国的激烈竞争中获得独立和生存，就必须强调国家、民族利益，强调民族精神的“力”，因而被认为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又因为“战国策派”在抗战中曾经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因而被认为是与国民党的集权体制相呼应，“反对民主”。
“战国策派”在战时的昆明和重庆就引起争议，受到左翼文人的强烈攻击。建国后，在几次政治运动中，“战国策派”的思想连同毒素一起更是被批判和清理。1957年，陈铨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南京大学外文系资料室。“文革”期间，陈铨受到批斗和摧残。连美国汉学家易社强，在《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一书中，也给陈铨贴了一个标签：法西斯主义者。陈铨被历史的偏见淹没了。
其实，陈铨一生都不愿意做官，只想专事学术。抗日战争前夕，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曾推荐陈铨担任政府要职，但被陈铨婉言拒绝。
《野玫瑰》风波
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陈铨利用教学之余，给学生排演了老同学阳翰笙的剧本《前夜》和于伶的《夜光杯》。《夜光杯》是一个以女间谍为中心的作品。这种戏剧在当时很流行。陈铨后来在昆明创作的《野玫瑰》，就直接受到《夜光杯》的影响。
《野玫瑰》是陈铨的剧作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大的剧本，甚至演变成一场《野玫瑰》风波。该剧脱胎于陈铨早期的短篇小说《花瓶》，写的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女间谍夏艳华受上司派遣，打入沦陷区卧底，与北平汉奸头目王立民结婚；3年后，汉奸王立民前妻的侄儿刘雪樵露面，住在王家，与王的女儿王曼丽谈上恋爱；而刘又是夏艳华当年在上海的老情人。于是，特异的三角恋爱关系出现了。随着剧情的发展，真相慢一步步揭晓。原来，刘雪樵也是重庆方面派来的特工。最后，他们不但窃取了敌伪情报，而且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致使汉奸头目将伪警察厅长击毙，自己服毒自杀；而夏艳华则指挥众间谍安全撤离。
陈铨后来这样回忆创作《野玫瑰》的全过程：
“1941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第二本反动戏剧《野玫瑰》。那时我还担任联大学生剧团的名誉团长，先后上演过《祖国》和《黄鹤楼》两剧。但是，《黄鹤楼》里人物太多，服装布景道具太花钱。他们要我再写一个人物较少、布景简单的剧本。我想，人物、布景既然简单，内容必然要富于刺激性，才能抓住观众。我早知道，当时的军事间谍剧本，如《黑字二十八》、《这不过是春天》、《女间谍》、《反间谍》、《夜光杯》都非常受人欢迎。并且，我当时在戏剧方面还没有地位。我决心写一个军事间谍剧本。为着要把它写好，我从图书室借了几本英文间谍故事来仔细研究。头一幕写完，北大数学系教授申有谌看了，他说：‘太像《这不过是春天》。’我知道要失败，准备放弃不写了。正好在这个时候，昆明传遍了汉奸王克敏的女儿已逃到香港、登报脱离父女关系的故事。我认为这是一个戏剧的好材料。我立刻写了一个短篇小说《花瓶》，登在《中央日报》副刊（那时是封凤子主编）。隔些时候，我就根据这篇小说写了《野玫瑰》（我还记得写《花瓶》时，曾请教过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孟昭英，花瓶里面放收音机是不是可能。他是无线电专家，他说是可能的。所以后来我就将其写入了《野玫瑰》）。”
自1941年8月3日到7日，由昆明国民剧社以“劝募战债”的名义，在昆明大戏院首演《野玫瑰》。该剧在昆明成功上演后，重庆话剧界也开始了排练、演出。从1942年3月6日到7日，重庆《新华日报》打出的演出广告词是“故事——曲折生动；布景——富丽堂皇”；7日到9日的广告词则是“客满，场场客满；订座，迅速订座”。在当时的重庆，陈铨的《野玫瑰》与郭沫若的《屈原》是最轰动的演出。
《野玫瑰》演出的成功，为陈铨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国民党高级将领接见了陈铨；国民党宣传部长朱家骅也在重庆宴请了陈铨和西南联大的蒋梦麟、梅贻琦两位校长；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也观看了演出。
《野玫瑰》火爆，争议也随之而起。争议的根源在于，“战国策派”学人被指为“法西斯”、“专制政权的帮凶”；创作了抗战剧《野玫瑰》的陈铨，又被指为“炮制汉奸理论”。《野玫瑰》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隐藏了‘战国派’的毒素”、“包含了法西斯思想”。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斗争渗透到文艺领域，《野玫瑰》受到左翼文人的强烈攻击和批判。
季进和曾一果在《陈铨：异邦的借镜》一书中，对《野玫瑰》风波进行了详细描述和分析。他们认为：“在某种程度上，陈铨的《野玫瑰》实际上成了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意识形态争夺的一个牺牲品。”
即使在昆明宽容的环境下，陈铨的同事也很难接受他的观点；尤其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否定论调。陈铨被迫于1943年离开西南联大，去了重庆，在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并被聘为正中书局总编辑。
【大师小传】
陈铨（1903—1969），四川富顺（今属自贡）人。1916年夏入县立高小学习。1919年8月到成都入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7月毕业。同年8月到北京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与李长之、钱钟书、张荫麟合称清华园“四才子”。1928年8月出国，先后留学于美国、德国，学习哲学、文学和外语。留学期间，接受了尼采哲学的影响。1933年在德国克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探讨中国文学在德国的翻译和传播，是中国文学研究中很早出现的一篇重要的比较文学论文。1934年初回国，同年出版成名作——长篇小说《革命前的一幕》；小说以北伐革命为背景，通过一个爱情故事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人生观，结构匀称圆通，笔法轻松自如，有大家风范。此后9年间，先后在武汉大学、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英文或德文。1942年8月去重庆。1943年2月起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英文教授。1940至1942年，与林同济等人创办《战国策》、《战国》等刊物，宣扬“战国重演”、“尚力政治”等思想，形成战国策派。1946年8月到上海，执教于同济大学等校。1952年至病逝，一直在南京大学外文系任教。遗著有《天问》、《野玫瑰》、《黄鹤楼》、《狂飙》、《金指环》、《无情女》、《兰蝴蝶》、《从叔本华到尼采》等。
黎东方：堪称60年前的易中天
黎东方原名智廉，“东方”是他青年时代留学法国护照上用的名字，以后就一直沿用了下来。黎先生自己说，以“东方”为名，含有对东方文化好好研究、努力保存的意思。
黎东方早年先后就学于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北京清华大学，主攻史学，师从国学大师梁启超；后在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师从法国史学大师马第埃教授。1937年8月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任教，主讲“历史哲学”、“法国大革命史”和“西洋通史”等。1939年应聘至重庆，主持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辑委员会常委，其间在各大学兼课。抗战胜利后，他应邀赴美，先后在波灵顿城福尔蒙州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私立亚洲研究院、密苏里州坎萨斯市大学、劳伦斯城坎萨斯州大学、伊斯诺州布雷德来大学等地任教。1954年与林语堂博士在新加坡共创南洋大学。
1963年后，黎东方历任美国威士康辛州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美国佛雷斯诺城加州州立学院教授、美国圣地亚哥城私立国际大学史学教授；又应英国牛津大学之邀，赴英讲述中国彩陶与里海东境彩陶之比较，被誉为“中国的汤因比”。其重要著作有《中国史之研究》、《中国上古史八论》、《西洋通史序论》、《中华民国简》，长篇自传《平凡的我》；以及他所独创的“细说体”系列史书《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等；还有大量英文著作和译著。
如果时空可以倒流，若是今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回到1944年的重庆剧场，与黎东方同台PK讲三国，谁会更受欢迎呢？这当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假想；但至少可以说明，当年被誉为“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的黎东方，其地位丝毫不逊色于今天站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侃侃而谈的易中天。
卖票讲史，一炮而红
迫于生计，黎东方曾经有过一段“卖票说史”的经历。虽然当年没有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炒作，但他因主讲“三国”而表现出的超乎寻常的感染力，同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轰动。黎东方因此被誉为“现代东方讲史第一人”。
当年，日本派飞机在西南联大后方狂轰滥炸，导致重庆通货膨胀、物资匮乏，即便是大教授的生活也极为困难。黎东方后来回忆说：“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100双皮鞋，或40担米。到了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为维持温饱，当时荟萃重庆的精英才俊之士，便各展所长，另谋生计。冯友兰卖字，闻一多治印；而诙谐幽默、口才出众的黎东方，自然就想到了卖票讲史。
卖票讲史，首先要租借会场、刊登广告和印刷门票，这几件事都需要钱。囊中羞涩的黎东方，在朋友的资助下顺利解决了这些前期工作。他的好友、时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的王泊生，把位于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实验剧院大礼堂免费借给他，不收场租；报社的朋友许他先登广告，后收广告费；印刷公司的朋友也是先印门票，后收印刷费。万事俱备后，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先生便在剧院开讲《三国》；在门口卖票、收票的，是几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们都是纯尽义务，不收报酬。
黎东方极富语言天赋，“讲史”魅力极强，既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又包含了很大的信息量。黎东方的老友、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曾这样称赞他：“这真称得起是一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就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100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到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黎东方首讲“三国”，每张门票定价法币40元，相当于2美元；按当时的物价水平，这个票价已经是相当不菲了。尽管票价如此之高，但第一天就来了300多名听众。黎东方连讲10天，场场爆满，门票收入相当于他做教授几年薪水的总和。
黎东方用这10天讲完了三国史，第一天讲“合久必分”，第二天到第八天分别讲董卓、吕布、袁绍、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第十天讲“分久必合”。为什么要选三国这段历史？黎先生自有他的考虑：当时在重庆，特别适合细说蜀汉史事；在时间上，因正处于中日殊死决战的时刻，所以特别细说三国的战史。讲史的缘起虽则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内容却鼓舞民心。
为什么黎东方讲史如此受欢迎？因为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学人，而且风趣诙谐，常令听者捧腹。难怪后来林语堂先生要把别人赠予自己的“幽默大师”名衔拱手礼让于他。
买票讲史获得意外成功之后，黎东方讲上了瘾，老百姓也听上了瘾。黎东方又应邀到昆明、泸州去讲史，内容也扩展到了唐史和清史。抗战胜利后，黎东方又到南京、贵阳等地开讲，所到之处，一票难求。黎东方也因其诙谐、风趣的演讲风格，被誉为“现代东方朔”。
据上海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崔美明回忆：“黎先生起初只是为了生计而讲，其后则是为了兴趣而讲，为了普及历史、走历史通俗化道路而讲。”
关于黎东方“讲史”的轰动效应，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包飞机”事件。黎先生在卸任贵阳大学历史学系主任时，要从贵阳去香港。当时机票相当紧张。航空公司的职员对他说，机票肯定是没有了，除非包一架飞机。一架最小的飞机也有24个座位，包机就要付来回48个座位的费用。尽管如此，黎先生还是一口答应了。他回去后连续讲了几天“三国”，终于用960张门票的钱，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包机的费用。一位教授用讲史的门票收入包了一架飞机，这项创举不但空前，而且迄今依然绝后。
为报答出钱帮他包机的贵阳听众，黎先生破例写了简要的三国讲辞大纲，连续6天，每天印一张报纸，折成6本十六开的分册，题为《新三国》，每分册卖银元5分，这就是日后“细说体”的雏形。《新三国》面世后，很快被一抢而空。
讲史“说三分”，史事蕴熟于胸
讲史出名之后，黎先生又应邀在重庆近郊化龙桥和重庆下半城都邮街附近的合作会堂分别讲了5天。他曾写道：“这两串，我都只讲了5天。一方面，我似乎觉得赚钱太多，会招造物者忌；一方面，也确是精力有所不及，天天晚上站在那里，一口气指手画脚，说上2个多钟点，一连5天，已经够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讲10天，是因为在下午讲，并且当时颇有点要钱不要命的决心。”
再后来，黎先生又到昆明、泸州去讲，每每只讲3天，分别以曹操、孙权、诸葛亮为主题。3天的收入，当然比不上10天的多，于是又添了唐朝和清朝2个“戏码”，讲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康雍乾、太平天国、慈禧。有时专讲太平天国，就以洪秀全、石达开、曾国藩3个人为主题。
当时，昆明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也听过黎东方先生讲史。任继愈先生曾回忆说：‘西南联大的学术讲坛，也吸引了外省学者。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黎东方教授到昆明讲‘三国历史讲座’，租用省党部的礼堂，售票演讲，送给联大历史系教授们一些票。姚从吾、郑天挺等先生都去听过，我也分得一张票。为适应广大听众的趣味，黎东方先生讲历史故事时，经常加进一些噱头。讲三国时期吕布与董卓的矛盾，把《三国演义》的一些情节加以演绎：‘吕布充当董卓的贴身侍从武官，住进相府。吕布就在客厅支了一张行军床，这样与貂蝉见面的机会多了。随便谈谈三花牌口红的优劣，谈得很投机……’我只听过他一次讲三国，在散会回来的路上，与姚从吾先生随走随聊，认为用这种方式向一般市民普及历史有长处。但这只有黎东方教授特有的天才能办到，我们学不了。”
抗战胜利后，黎东方又到南京、安顺、贵阳等地讲了几次，到处都出现一票难求的热烈场面，其他地区也闻名前来邀请。可惜当时没有电视媒体的传播和覆盖，他本人更没有刻意炒作的概念，否则，黎先生的“粉丝”一定还会多上千万倍，今天的电视讲史也不会令如此多的人感到新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