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协有机会领略了那么多文人艺术家的风采。丁聪从五十年代第二届就是委员，至八届，他当了四十多年委员，他厚道而且谨慎，善良而又自足。漫画家毕克官也算颇有道行，历次发言都很犀利沉痛，同时又是那样的与人为善、忠心耿耿。鼻烟壶内画专家，河北的王习三，同样地痛砭时弊，为民执言，同时心存忠厚，顾全大局。陈祖芬既是来开会的又像是来采访“采风”的，言谈话语，一颦一笑，都成就了她的潇洒散文随笔。张贤亮爱发惊人之论，如说要“改造共产党”，先吓你一跳，然后得意洋洋地拿出根据：毛主席在延安“讲话”中就讲过，小资产阶级要按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无产阶级就要按无产阶级的面貌改造党。幸亏有一届李希凡也在我们组，他是时时不忘记记住与强调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的，有他在，我们的小组会的发言不会偏于一面。
按惯例，冯骥才、张贤亮、傅庚辰、陈晓光等是常常在文艺联组讨论会上作有准备的发言的人。有一次组里安排的发言人没有张贤亮，但是他自己提出，没有他发言是不可以的。他就西部大开发问题讲了一些颇不外行的意见，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肯定，并说：“过去只知道贤亮同志成就在文学方面，原来他对经济问题也是有见解的……”这是贤亮议政的一个高峰，此后他再不要求在联组会上讲什么话了。大家 开玩笑说张的“发情（？）期已经过去了”。但是据说他仍时有将一个上午或者下午的小组会时间全部包圆的情形。
冯骥才的发言集中在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方面，他已经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政协为他施展这方面的才能提供了平台与讲坛。
冯骥才、邓友梅，有时候也还加上我，我们得空便修理修理张贤亮，打一打他的威风与野性，而贤亮兄的一大可爱之处就是接受修理、欢迎修理，没有人修理反而会寂寞得闹腾。有一年是在二十一世纪饭店开会，他一报到就入了两个骗子做的局。二人先找他打听一个大单位的地址，然后佯装时间赶不及，一批旱獭皮只好廉价处理，而才高八斗的张贤亮居然把六七块所谓旱獭皮草买了下来。就在他像一个倒爷似的提着倒爷包儿进旅馆的时候碰到了我，问明情况，一看，我太熟悉了，这就是我的头一个孩子王山上幼儿园时穿过的兔皮小大衣的料子，他可真够天真可爱的。一个没有什么弱点的人绝对不如一个有着明显的拙笨与糊涂的人可爱。知道受骗上当以后，他仍然情绪良好，说是可以将它们送给他担任董事长的公司女职员们。相信这些女职员也不会错把董事长送给她们的礼物当成旱獭皮草吧？
个子不高的魏明伦也极热心，差不多所有的联组会议上他都要发言。他讲过缓称“盛世”的意见，讲过为我打抱不平的意见。还讲过“扫皇”即如今的以皇帝为主角的电视剧目恶性膨胀，应该扫一扫的意见。次年我在发言中也讲过这个话题，被媒体炒为魏某王某联手抨击皇帝剧。其实更早是张中行老师著文讲过这个问题，我记得他文章结束于：与其看皇帝戏，不如看“动物世界”。毕竟是经受过“五四”洗礼的一代知识人啊。
还有发言认真态度庄重的戴爱莲，她致力于提倡民族舞蹈，抵制西方大众文化的影响，可惜她的中文是后学的，口齿不易听懂。口若悬河的是李燕，他是画家李苦禅的儿子，滔滔不绝，情理（材）料俱茂。美协主席靳尚谊对城市建设上的缺乏民族特点痛心疾首。九八年九届政协第一次会议时我在美国三一学院讲学，故我不是小组召集人。也不是组长。九九年我回来了，召集人之一靳校长，在会议上临时发难，硬把他的组长角色转嫁给了我。傅庚辰的发言条理清晰，口齿清楚，正气浩然，有时还哼一下革命歌曲的旋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韩美林是极其性情中人的，他有时在发言中对一些坏人坏事破口大骂。有时他得罪领导。他有一句名言，政协政协，半正半邪，令人喷饭。他有数次在全体会议期间招待众文艺界委员到他家晚餐，他把宾馆的厨子请到自家，搞得规模巨大，气势磅礴，一个又一个的“部长”级领导讲话，为他的辛勤劳动与出色创造赞美不已。
一九九六年，我参加了政协的二十一世纪国际论坛的筹备工作与论坛。李光耀、舒尔茨、基辛格、竹下登还有许多各国政要出席了论坛。我也结识了俄罗斯的季塔连柯，美国的傅高义，这些本国的权威中国研究专家。我与一位法国名人还有一点小小的交锋，他的书面发言中提出希望中国宣示不再搞马克思主义。我则提出，关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把握，从归根到底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到精髓是“实事求是”，这证明我们在认识与实行马克思主义上，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同时保持了最大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开阔性同适应性，以及应变能力与消化能力来。与中国文化的这些特点相比，有些西方朋友的见解未免太机械太非此即彼了。
二零零零与零一年，我参加了有关“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的准备活动与国际会议。
二零零三年初政协换届时，我与其他委员一起，就文艺界的政协委员进退事反映了一些具体意见，居然这些意见被上面百分之百地接受，我很高兴。
自二零零五年我担任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以来，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政协领导的极大支持。这是一个现职也是实职，我自己也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干头。委员学习研讨班最初一次与最后一次的开班式或结业式，都有贾庆林主席、王忠禹常务副主席、郑万通秘书长出席。我们对此提出的设想，得到了政协领导同志的肯定的批示。我们编辑的《政协委员一日》首发式，贾主席也来了。二零零五年，我随贾主席视察了湖南。次年，我又作为主要陪同人员之一参加了对于英国、乌克兰、立陶宛与爱沙尼亚的访问。我在政协的处境与工作状况与在作协的某些境遇成为了鲜明的对比。这也说明了生活、社会、人事关系以及组织机构运作的多样性吧，谁说我们是铁板一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