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世界性的段子，我获悉这样的故事首先来自联邦德国作家诺贝尔奖金得主海因里希伯尔的小说，后来在印度，再后来在喀麦隆又听到了完全同样的故事。故事说一个渔人在河边捕鱼，近旁有一个小伙子在树下睡觉。渔人叫他来劳动，他问为什么要劳动，答可以挣钱，那么为何要钱，答可以过幸福的生活。小伙子回答，他在树下睡觉就是幸福，为什么要放弃了这样的自由自在的幸福再通过辛苦劳动挣钱去创造靠不住的另一种幸福呢？
伯尔的故事命题为《一个关于劳动生产效率下降的故事》，我设想这样的故事出自二战后的德国，这是一种后二战的消极情绪，正如德国朋友对我所说，现在德国不像早先那么讲绝对的清洁了，这是德国的进步。我相信，在德国，本来是最最不会有人产生对于生产、工作、科学、财富、文明与幸福的链条的质疑的。至于印度与喀麦隆，他们应该早就有这样的疑问。类似的疑问其实在老子庄子的书里已经写到。
而且，我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是人类的困境之一：发展主义与对于发展主义的批判乃至超越。
我不止是我在欧洲旅行时有时疑惑他们的效率与工作精神，他们用到休息享受上的时间太多了。但是也有人告诉我，欧洲已经这样发达，这样成熟，不需要特别勤奋了。中国发展到这一步，也会变的。为什么要拼命发展、苦苦奋斗呢？
我是一头雾水。
同时我也相信，对于生活来说弄清道理并不是第一位的事，你搞得清搞不清生命的意义你都要好好爱惜自己的与他人的生命，你都希望生活得好而且有意义。对于一个教徒，宗教并不是一个道理问题。同样一个爱国志士，他的抵抗入侵与英勇献身，也不仅是一个道理的问题，不需要靠逻辑论证来寻找结论。即使你从理论上讲不清楚发展与文明的必要，人类是注定要发展下去、文明下去的。作为思想者，你尽可以质疑直至大骂发展与文明。这样的质疑对于使这方面的自命优胜者清醒而使落伍者差堪自慰，都是不无意义的。
我也介绍作协与挪威作家举行了互访与会面活动。挪威驻华大使白山（Sverre Bergh Johansen）先生对于文学十分感兴趣，曾多次宴请我谈加强两国作家交流事。一九九八年，挪威外交部邀请我与芳对挪进行了很好的访问，白大使回到奥斯陆迎接我。是年我不久前访美归来，闲谈中我说到在美时看到电视新闻，一位众议员批评中国，什么good guy呀 bad guy呀，语言简单，怎么像是农民？白山说，他们本来就是农民嘛。我们笑了半天。
后来九九年挪威作家来了一批人，与中国作家交谈得活泼热烈。其中有一个担任过司法部长三个月的女作家，现在专写犯罪题材的作品。她对中国没有所谓犯罪文学很感奇怪。作家出版社的蒋翠琳副总编辑说，在中国，那不叫犯罪文学而叫法制文学，她一说，我也是恍然大悟。这里有文学观念的问题，我们强调作家是灵魂工程师，作品是人民的教科书，如果谈犯罪文学，说不定会被认为是教人犯罪的，现在叫法制文学，太好了，是健全法制遵纪守法的榜样作品啦。
挪威还有一位当过部长的作家，是不是就是这位，我记不清了。我们在奥斯陆见面，我说，您现在不从事政府工作了，很好，我们可以更好地写作。她回答说不，我是被政敌搞下来的，我还有机会，我一定要再把对方搞下去，我还要重新掌权的。不同的体制，不同的政治文化，不同的说话方式，极有趣。你能够设想一个中国下台官员这样说话吗？她这样坦白地直说，有什么不对劲的吗？
中国作家王安忆、冯骥才、徐坤、刘恒、张胜友与我等在二零零零年回访了挪威。
奥斯陆人喜欢步行。他们的外交部长会见我时，我也是在白山大使陪伴下走了二十分钟才到的外交部。
我两次造访了俾尔根。那里是矮个子的音乐家格里格的故乡。格里格的故居在海滨，是最浪漫最富有情调的一个地方。第一次去俾尔根是坐火车，第二次是汽车，经过冰山。陪同我们的挪威作协的朋友在路上竟唱起了国际歌。我们也唱了同属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丹麦的歌曲：
那森林和原野是多么逍遥，
这是多么美丽呀多么美丽呀，
鸟儿们呀在歌唱，
鸟儿们呀在舞蹈，
少女呀你为什么苦恼又悲伤？
摘下一棵开花结果的树呀……
只要心儿不曾老，
幸福的日子就要来到了。
我是在解放前的学运中学会这首歌儿的，这首歌没有包含革命与战斗的内容，但是“幸福的日子就要来到了”的唱词包含着一种期待，一种暗示，就像说曙光就在前头，黑暗即将消散一样。而曙光与黑暗，这是革命的语言句式。一九五零年冬，我在区里参加一个中学党支部的党员学习班，女中的党员，一拨矢志革命的少女、大孩子，休息期间拼命地唱这个歌。我觉得她们都那么美。后来，这个歌几乎忘记了。
时隔半个世纪，我又在挪威的盘山公路上，重温这个美丽的歌曲。
往事常常再现，重温已经不是当年，往事实堪回首唱歌中。
这些年来，有趣的是逢日本作家团来访，多半都要到我的“自宅”拜访一番。过去是每来访都到夏衍家，夏老去世后我在那里充了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