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特点，我们的学人一张口就是涵盖全局的大范畴，不是讨论人文精神，就是知识分子使命，要不就是坚守或者抵抗，要不就是反现代性，要不就是与时代同步或者反时代的潮流（反潮流，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来的，愤老儿愤青儿请不要以为是自己的发明）。日本有学者研究从维熙作品里的花，王某作品里的颜色与海，还有学者在做我的年表，并来信提出许多疑问。然而，我们自己的学者倒少有这样的研究者。中国文化是本质主义、概念主义的文化，概念是越大越重要，越大越显水平，又好吹又好辩又好斗。上纲上线上到最后，凡人文知识分子都成了舵手、旗手和精神领袖啦。
请问，您有没有旗手情结？
按这些大而无当的文学人的意见，中国作家有两个致命短处，中国作家实在抬不起头来：一个是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是不是鲁迅，不是旗手与精神领袖。
有时候我还想，对不起，此话一出一定也会出现哗然效应。是不是我们的文学太多了？全国那么多靠政府补贴过日子的纯文学刊物，那么多文学机关团体（有好几个作家向我抱怨，他或她们那里，真正有影响的作家超不过三名五名王按，全国各省市都是这样，多数一两个，少数三四个，极少数有五至六人但号称为他们服务的其实是指导他们的人士，倒有了一大堆），那么多报纸文艺副刊。那么多文学博士硕士教授副教授讲师，课不多，气不小。那么多专门的文学出版机构。那么大的文学队伍。全世界再无第二号。规模越大文学越少，会员越多好作品越少。争论越多见解（更不要说什么创见了）越少。声浪越大，价值越小。文坛越热闹离文学越远。大佬越多，经典越少。就这样还满腹牢骚地抱怨自己的文学事业从中心滑到了边缘，您到底要怎么个不边缘法？或者用艾青老的一句名言吧，著名作家与官员越多，著名作品越少。会不会是这样的呢？
我确实已经记不清，是陆文夫或是张贤亮，我想他们二人都会这样看并对别人讲过：一批盛年与青年作家，敏感而且自视甚高，少招惹他们！
我想可能他们是对的，我太多管闲事，我太评头论足，我应该低下头来。我应该蹲在自家门口。我应该眯上眼睛，本来视力就不好嘛。
我想到了报纸上报道的一条消息，最最当红的四位盛年精英作家到某地签名售书，来者寥寥。签售在冷落的气氛中结束，然后四位回答记者提问，一致谴责中国读者的素质太差，宁可去买通俗读物，却不买他们的优秀新著。
我们的通俗确实需要规范，尤其是网络，捕风捉影，郢书燕说，无事生非，添油加醋，张冠李戴，以低俗之心之语说高尚之心之事，我个人就多次受害。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以为，俗非罪，就一个大国而言，你的文化生产文化创造文化服务不能不考虑到俗人的需要。你是精英，你收获的是美名、高望、门徒、社会思想影响，导师式、先行式至少是格言警句出品式的效果。你是通俗，你收获的是市场，是粉丝，是公众情人、活宝贝、为大众解闷、为大众欢迎的效果。帕瓦罗蒂与猫王谁碍得着谁呢？相反，一九九九年，帕公还专门与各式通俗歌星同台联袂演出。我们这里呢？动辄有精英抗议通俗出场在场。我在香港谈到内地精英对于通俗的反应时，香港的学人普遍反应是：“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嘛，有什么矛盾的呢？”
而中国直到今天还在埋怨着是通俗妨碍了精英，是引进妨碍了民族，是歌星或超女超男妨碍了声乐艺术，是金庸或者厚责金庸的王朔降低了文学的品味。二零零六年一位精英作家以越过了底线，骂了母亲（也不知从哪儿来的例子），来勾画当今世界的与中国的通俗文化，另两位自我感觉毫不逊色而且言辩力量略胜一筹的精英与他理论起来。
为了不骂通俗甚至有时为通俗说两句话，上海几位长者也著文大骂我的捣糨糊。关于捣糨糊的含义，我与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郏宗培同志多次探讨，他说此话并不完全是贬义，也不等同于北方讲的和稀泥，他认为，有时捣糨糊是必要的，例如，编辑新文学大系，就离不开捣些糨糊的啊。甚至捣糨糊是有利于和谐的呀。是吗？
我有时想，是不是我们压根就有一个破字当头、不破不立的思维定势呢？我们只承认零和模式，并且以把别人“搞零”作为自己和一把“大满贯”的前提。在别处，你是精英，你的主要任务是出你的精品，显你的英姿，救援庸众，提升俗人，建设精神的乐园。我们这里呢，你的精英意识则首先表现为一脸的苦大仇深：咒骂市场，轻蔑通俗，鞭挞卑微，痛恨庸庸碌碌，向肉体凡胎的世界开火。我们的某些精英张口，不会是说“人们，我爱你们” 。“爱”在中国，早已经批倒批臭了，至少，“爱”是阳痿与无用的代名词。我们的精英要说的是：“人们，我恨你们，我要与你们全体，与全中国，全世界血战到底。”
八十年代，人们热衷于为中国知识分子鸣冤叫屈，当时有一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物美价廉，经久耐用。我也将保护知识分子、为他们效劳看作自己的使命。但恰恰是在九十年代，我看到了真实的图景：中国是一个整体，有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有中国特色的政权和官员，有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和商业，就有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有中国特色的文人作家诗人。豁唇子吹灯，谁（肥）也别说（佛）谁（肥）了吧。
比如《读书》杂志，堪称网罗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想想他们是多么纯洁多么精英多么自恋多么高雅多么可爱可喜，而九七年与零七年两次更换主编，尤其是后一次，却造出了那么多谣言，那样的狗血喷头，显得那么恋栈不舍，恨不得闹出一点故事来，多么丢份儿啊，多么狗屎啊，我的朋友们……我还知道一个大出版社的故事，那一年物色了一位从来只管业务不管其他的白面书生担任了第一把手，而他最后越学越差劲，他学到的是掌权者的最坏的那一面，他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官迷，死活不撒手，对继任者百般刁难。他们在这一类事情上的表现还不如职业官员。那些长期当干部的人毕竟还受过一些训练，知道一些厉害，相当多的人还不敢太胡作非为。而那些活了大半辈子突然尝到了权的滋味官的滋味的人，只如饿狼扑食一般……我想起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农村“四清”时的一个故事。农民甘愿选举一个有过多吃多占记录的四不清者继续当干部，不愿选一个记录干干净净的新人当干部。农民说，某某虽然曾有多吃多占，毕竟是饱狼啊，如果选上一个饿狼，我的天！我们的洁癖的知识分子，一旦掌上一点点小权，会不会显出饿狼的嘴脸来呢？
难讲。
说起有关故事，我如数家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