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国内有混战，还有国际与伪国际的混战。
一九九四年，我得到瑞典科学院终身院士马悦然教授的邀请，希望我对瑞作一次访问，作一次演讲，并提供一份英语的推荐材料：可以提出若干名中国作家，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材料不得少于十五页，将列入瑞典科学院的正式档案，我将得到二千美元劳务酬金，信中还特别强调，我的推荐范围可以包括我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马悦然先生是瑞典科学院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有投票权的人士中唯一懂中文的一位。北岛与马教授一直保持着极密切的来往与交谊。同行们普遍认为马教授是一个极讲友谊重感情的人，获得马教授的友谊是重要的。人们早已猜测北岛将获得诺奖，根据之一是马教授对他的看好。据说九五年曾盛传北岛的获奖。故而美国笔会的秘书苏珊女士特别到纽约华美协进社去摸我的反应。据说该年宣布诺奖时，北岛到了斯德哥尔摩，各大媒体的记者云集北岛家中，摄像机镜头已经调准，只等一声宣布便开拍。结果，宣布的是爱尔兰的诗人希尼。各记者旋即离开，剩下了北诗人自己。诗人走到街上，看到了一条同样孤独的宠物狗。后面的事说是北岛自己写过。
都说是马教授多次提名北岛，未获得足够的票数。现在，马教授想从我这边获得一些信息，更多地了解一下生活在中国本土的作家们的状况，岂不甚好？
我认真作了准备，并写下了推荐材料：韩少功、铁凝、王安忆、张炜（以姓名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为序），我以个人名义，专门请后来任外文局副局长而时任外文出版社副社长的黄友义同志将之译成英语。写不写我个人，我在犹豫之中。我要坦白：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我不会不自我提名的。
斯时由于我的原部长身份，出访需要经过国务院批准，一般这类事送国务院前需要有文化外交两部的审核会签，更靠前，则是文化部办公厅与外联局无异议后征求我驻外代表机构的意见。这第一关如果过不去，底下的手续就很难办下去了。我的一切出访都经过这样的程序，没有碰到过什么困难，包括台湾我都去过了，别处还能有什么更复杂的状况呢？
但是，我驻外有关代表机构认为，王某接受马教授的邀请到访是不适宜的。为此，文化部领导进行了认真研究，极少先例地再次致函我代表机构，指出王某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与问题，建议使此次访问成行。我认为文化部领导的态度是负责的、认真的、恰当的。
未获首肯。
我迟迟无法答复。瑞典方面乃改为由萨斯航空公司总裁出面邀请，并由瑞典驻我大使具函相约以示郑重。
我有关机构堪称火眼金睛，立即指出，萨斯公司不会有什么交道与王某打，总裁后面立着的东道主仍是马教授。对此，他们的态度仍然是断然否定。这个情节甚至使我想起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故事。
瑞典有一位相当活跃的汉学家，曾任或仍任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他的中文名字是罗德弼。他正在中国逗留，他受马教授的委托前来打探虚实，到了我家。我只能说是手续尚未办好，可能无法成行，我当然不能将我们内部运作的一些细节向他详述。此人回到瑞典，便想当然地，也是强不知以为知地作了非善意的解读，他告诉马教授：王蒙不想来。
看来马教授也是一位性情中人，可能是汉学研究得深了，受华人的情绪化作风影响。他立即大为失望、光火，并公开发表声明：既然王蒙对于与瑞典科学院的文学交流不感兴趣 ，他也只好放弃他的与中国大陆的交流计划。
对不起，请马教授原谅，我认为您的声明中包含着作警示性解读的可能：从此中国本土作家将与诺奖无缘，“后果自负”，或后果由王某负。
也不完全怪马教授，第一，我们本身工作上有许多不足，有令我本人也颇感无奈无言之处。二，罗德弼教授任意作了非事实的与不负责任的报道。三，恰恰此时有一个韩国的文化论坛的活动，我没有西去瑞典，改成了东赴韩国了。马教授乃想，他不来北欧，偏去东亚，岂不气人？
同时我认为马教授借重瑞典科学院与诺奖之威力、公信力、吸引力，加上他本人对于中国文学的熟悉与热爱，作为欧洲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他是做得很不错的，他也是很自信的。他具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相当的熟悉与热爱。他走到哪里都是（尤其是）华语作家们巴结与示好的对象，他走到哪里都是众星捧月，指点江山。他可能有一种不习惯被拒绝的锐气，一碰就上火，一火就怒到了具体人身上。其实，他完全高估了王某的代表性与权威性、自主性、重要性。
弄得相对多了解一些情况的瑞典驻华使馆也很不快，他们的文化专员尼尔斯先生特意在香港媒体上发表声明，指出马教授对于王蒙的指责完全没有事实依据。我还要补充说，不知是否与此事有关，此后我知道尼先生与罗先生的合作也不是那么愉快的。
直到一九九六年我在香港作研究，有友人告诉我马教授如何生我的气，后来终于与马教授见了面，握手言欢，共进晚餐，并无芥蒂。此次浅水湾的晚餐是由我的在港的一位亲戚陈鹤友先生做的东。饭后走路，发现马夫人，原籍四川的陈女士落下了东西。陈表弟在把我送回中文大学后跑到浅水湾，取上东西连夜送到马教授处。陈表弟说他要向瑞典朋友显示香港人做事的精神与效率。
现在马夫人陈女士已经因病辞世，祝她安息。
九八年我访问斯德哥尔摩时，马请我吃了北欧美味的鱼肴。原来的事成了一个笑话。许多往事，其时闹闹哄哄，过后只配一笑。
人性具有普泛性，中国有的人际关系问题呀，传话不准确呀，拉长舌头呀，不了解情况就下判语呀……美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典范的瑞典王国也照样有。
这里还有一个后续插曲，更是阴差阳错，哭笑不得。说是瑞典的一位女副总理访华时会见我国一位外交方面的高层领导，谈到了邀请王某到访事，我高层领导乃指示此事可行。外交部为此商文化部，此时文化部下边负责有关具体工作的同志反而火了，我部以如此罕见的郑重的方式提出王某访瑞，你们竟不予注意，现在剩了不多天了，又说行了，让我们来一个赶三关，你想说行就行？算了，我们不办了，王某人不去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