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得太多了。宗璞有一次见到我，急切地说：“王蒙，你写慢一点！”她当然是好意，她叫我“老弟台”。我也承认如果我少写一点，可以更高明，更清纯，更矜持也更精到。十余年后的今天，我自我审视：王某人是否有一种不能算是十分健康的心情？有点写作狂。不知道写作狂里有没有迫害狂的因素。已经封杀了二十年，目前仍然面临着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煞有介事的小圈子和你怎么还写还不快快老掉的非郑重愤青儿。你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对他们的回答。
不，这样说不对，夸奖的，喜欢的，鼓励的，知我爱我的读者与同行是那么多！九四年春节，我收到北京广播学院一个宿舍的全体女生自制的贺卡，她们全部用我的作品《风筝飘带》、《春之声》、《海的梦》里的语言，编织了纯美的贺词。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潸然！我的写作是快乐的温暖的舒畅的与绝妙的！
我的一系列论说杂文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尤其是《读书》上的专栏《欲读书结》。我仍然文思如潮，话语如瀑，我仍然不无锋芒，批日丹诺夫，批全知全能的神话，提倡善良，提倡正视与承认文学生活格局的变迁，研究李商隐与红楼梦，怀念刚刚离世的夏衍、冯牧与陈荒煤，走向世界，评说世界，从《白蛇传》说到《巴黎圣母院》，后来又从《莎乐美》讲到潘金莲与巴别尔。我念念于拓宽一点我们的眼界，我们的精神空间。我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无文化的传统，即焚书坑儒、“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的传统，老粗的传统，娘西皮的传统。我觉得批判封建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修正主义文化的结果，可能是干脆打倒一切文化，只要野蛮。我左冲右突，我东谈西摭，我谈笑风生，我亦谐亦庄，我指点江山，我纵横文艺，我回忆、记叙、描写、议论、质疑、嘲笑也自嘲。我就是这样迎接自己的花甲之年，迎接各方面的关注与厚爱，风风雨雨与风言风语。
从这些资料中也可以看出各传媒，各出版单位，各有关方面是怎样地支持我、欢迎我、期待我、厚爱我的。我要特别提出三联书店、《读书》编辑部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值得一记的尤其是三联的沈昌文先生，他三教九流，他广交文友，他周旋有术，他日理万机，他联通三方（官方、学院、江湖）三道（请你自己去想）三面（大陆、港澳台、美欧），处变不惊，他永远自有道理。他自居阁楼人，有时住都住在堆满书报纸头的编辑部。而且，他一天至少有两顿餐饮在馆子里吃，他的饭局调剂了、丰富了、温暖了、充实了多少海内外作家学人活动家代表人物的头脑、心灵与肠胃（他自称三陪：陪早餐、午餐、晚餐，有时候还有夜宵）。他做到了以食促文促学促思想促友谊。他甘心做嫁，他牵线搭桥，他成人之美。他本人虽然著作不丰，然而他是朋友们工作与生活快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源泉，他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出版史学术史，不可忽略这样的人物。我应该感谢，我应该知足，我应该感到满意温暖而绝对不是牢骚冷落。
我一直想建议北京市餐饮管理部门发给沈先生一张荣誉食客证书，并给予终身特价优惠待遇。
我同时相信，见解归见解，真正做文学的朋友，真正懂文学的朋友，只要不是那种出口伤人的Fresh PH.D(新出炉的哲学博士)，绝对不会因为个别问题上的见仁见智而反目成仇，恩（双方的、互相的）将仇报。我与张承志有歧见，但他还是公开地表达了他的友好与谦让心意，我请他来家里谈（我更多地去过他家多次），请他到新疆风味的阿凡提餐厅用饭。我参加了一家文化公司为他颁发的爱文文学奖活动并致了贺词，他也参加了给我颁发同样奖项的聚会并致了祝词。
夏天在烟台，张炜多次来看我，谈文论书，交谈甚欢，颇多共识，尤其是他高度评价我的《在伊犁》系列，溢美有加。也有一点作品他表示看不太懂，想是婉转地表示保留的意思吧。
我去海南签名售书，见到韩少功，更是多有交谊。当地人称他为“韩主席”，他称我为“王蒙老师”。
顺便在这里说一下，文学这个“行子”（犹言东西，是河北话），牵情带绪，各有见解，亲爹亲妈，也有相悖看法。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因为谈文学我得罪的人多了去了，但是我没有恶意，没有个人关系或山头关系的因素，我从不与任何人结私人的梁子。其后若干年，由于批评一位女作家的新作，我知道我是如何地开罪了作者。我不可能由于友谊放弃见解，我也不会因为见解而记仇任何人。我的对于文学与朋友的愚傻的忠诚，使我在谈文学时不会将之变成私人关系。说实话，不能免俗的是，我会因为私人情面而对某某说一点溢美的好话。但是绝对没有因了个人的情绪作文学的批评责难。越是好友我越要真实地告诉他或她，我对于他或她的某些作品的见解。近几年我梦到过不止一次被我开罪的作者，总算不止一个人从我的文章中看出我的关切和好意。我仍然坚持我的看法，同时相信我的直言忠言诤言终将得到作者与读者的理解。虽然现在是一个做恶人和俗人才显得真实可信的时代。
曾在《世界文学》编辑部任编辑部负责人的申慧辉斯时写过一篇文章，讲传媒在文艺上的作用，她以美国的两位作家的争论为例，说明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传媒起着无事生非乃至挑拨是非的作用。这使我想起一件小事。有一家报纸曾经用电话采访我，谈到作品在国外出版的问题，我表示，我一般分别情况，有些不大的国家，首次介绍你的作品，可以在版税等事宜上放宽一点，先开拓市场，再考虑经济效益。他们另外采访过江苏的一位青年作家，该作家强调了作家权益问题。于是该报用耸人听闻的说法报道王某与这位可爱的青年作家在碰撞较力。太无聊了。
我也想到，连年的动荡，我们的人也许有着太多的急躁和浮夸，太多的恶毒和凶猛，太多的排他与野蛮，太多的情绪化和意气用事，太多的零和模式。同时，太少的温良恭俭让，太少的绅士风度，太少的通情达理，太少的双赢与共赢，太少的人际文明。特别是在思想理论问题与文艺问题上，我们动不动用恶骂代替说理，用滥情代替理性，用粗粗一看代替分析思索，用远远一瞥代替透视镜与显微镜，用性恶论的想当然代替对于不同观点者的尊重与体察理解。用咒骂、牢骚、埋怨、抹黑和各式粗话脏话下流话……代替深度的与善意的考量，用歇斯底里的念念有词代替从善如流的倾听和吸纳。我们的学风文风有时候可真是够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