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很喜欢去上海。上海的朋友多，上海人相对比较拎得清，上海人会生活，上海人少有那种一脸横肉一嘴教条一肚子斗斗斗出口就压人的伙计。有什么法子呢，北京老是那么政治挂帅，如广东百姓所说：连活鱼（按，这是不实之词，北京水产市场上早已不乏活鱼供应啦）都吃不上，还整天政治局呢……而北京有人嘲笑：广东人有人不知道总书记是谁，写不对国家领导人的姓名，自然更说不清政治局喽。至于上海，有人形容上海是这样的，需要紧跟北京时便紧跟北京，上海人照样可以集中注意力于政治局。而跟北京（的某些上海人）受挫之时，人们则干脆广东化了，还是更注意活鱼比较实惠。这也算趣谈吧。
九十年代开始，当时有一种经验主义的幻觉在极小的一部分文艺人中出现。即认为其时的中国的多数省市的文艺“战线”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所盘踞，成了“敌占区”，而北方稍偏西的几处地方是“根据地”。例如山西是这样的根据地，承德也被说成了不但是根据地而且是一个革命文艺的“高地”、“制高点”。此语不知是否学的朝鲜。?的各项文艺工作比较注意依靠根据地，连调干部也是从根据地往大城市“沦陷区”派。
这样的臆想使得上海一度不被接受。说是上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上海带着许多个革命现代戏进京演出，却临时被取消了在报纸重要版面上亮相的可能。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物甚至带着土特产小礼物进京与文艺界联络感情，也未奏效。礼物分几等，连我这样的已不行时的人儿也得到了杏花楼的高档月饼。正行时的则可以得到滩羊皮坎肩。
上海也有老文化人老领导嘲笑这乃是“里弄”工作方式，事实证明，这样的方式更纯朴可爱，有利和谐，皆大欢喜。利益关怀对于执政兴国是有效的，光讲大道理却越来越不行了。
上海领导的与人为善更是令人感动，谁谁要（或已经）著文批谁谁了，好的，干脆安排此二人共到文化俱乐部一聚，饮茶谈心，干果面点，冷食甜品，咖啡则有意大利式、土耳其式、爱尔兰式。和谐谐和呀，我们喜爱你，为什么动不动要那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的姨妈和林彪，都喜欢讲这样的刺刀见红的话。
这样的臆想只能使自己碰壁。根据地调来的人根本不是己类“战士”，与被臆想作敌人的人相会甚欢。他也喜欢业余创作的呀！高地上的人则更是更愿意尊重各地的风格各异观点不尽相同的老作家。跑到上海讲什么什么文艺机构重新“回到了人民手里”，结果被上海作家询问，这个机构是何时“沦陷”的呢？
制定了许多批判方略，包括什么玩文学啦，审丑啦，“三无”（无主题、无人物、无情节！）小说啦，先锋实验啦都在声讨之列，结果却是无疾而终。还编撰了一些很有创意的说法，如说，怎么能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截然分开呢？比如变魔术，他用一块自由化之布，遮掩着变出了一大堆货色，然后说只能否定布，不能追究变出来的东西，这能够说得通吗？毕竟是作家，说得多么精彩，多么富有雄辩症即抬杠杠头的色彩。
同时毕竟不是真正的政治家，其实是缺少政治头脑与大局意识。须知，这已经远不是妙喻的问题，学理的问题，甚至也不纯然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全世界没有一个执政党是靠百分之百的意识形态治国的。这里要考虑的是大局，是全局，是人民、全民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能半途而废，是改革开放与发展生产力的大事，是全民族的振兴大业，是是时虽然尚未提出但已经在酝酿的实现民族和解与社会和谐。此时已经不是当年毛主席勇于、巧于以文艺为突破口，发动振聋发聩、风云激荡、叫做试看天地翻覆的阶级斗争的大势了。中国经过了事件也好，风波也好，震动也好，紧急状态也好，要的仍然是聚精会神地搞建设，是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是加强与改善党与群众的联系，是稳定、祥和、和谐、和解，是淡化至少暂时回避某些人民内部矛盾，某些历史公案，是营造健康快乐积极向上向前的太平盛世气氛，而绝对不是趁机大搞整风，哪怕是不叫整风的整风，不叫运动的运动，斗一个赶尽杀绝，人仰马翻，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然后山呼万岁，四面宾服，八方朝拜，十六面红旗飞扬，进军号冲锋号同时吹响。咳，老经验遇到了新问题，而您仍然喋喋不休，至今一条死胡同走到天黑，翻手为斗，覆手为批，还在那里等待新的“高潮”呢，呜呼吾兄，痛乎吾兄，愚乎吾兄也！
邓小平九二年的南巡谈话，使我得到了一大启发，极左是没有出路的，极左的文化专制主义，以“文革”为代表的文化路线政策是没有出路的，极左与极右是互为依据的，极右同样是只能头破血流，祸国殃民。从一些人编辑出版《反‘左’备忘录》受挫这件事上，我认识到，对“左”不要搞什么大批特批，大批特批的方法与举措本身就是极左的产物。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党的指导思想、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极左已经没有戏啦，极左已经六月的韭菜臭一街了。极右也只能是哭丧与咒骂啦。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已经敲响了极左的丧钟，极左的朋友们已经是欲哭无泪啦。您老还揪着一个左啦右啦的反倾向斗争的话语不放做甚？
我的体会，极左只能消解，而不要搞什么大批极左。生活是消解极左的，市场是消解极左的，经济运转本身就是消解极左的，执政党的地位是消解极左的，小说诗歌散文影片电视剧相声大鼓都是消解极左的……同时克服与消解极右。
基于这样的思路，我就不能接受一些精英人物，特别是上海的文友所谓“人文精神失落”的提出。乖乖，计划经济时期反而从来没有哪个精英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吃不饱肚子的时候反而不失落人文精神，越是从物质到精神都严重匮乏的时期，越有高谈阔论，豪言壮语，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也就越有人文精神（！）。而现在，小平同志刚刚在南方说了几句有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极左的话，市场经济八字还没有一整撇，封建主义极端主义教条主义与空谈主义还十分猖獗之时，刚刚吃饱了没有几天，已经痛感到了人文精神的失落啦！
实话实说，我太不严谨，太不郑重。我至今闹不清“人文精神”四字的确切含义。我遍查字典，《辞源》与《辞海》上都有“人文”词条而无“人文精神”一词。对于“人文”的解释，二书都说是一指礼教文化，二指人事（区别于自然现象）。《辞海》中有“人文主义”一条，解释是一指非神学的世俗文化，二指人道主义与人性论，《辞海》特别强调，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主张。
我在《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中用的英语humanism 一词也不对，那只能译成人本主义、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后来我才知道，一般我们说的人文精神一词源自humanity一词，但新知英汉辞典对humanity一词的解释是：人性、人类、慈爱、人文学科与希腊、拉丁的古典文学。humanity一词中确实有人，但没有文啊，而我们的国人是喜欢望文生义的，于是搞文学的人自以为是人文精神的捍卫者解释者承担者与发言人了。是不是这么回事，请识者教我，讲得清楚，骂我一顿我也欢迎。
道一声惭愧，没有弄清词义就评论议论争论上了。问题是，谁又弄清楚了呢？
而且提倡人文精神的人反对宽容，包括周扬同志，我亲耳听他老人家多次讲过，宽容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当然我们的人文精神不是博爱与宽恕的基督教精神，而是斗争的至死一个也不原谅的精神了，中国人就是厉害呀！
而且我先入为主地记住了波兰、匈牙利、摩洛哥文化官员对于西方国家缺少人文精神的批评，还有早在清末我国的国粹派们对于西学缺少精神文明的批评，还有我国现当代同龄人以精神文明为旗帜反对改革开放的舆论切入点。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使我们不好说别的话，我们只好死死守住计划经济方才富有人文精神的神话。这是我的大致印象。当然并不全面深刻。这是我个人的简明化一例。
说计划经济更有人文精神，并非全无道理，第一，计划经济做什么事都集体化团队化，不易出现孤独寂寞个人冒尖一人成功多人失败。第二，加上计划对欲望的克制，计划经济下那种自私与贪婪的人性恶会受到更大的压制而比较不容易泛滥。计划经济的理想性浪漫性人的全能性，更能够满足某类人的要求与幻梦。第三，计划经济需要说更多的话，提更多的口号，煽更多的情，写更多的文字文章文学，比各人自谋自利、各赚各钱富有语言性修辞性思辨性道德性理论性精神性与审美价值，高尚得多了。
于是，我轻松愉快地写道：
……是市场经济诱发了悲凉的失落感了么是“向钱看”的实利主义成了我们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的根源了么如果现在是“失落”了，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如日中天么引领风骚么成为传统或者“主流”么盛极而衰么
有一些失落感是针对通俗文艺而发的。那么，在通俗文艺远不发达的往日，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我们是拥抱着或洋溢着humanism人文精神的么
……对人的关注本来是包括了对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注的，就是说我们总不应该以叫人们长期勒紧裤带喝西北风，并制造美化这种状况的理论来弘扬人文精神。但是，当我们强调人文精神是一种“精神”的时候，我们自古已有于今尤烈的重义轻利、安贫乐道、存天理、灭人欲、舍生忘死、把精神与物质直到与肉体的生命对立起来的传统就开始起作用了。毛主席讲的人要有一点精神，也是指解放军战士“不吃苹果”的精神，苹果多了，吃了，又从哪里去体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呢有了苹果就失落了精神，其心理暗示可谓源远流长。“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修正主义要义的心理定势也极有趣。所以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