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这般，到了二零零七年，出来一个郭敬明加入作协的问题。其实我只知道小郭写过编过许多种受少年读者欢迎的书，此外一无所知。著名出版工作者金丽红同志问我可不可充当小郭的介绍人，另一个介绍人是陈晓明教授，我未加思索就同意就在他的申请表上签了名。我相信我是在做一件有利于小郭，更是帮助作协的大好事。
呵，如此这般，我还是那么幼稚，那么单纯，那么好好先生，根本没有考虑到社会之复杂，人心之险殆，事物之麻烦。我又当了一回农夫，当了一回东郭先生。
我本来以为不会有什么风险，我本来以为，相信一个年轻人有可能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改善作协与八零后作家的联系，至少是缓和作协、文坛与八零后作家的关系，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文坛。我想当然地以为用与人为善的态度去表达对于一个可能有缺点的年轻人的善意，是正常的、良好的。我本来以为或有缺点的作家也是作家，而且作协也好，别的协也好，根本就少有完美无疵的成员。我本来以为，八零后的作家郭敬明，申请入会是会受到真诚欢迎的。而郭以外的其他许多年轻作者，他们宁可选择对作协猛烈嘲笑，十足蔑视。早在十年前，七零后作家就发表过名为断裂的宣言，说作协只是会接电话的僵尸。对八零后作家缺少凝聚力与吸引力是作协的一个缺憾。我完全知道作协正悄悄地做一些工作，作一些姿态，意在团结与吸引这些新秀新人。何况近年兴起的是堂皇退出作协的一件又一件个案，更有一次又一次的以退出作协相要挟的个案乃至小群体案。连对郭入会持激烈反对态度的朋友也是以退出作协来示威的。呜呼！我本来以为，有权对小郭的入会、推迟入会、拒绝入会作出决定的只有作协党组/书记处，他们一定会作出正确的审批并对之负责。我从一九八九年就不具体参与作协的具体工作，尤其是从未参与会员发展工作。我曾受人之托，关心过温州一位电视剧作者的入会事宜，说了几次，直到此位姓汤的先生去世，他也未能入会。这说明，介绍是没有组织效力的，王某决定不了谁当会员。只有组织才掌握了审批的权力与手段，也才具有有关的责任。只有组织才能对有关事宜作出正确的决定与说明。我本来以为，一个领导成员说什么都可以，只是不可能说此事不归我分管。
简单地说，宏观地看，我作为介绍人之一，介绍郭入会是一件大好事，是对郭也是对作协的一个支持帮助。至于他犯过什么样的或没有犯过什么样的错误，有过一些什么具体情节，微观地看应该如何掌握他入会的时机、报道，和一些手法，如何做得更好，那应该是批准他入会以后的事。而且，基本上不是介绍人的事。
我本来以为，作家而抄袭，当然是可耻的，如确是抄袭，应该认错和改正。但可惜，有类似麻烦的还颇有人在，其中还有头面人物、优秀作家、我的好友我的座上客们在。他们也陷入过类似的诉讼或关于抄袭、模仿、借用、照搬、参考、启发的语义学争议，多数败诉，个别胜诉，但也留下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糊涂账。我们完全可以更加理性地与人为善地对待类似案例。我还知道，不仅文学，电影改编、音乐作曲、绘画构图当中，都有过类似的聚讼纷纭，肖洛霍夫、毕加索、霍桑……都受过这方面的非议。人们不会全不知道。当然郭不是肖毕霍，他姓郭不姓肖或毕或霍。
尤其是，我本来以为，一些饱经沧桑的作家会相信一个年龄只有自己的最小的孩子大的有写作才能的后辈人会改正错误，会更多地去关心他的成长，做有利于他的成长的事，致力于消除他身上或有过的污点，像消除自己身上也有过的缺失一样。我本来以为，小有成就的作家们不会一心排斥一个犯过某些过失的孩子，倒像自己多么洁癖似的。我本来以为道德义愤与道德洁癖应该首先表现在律己、表现在自省与忏悔自身上，而不是对一个有毛病的年轻人嫉恶如仇，拒之于千里之外。我本来以为作家多读过雨果，知道冉阿让也有过手脚不干净的记录，而我们不该骂他是贼，用一个贼字毁灭他的一生，后者是沙威的思维和行事方式，而不该是多灾多难久经试练以追求真善美标榜的中国作家的性格。我本来以为，作家们是悲天悯人，关怀大局，胸怀宽广的。我本来以为，中国媒体或中国作家必然面对着许多更值得义愤填膺的事情，更值得千夫所指的人和事，而大家都有足够的耐心与涵养，足够的善意与和谐，足够的理性与忍让。我本来以为，如耶稣所讲，我们都有罪，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对（以下限制词八个字是王某人加的）某些可以教育好的有罪的旁人大动肝火。我相信，一些朋友回想起自己倒霉的时刻，回想起其时趁机对你猛攻猛打的人，会记忆犹新。我相信，作家们思考的时候会首先剖析自身，会不忘记自身的失误、卑劣与尴尬，那才是对读者的起码真诚。知耻而后勇，这个对于勇敢的定义是太深刻了，而我们的一些朋友习惯于知旁人之耻揪旁人之耻以表达自身的勇敢与生猛。我还以为，谁都没有那么天真烂漫，以为中国社会，中国作协，各种团体，直到领导我们前进的伟大的党里，就没有过一些成员具有不比小郭轻微的过失记录，就没有有过失而不愿承认自己有过失的人。我本来以为它不会成为事件，不会成为道德义愤的口水表演场。
我仍然是多么幼稚，多么单纯，多么好说话，多么脱离实际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