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理由，不相信作者的话。即使这样的话说明不了什么也减轻不了什么，即使她与我们一样地坚决地要求把李香兰埋入历史的垃圾堆。日本人编出这样的歌剧主题仍然是不忘历史的痛苦，叫做“日中不再战”。中国有关部门不同意拍李香兰题材的影片，也是为了同样的理念。但是她的书还是出版了，我的评论文章发表了，而且有影响。
曾在伪满“映画”（电影制片）厂与李香兰相识的香港电影导演李翰祥曾有意拍以李香兰的故事为题材的影片，他多次找我访谈，终于没有搞成。他给了我日本NHK拍的《李香兰》电视剧。即使是最最对华友好的日本人士，在描写二战时，仍然有与我们角度不同、情感不同的地方，当然。
我的文章中同时写道：
谁能说“音符是全世界的共同语言呢”？(引自《李香兰之谜》，以下引文亦同出自该书。)
还有《何日君再来》，也说是一首坏歌。这首歌是最早由周璇唱的。看音乐剧时我才知道，李香兰也演唱过这首歌。在李香兰为自己写的自传中，提到：“尽管这首歌很受欢迎，但流行的时间不长，后来日文和中文版都禁止出售……理由是任何一首外国的软绵绵的情歌都会使风纪紊乱。”(不仅如此，一九四五年李在上海因演唱这首歌还受到工部局的传讯，“他们怀疑我唱这首歌是期望重庆政府或共产党政府回来。”)她还提到了另一首《离别的布鲁斯》（即《丽莉;玛莲》，王蒙新注）因被指责为“颓废且挫伤士气的敌国音乐”而被禁。但这首歌深受(日军)士兵的欢迎，当演员应要求演奏这首歌时，军官就假装有事离开会场，自己也流着泪在一边欣赏。
战争的命运与歌曲文艺的命运，尤其是侵略者、失败者一方，他们的士兵，他们的尚未绝对灭绝人性的士官，他们的感受……这是怎样的罪孽呀！二十一世纪，我国才有传媒说，《何日君再来》不是汉奸歌曲，作曲者刘雪庵，恰恰是爱国歌曲《流亡三部曲》的作者。
音乐剧似乎企图表现李香兰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她本人单纯善良，希望日中友好，但被利用愚弄成为日本侵华政策的工具，受到中国人民的仇恨，几乎被杀……音乐剧凸现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日本人处境之恐怖悲惨，中国人要求惩戒汉奸的情绪之激昂严厉……既承认这些人(包括川岛芳子……)的罪有应得，又表达了他们都是历史的牺牲品，有其极为盲目与可悯的一面。
我说：
这种处理与角度当然与中国人不同。哪怕是对日本怀有最友好感情与观点的中国人与对华极友好极进步的日本友人，回顾与解释那一段历史、那时的一些人和事的时候特别是表达自己的情感的时候，也会大有径庭。这倒是过去没有认真想过的。
……
按我们的观点，抗日斗争，爱国者与汉奸之争是最无争议的。左、中、右，国、共，许多意见都是一致的。山口淑子可以无罪释放。大鹰淑子可以待如上宾。李香兰则只应彻底埋葬。侵略者，狗强盗，伪满，《支那之夜》与《白兰之歌》……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讲到了这本书的一些有趣的，也有启发的内容，以下是大鹰淑子的一句话：
一个被时代、被一种虚妄的政策所愚弄的人，如果噩梦醒来后，能够有机会对当时的作为反思，或者加以说明解释，也是幸福的。
我的评论提到：
一九四一年，李香兰在东京日本剧场举行个人演唱会，排队买票的人绕剧场三周，发生了混乱。音乐剧也表现了此事。这样，李香兰在日本也大红大紫了起来。这时，她收到了出自当时的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松岗谦一郎的来信。信上说：
“人的价值……不能用……有无名气来测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人的表面……你应该珍重自己。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希望你永远自珍自爱。”
这话就很耐人寻味了。在日本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期，战后被定为战犯的松岗外相之子，给一个冒充中国人(或“满洲”人)为日本的远东政策效力的女明星这样写信。这既让人感受到了自由主义的力量也感受到自由主义的软弱。作为一种抵制，它不会绝种也不会成事。
……有一些有进步倾向的日本艺术家，由于战时无法在本国搞艺术，就跑到“满洲”或上海来，钻点空子，搞点有艺术价值的电影。她提到了“纪实性艺术片”《黄河》与俄罗斯风格的音乐片《我的黄莺》。她说她因参加拍摄后者而被苏、日两国的间谍跟踪调查。她回忆后者的导演岛津说：“日本肯定战败，但正因为战败，所以更要留下好的艺术电影……”
乍一读，似觉匪夷所思。再一想，那种环境和气氛下，完全可能。一个国家走向军国主义……不等于这个国家变成了铁板一块。还会有松岗谦一郎那样的个人主义与(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还会有岛津这样的企图证明自己能够跻身欧美艺术家之列的人，这样的艺术家着实可怜，他们无勇无智无力去抵挡军国主义，他们硬是在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主政的日本，无法忘情于艺术。他们不是反战的烈士，所以他们罪该万死吗？他们想得可能天真呆气，他们做的可能事与愿违，我们可以方便地批评他们基本立场没有转到被压迫被侵略的人民一边。但他们的表现是很自然的，不难理解的。他们毕竟是日本人……他们无意更无力站到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当局的对立面去。但他们自己不是军国主义分子。颜色并非仅有黑白两种，即使在阵营如此分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连李香兰也问：“在那样紧张的时局中，为什么要拍这样的……欧洲音乐叙事诗呢……未免太脱离现实了……”
任何现实中，都有脱离者。
我的这句话是重要的。要正视现实，也要正视那少数脱离了现实的可怜的艺术家。我写道：
但即使最反动的日本军国主义这一边，他们全面严厉控制艺术、使艺术成为他们的宣传工具是事实，艺术不可能完全成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也是事实……
我相当详尽地谈了我的评论李香兰自传的文字，目的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李香兰或日本友人或曾经做过伤害中国人民的事而现在很友好的日本朋友。我只是说明，连最最简明的事，也并不是那么简明的，而读者朋友们往往只知道简明处事，简明论人。不止有一个论者评论我的“复杂”，问题当然不仅仅在于复杂，有时候“复杂”在我们这里还暗含着一些贬义，例如诡计多端，心眼儿太多，手法多变等等。问题在于深刻与全面，我们的简明法，往往是肤浅的与片面的，其实是谬误的。
一位日本朋友对我说，我写的关于李香兰的文章，大原则毫不含糊，具体事项，则多了一些理解。
李香兰比我大十四岁，她当然仍然打扮得优雅端庄美丽。我们一起在银座吃了饭。她还对于在日本出版我的文集表示关切，可惜，此事并无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