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并不认为面对这样的伤疤只能吐口水或转过头去。二战中的日方阵营中除了军国主义分子、意欲奴役中国的侵略分子以外，也有被利用被蒙蔽的基本善良的人士，也有对华比较友好、不赞成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但又没有勇气反抗的人士。除了坚决的反战人士外，被侵略战争所裹胁的民众与普通士兵，他们客观上也为侵略服过务做过事，他们虽然对于发动侵略战争负有民族责任，他们仍然有他们的悲剧、他们的痛苦、他们的挣扎、他们的人格分裂与他们的历程。他们更有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子，他们的命运，他们的童年与青春。他们也有情感包括负罪感与无力感、被骗与自我欺骗感，当然也肯定有民族主义直到军国主义的影响。历史裹胁了各式各样的人，战争更加强横地裹胁了不同的人。被裹胁的人同样能加害受害者，被裹胁者照样可以做出可怕的为害至巨的事，但是你无法抹掉他们的曾经存在，他们的经验与惨痛呼号，他们从另一个角度控诉着侵略者、战争罪犯。他们不同于侵略头子。尽管他们的呼号不能与被侵略者的惨痛相比。而在沦陷区，除了有抗日志士，有狗汉奸以外，同样有大量的中间状态，有男人与女人，有歌曲与歌星，有小菜与老酒，有娶妻与生子，有屈辱也有抗争，有窝心也有尊严，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也有苦中作乐的过一天算一天。历史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非此即彼，几乎是没有中间道路。没有这样的道路，却有这样的状态。大量的中间状态也是无路可走、此路不通的状态。甚至在两极的阵营中，各人仍然有多种多样的表现。
我一直在思考一种西方的说法：不承认中间状态是极权主义的一个特点。
至少对于我，李香兰这样的名字，《夜来香》与《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它勾起了我对于屈辱的、贫困的、无望的童年时代的回忆。我不能说日本军人在北京的曾经的存在与我无关，我不能说《夜来香》直到反映鸦片战争的日伪影片《万世流芳》与主题歌曲《卖糖歌》的歌声能够被我完全忘却。不管后人怎么样给它定性与批判。
当然要批判日本的侵略战争，也可以“批判”李香兰与她唱过的歌曲，但是你无法批判我的童年日子与童年记忆。
不仅日本与中国的战争中间出了一个李香兰，而且德国著名导演法斯宾德的影片《丽莉玛莲》，描写了一个欧洲的略类李香兰的故事。同一文章中，我写道：
无独有偶。同年五月，我……收看了香港一家英文电视台播放的电影《丽莉玛莲》。丽莉是德国血统的一个歌女，自幼生活在异国……二次大战中该国为抵制纳粹不准德国血统的人入境，使丽莉……只好回德国。她演唱的一首看来也是“离别布鲁斯”式的伤感的歌曲深受前线德军士兵的欢迎，她也被捧到极高的位置，曾被希特勒接见。她利用她的地位掩护帮助了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内中包括她原来的情人。为此，她被盖世太保逮捕，只是迫于各方的压力和考虑到宣传效果，才没有杀她。到一九四五年，轴心国失败，丽莉反而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被两方面利用，又受到两方面的猜疑和不满的孤儿。
此次（二零零七年）写自传第三部的过程中，经查证，我知道影片所写的主人公真名是维佳，而丽莉;玛莲是她唱的名曲的主人公。维佳是德国人，一直生活在国外，她爱上了一个犹太人，此犹太人与他的父亲是抵抗分子。二战爆发时，她适回德国与情人相会，但她的出生与居住国由于二战再不准德裔人士入境。她留在了德国。她的歌曲不仅安慰了德国士兵，而且被英美与苏联士兵所热烈喜爱。维佳参加过抵抗运动，这与李香兰有很大不同。
没有办法，这就是文艺，这就是战争，甚至在黑白分明的战争中，它也有感动双方人员的可能。战争的性质是黑白分明的，战争的命运却对敌我双方有共同性，都面临着生离死别，面临着炮火、毁灭、血腥……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
根据网上查到的《丽莉玛莲》歌词，我作了些整理：
在巨大的兵营门旁，
窗下站立着我们双双。
腼腆地互道再见以后，
如今只剩下一个天窗。
最爱的，丽莉玛莲，
最爱的，丽莉玛莲。
到处都有身影的回想，
歌声似乎依旧款款飘扬。
何时人们才会重聚，
我们将相会在哪个天窗？
最爱的，丽莉玛莲，
最爱的，丽莉玛莲！
你吹起了口哨靠近门岗，
我三天未见到你在窗旁。
我们只能挥手道别，
坚信和你的爱将会久长……
熟悉的轻盈步履声响，
从白天到夜晚都在渴望。
我忽然得知要上前线，
谁知能否再来到这个天窗……
不论走上哪一个寂静角落，
你的红唇都是我梦中的希望。
当薄雾将一切淡淡笼罩，
我静静靠拢着我们的天窗……
只和你，丽莉玛莲，
只和你，丽莉玛莲。
这个歌甚至使我想起我最爱的苏联卫国战争歌曲《灯光》：
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
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前。
透过淡淡的薄雾那青年看见，
在那姑娘的窗前还闪亮着灯光。
前线光荣的大家庭迎接这青年，
到处都是同志到处是朋友。
可是他总也忘不掉那熟悉的街道，
那里有可爱的姑娘和亲爱的灯光。
……
为了苏维埃祖国和亲爱的灯光，
打击可恨的侵略者战斗更勇敢。
为了苏维埃祖国和亲爱的灯光。
苏联这首歌曲也是我的最爱，它应该是由格拉祖诺夫唱红了的。歌曲里同样也有“薄雾”，有告别，有梦。
历史对于人的裹胁，这是西方一大批文艺作品的主题。《大块文章》里提过的《末代皇帝》，怕是主题就有这个意味。歌剧《李香兰》与影片《丽莉;玛莲》，更是充满着这样的悲悯。这里并不特别牵扯到法学的与道德的主张。依据法律应该判以严厉的处罚的罪犯，仍然有可能成为文艺作品感兴趣的对象。对不起，过分地抱着这种悲悯的心情，过分地以人性论解释一切，人们可能放过一些战争罪犯和严重的刑事犯罪分子。但是从更长远与宽广的眼光来看，人道的与悲悯的情怀，首先是一种宗教情怀，有助于宽恕一切可以宽恕的对手，理解一切需要理解的人士，有助于友爱与和谐。我还是那句话，宁做东郭先生，不做恶狼，宁做农夫，不做毒蛇。尤其在我读了《李香兰之谜》（原题《李香兰我的前半生》）之后。
回忆中大鹰淑子说，她以中国人的身份参加了中国学生的一个聚会，大家讨论如果日本人杀过来她们怎么办，许多同学表达了她们反日抗日的决心，而时名潘淑华的作者说：“我会站在城墙上……”，她说，她想的是，双方的子弹都会先打到她，她认为这是相当理想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