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到这里，全场几乎欢呼起来。
大作家在哪儿都是大作家。耶稣降生在马棚里，他的襁褓放在马槽里，然而他还是上帝的儿子。同样，不是大作家放到哪儿也不是大作家，放在宫殿里、放到监狱里、放到自由女神的火炬下，都不是大作家，因为作家的工作毕竟是个人的工作。摆脱掉那种关于中心／边缘、主流／非主流、大陆／海岛的计较，我们会活得更舒服一些。
我也想借用一句话，就是我确实也在追求仙山，但是这个仙山不是地理的概念，更不是政治地理的概念，这个仙山就是艺术。我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从小就参加政治活动，还有种种经历都是不可回避的。我深知艺术并不是生活在真空，我深知艺术不断地受到政治、经济、权力、金钱、意识形态、社会心理、观众好恶以及奖金的利诱和威逼。即使是这样，艺术毕竟还是艺术，艺术毕竟还有自己的品格，它的品格在于心灵的一种自由，因为人生实际上是不自由的，不仅仅在政治上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生命本身有时候就是那样的可怜，但是正是艺术知其不可而为之，在自己非常短暂的生命当中，渴念着一种天马行空的境界，渴念着一种形而上的永恒，渴念着能够突破地理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局限，能够成为被更多的人
所接受，让更多人联系起来的一个因素。
我觉得艺术多少能克制和减少人的贪婪和嫉妒心。然而艺术家或文学家却又常常是最会互相嫉妒的……特别是当一个作家失去了创作能力以后，他就转而去充当文学的宪兵、警察，甚至杀手。
可是，真正的艺术家或作家并不需要打倒任何人，李白需要打倒杜甫吗曹雪芹需要打倒罗贯中吗我觉得不必要。同时，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被打倒的。
艺术也为我们带来一点形式的美感，因为内容是那么复杂、那么让人伤脑筋，有点形式美也够让人知足的。也许在别的问题上，还很难取得共同的语言。别人都嘲笑说，华人不管走到哪里，都在互相斗争。又说一个华人战胜一个日本人，三个华人就一定要败在日本人的手下了。但是，起码我们还有点形式，有汉语。在语言上终其一生也未必能穷尽汉语的可能性。
……请各方面不要动不动要作家去做烈士，作家有生活的权利。文学本来就是心灵的游戏，当然不仅仅是心灵的游戏，但是，起码有一部分是心灵的游戏、文字的游戏。我希望我们和文学多一点游戏性，少一点情绪性或者表态性。中国人生活得太紧张了，中国作家生活得太紧张了，让文学给我们送来一点清风，让文学给我们保留一块净土，让文学给我们一点喜悦吧!
我讲完话，马森噙着泪来与我交流。李子云过来说，她从来不当面奉承谁的，但是这次她要与我握一握手。《联合文学》发行人，《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的儿媳，此报现董事长王必成的妻子，“美女作家”张宝琴给我写了一个便条，称我是“海峡两岸”什么什么人。我当然不认为这是我个人的成绩，而是历史，是与时俱进的调整，是总体的和平、和谐、亲和的调子，使我们能够在台湾登上以善制怒、以和制狭的道德制高点，立于不败之地。
台湾同胞与我们一样地关心中国作家获得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我的说法得到了热烈的反应。此后我也在多个场合讲过类似的话。我还依照一段时间常上电视的广告词“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的句式说过：“文学奖做得再好，不如文学好。”
在这一类问题上，与那些与文学实不相干的鱼虾们，实无共同语言，也不可能取得共识。
同时，回到北京，我又遇到了同样的手法，同样的恶意，他们努力一次又一次从境外的报刊上寻找片言只语，证明我的台湾之行如何之糟糕。这些自己办不成一件事写不成一样作品说不出一句像样的动人的话，却又如此痛恨一切建设性的努力与尝试，生生要你也做不成事的人们啊。
太好了，今非昔比，他们没有成功。
而河南作家张宇说，王蒙有雷锋精神，他带了一批研究生，研究生拼命批他，批得王形象更清纯，而研究生们也都赶上了车，捞到了实惠。
台湾的这次文学讨论会，开幕式上时任“行政院长”的连战先生出席并讲了话。他到来的时候由保镖排成两行人墙，威风凛凛。他的讲话比较呆板，远不如此后他来访问大陆时的发挥。
《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专门请我与芳吃一顿涮羊肉。王老说话口音很重，由一位年轻报人给我们当“翻译”。此后数年，在台海局势很不好的时候，王惕吾先生去世，通过文化部与国台办，我坚持给他的家属发去了唁电。
我拜访了我的小学老师华霞菱女士，她已退休多年，用一次性退休金购买了一套公寓房，不算宽裕。我们在她家吃了饺子，感觉与在北京无甚不同。她的三儿子在国泰航空公司做事，我们离开台北时，他穿上制服为我们送行，给我们的舱位提升为头等舱。
我还拜访了原“立法委员”阿卜拉;提曼。他是伊宁市人，据说家就在伊犁州银行一带。他的大女儿永乐多斯（即yoltuz，维吾尔语“星星”之意）定居马来西亚，是一位同行，我们早有联系，相处甚好。他的几个女儿都以天体命名，一位叫库亚溪，太阳之意，我们与她在美国洛杉矶见过面。还有一个是巧尔班，是启明星之意，现居土耳其。我的描写伊犁农村生活的小说集维吾尔文版《心的光》通过永乐女士传到了阿老手中，他读了又读，放到枕边读，他自称读得老泪纵横。他与我一起喝了两瓶白葡萄酒，他说他自己算不上维吾尔人了（约指在台湾少有维吾尔人，他的家属也都不通维吾尔语），“老王才算维吾尔！”这也算过奖了。
我与旅美诗人郑愁予一起去了淡水，当地台胞极其热情，把他们的珠宝拿出来陈列示客，把他们吸了一口的香烟递给我吸，使我深受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