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中也时有小的碰撞。一个是留洋（不归者）派与本土派之争，本土派大骂留洋派对不起用血汗钱铸就了他们的旅美幸福生涯的父老乡亲。留洋派则高高在上地一笑。得了便宜就不必卖乖了，他们的表情告诉我。有一对可能比较喜欢作秀的诗人夫妻，在会议上发言太长，被打断了，场面不无尴尬。后来他们到大陆来“秀”，倒是更受欢迎。
还有台湾文学的边缘地位与中心地位之争。后来这样的争论延伸到了大陆。我始终不感兴趣。世界上的文学作品，有好坏之别，雅俗之分，发行量多少之区分，我怎么看不出有中心与边缘之分？《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当然不处于中心位置，难道能说托尔斯泰或者巴尔扎克是中心文学？唉，搞不懂。
而且，中心与边缘是社会学的概念，不是文学的概念。
最后一个晚宴的讲演者是我。我的讲话的题目是《清风净土喜悦》，我说：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是我这些年来的人生经验，也是文学的经验……
我一上来就定下了一个从容的与乐观的调子。我来台湾是为了以文会友，为了享受宝岛风光，为了共同缔造更美好的中华文学。我不可能跑到台湾来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真正的有信心的作家，也不可能为自己的地域、集团、派别而争执什么。我坦然承认有过“疑无路”的试练，然而我强调的是“又一村”的光明。
……从七十年代后期，所谓我“复出”文坛以后，我一直想做些事情。如大家所知，中国大陆经过长期革命风雷的激荡、革命的胜利、连年的政治运动，直到十年空前的浩劫，到了近十几年来，才慢慢走上经济建设较正常的轨道……我一直致力提倡以理性代替冲动，以吉祥和平的心态取代惊疑和搏杀，以心平气和取代义正词严的声讨，以取长补短、“三人行必有吾师”、“十室之中必有忠信”的信心，来取代隔海或隔洋的语言炮轰……炮声隆隆，放炮者十分悲壮，轰来轰去的结果，会把自己的心灵轰成一片焦土。我身为一个过来人，愈来愈感觉到这种炮轰的孩子气。与其说像悲剧里的英雄，不如说像喜剧里的角色。
我还希望大家都能以宽容和大度取代剪除异己的霸道，以客观的历史主义取代对于昨天的审判。我不希望以今天审判昨天，因为今天审判昨天的结果，常常形成明天审判今天……我也不希望以这种意识形态审判那种意识形态，以这种主义审判那种主义。
我很欣赏吴亮先生讲的“从迷茫开始，到更深刻的迷茫”，虽然这句话似乎有点虚无主义的色彩，起码却留下切磋和探索的空间，来取代严格和排他的断语。
我力求登高望远，心平气和，用理性、和谐与文明，去战胜乖戾的炮声隆隆。我强调我是过来人，我懂得轰来轰去把自己的心灵轰成一片焦土的悲哀。我的话有几十年的国家的与个人的经历作依据，我的话是有力量的，我其实嘲笑了那些极端的搞语言轰炸语言暴力的人，不管这样的人在哪里。
我要说的是，在场的我的老同学，在台南任教的著名戏剧家马森先生，听到这里流出了眼泪。我继续说：
……我已年近花甲，不免摆出老资格的架势来。积我五十年的经验，凡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像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凡把解决复杂的问题说得像探囊取物、顺手牵来者，概不可信。这是我一辈子的经验，也是留给儿孙的忠言。
如此一来，就可以去掉很多煽情和火yao味。我是主张用黄油来代替大炮的，我还要借用一个不伦不类的比喻……鸽与鹰如果打起架来，鸽绝对不是鹰的对手，因为鹰有尖嘴利爪，我尤其佩服的是鹰的那种搏杀、狠劲和战斗性，相形之下……鸽子只有纯洁的羽毛和驯良的眼睛。为了常常采取对鸽的向往和态度，我已经付出了代价，今后，我也准备付出代价。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国家、华人、文学里面还是需要鸽的纯洁和善良。最终，我们还是要生活在鸽子的和平和安详里。
我要说的是，全场动容，掌声大作。
我们当然希望祖国富强、民主、法治、进步。但是文学毕竟只是能做文学的事，廖沫沙先生受过很多迫害，他生前写过两句诗：“若是文章能误国，兴亡何必动吴钩。”反过来说，若是文章能救国，世界上的事也就太好办了。文学承担了过重的使命感和任务感，反而使文学不能成为文学，使命不能成为使命，而且使得作家的生活太苦，愈是把作家捧得高，作家的日子愈是难过，这又是我的一个人生经验。
我们当然希望得到世界、历史，至少是全世界华人的承认，但是这只能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我从来不操心中国为什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艺术比奖金崇高百倍，一个大作家应该有信心，让世界倾倒在他的才华、他的作品脚下。一个大作家应该有信心，让他的得奖使某项奖增光，而不是靠某项奖来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光荣而争取得奖，这个奖不得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