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京不久，我应意大利意中友协的邀请独自一人去访问意大利。向朋友们介绍中国的文学生活现状。时已深秋，我觉得旅馆房间相当冷，但被子极薄，我向服务台要毯子，所谓毛毯又像床单一样的单薄。我想了一个好办法，出旅馆，刷卡，买了一床棉被，蓝地、酱色方格，面积极大，“绗”（读航）得结结实实，可供欧洲人双人使用。自购棉被游意大利，相信鄙人的经验也是个性化国际化的了。
在罗马讲座之后，应威尼斯大学教授、我的多种作品的译者费龙佐博士的邀请到了水城威尼斯，尝了尝上哪儿去都坐船的滋味，当然觉得世界奇妙。在此校的讲座中，有一个听众问我在中国有没有荤笑话，我答当然有了，但是我不能在这里讲啊，等散会后我们一起去酒吧吧，听众大笑，觉得亲切。又有一个问我你的生活快乐吗？我答，是的，你难道可以选择悲哀或者失望吗？他们鼓起掌来。我在威尼斯买了一双皮鞋。我在罗马购置了一身华伦天奴的黑色西装，使馆的同志夸张地说，你回到北京，将能穿出“国威”来。
意大利的饮食完全征服了我。在威尼斯，我们去过一家据说是源头的比萨店，这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中国流行的“必胜客”则多是被美国快餐化了的比萨业在香港的代理商开拓的中国大陆分店。我说的是在罗马与威尼斯吃过的几次正餐。一上来有虾与生牡蛎，茄子干与西红柿干，后者其实很接近中餐。然后上来一盘绿色通心粉，估计是菠菜水和的面。我想，今天吃面条，倒是个好主意，口味好，量不算太大，也好消化。谁知吃完又上来一盘红色面片（或面疙瘩，做成螺蛳形的），我道一声惭愧，只好搛两筷子，略略一尝，不能辜负主人的美意。
我的妈呀，谁知道这两盘面仍然是序曲，两盘面罢，换上锯齿刀子，呼啦啦，每人一大盘牛排上来了。众友人这才拿出了干劲，面显愉悦神色，津津有味地开割开吃。我也是到了这时，才产生了对于欧洲的膳食，对于欧人的饭量的敬意。岂止是敬，是震服、慑服、叹服，我甚至产生了民族自卑心了：堂堂中华，堂堂作家，堂堂人民公社原副大队长与国家原部长，竟然败在了意大利牛排面前！
底下的几顿也差不多。我由于有了准备，每样少吃些，才疲惫不堪地勉强顶了下来。
这一年我是“疯狂出访”，有点像九三年。可能是二十世纪快结束了，各种国际活动也在赶任务。回来后说的是十二月率一个对外友协的代表团访问日本。日本东道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早就想找我去一趟了，他们也极门儿清门儿精，想出了请中国对外友好协会作派遣单位的路子。不但邀请我也邀请了芳与秘书崔建飞。
离出发日期还有五天，突然一夜本人小腹奇痛，哇哇呕吐，高烧三十九度六，浑身颤抖，略经曲折，最后诊断为急性胆囊炎。乃做急诊手术，摘除胆囊。北京医院外科王主任主刀，时年七十九岁的名誉院长吴蔚然从头到尾盯在那里。本来是半身麻醉，我甚至闻到了手术刀灼烤我的内脏的腥煳味道。手术床太窄，我的两臂被旁边的护士压迫得发麻，我想移动一下手臂，我的乱动被认为是神经紧张，于是给了我一针吗啡，我睡过去了。
人一生病，便觉医生护士都是天使。我实在感谢他们。我也佩服西医的这种工业型科学技术，给人动手术实就像修理汽车一样，该“打开”哪儿就打开哪儿，该换什么零件就换什么零件，不能换的干脆锯掉，果然就不闹腾了。从理论上说，它不如中医讲的玄妙魅力，但实在管用。
中医里我最信服的是膏药。有几次由于提重物，腰肌劳损。三贴膏药贴后，完全搞掂。
无论如何，是年我没有去成日本，日本甚至有媒体猜测不会那么巧地生病，说不定还有隐情。
吴老院长告诉我，这只是小手术，美国标准只给病假五天。我后来也多次看到切尼呀，布莱尔呀，克林顿呀刚做完手术或只一两天后就在媒体与公众见面的电视镜头。我也服了。
而我一直养了一个半月了，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迎接新世纪的研讨会时，仍然觉得自己虚虚弱弱。一直到夏天到了北戴河，才庶几好了一点。
回想一场大病，也是一种机缘，一种关于生命的启示。疼痛，居然有那么大的威力。我在犯病期间，只求止痛，谈什么手术，摘胆，哪怕是割掉五官或者头颅，我都可以首肯。手术前插鼻饲管、输尿管，这都是我最怕的事情，但当时毫无惧色，毫无感觉。更不要说在这个时候谈什么其他的长短得失了。
呜呼，生老病死，吉凶祸患，孰能无恙，孰能免灾？回想“文革”后已经三十余年，社会生活应算安定，然而，正是在这种安定之中，更痛感光阴之不我待，生命之须臾而已，亲人友人好人之迅速推移，天地逆旅，百代过客，悲夫痛哉。
如果生罢一场病，住过一次院，开过一回刀，仍然对于人间诸事这样那样地看不开，较劲儿，自寻烦恼，与人烦恼，还东施效颦地宣示“一个也不原谅”，这样的人也就不可救药了。
也许我们更应该怜悯这样的种子，祝祷他或她少制作一点自己的与他人的痛苦。
《大块文章》中讲到了父亲的去世。一九九六年，是母亲的离世。她聪明，机敏，活跃，然而正如她自己屡屡不平的，如果她不了解什么新思想什么“五四”，也就罢了，偏偏她了解了这些，却是毫无出路，毫无办法。终其一生，她不平，她不甘心，她冤枉，她痛恨，她的生活是不幸的，她活了八十五岁，最后死于脑血管疾病。
母亲在世的时候常常痛骂旧社会。这与意识形态无关，这是她的血泪伤痛。为什么一个人活了不算短命的一生，体会到的却是那么多痛苦和愤懑。我没有能够减少她的怨恼，我也深感悲伤。她的坟墓在昌平佛山陵园。
几位老同志的离去令人黯然神伤。李一氓与我接触有限，然而他竭尽全力地保护我在特殊的情况下不受恶意的伤害。他对我讲过他的动作的不便，他后来体重是太超标了。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情况就住了医院，然后就一天不如一天，然后静静地离开了人世。他是创造社的成员，他担任过新四军的秘书长，他是诗人、书法家、古籍专家。冯牧在医院中不忘与我讨论一些文学现象与文学主张，他自称是患（白血）病后形销骨立。据他的侄女说，她曾经认为冯过去吃了太多的西药，他有气喘病，常年喷药，多次住医院。他自己的看法则是，如果没有那些药物，也许他早就不在了。他的这种想问题的方法倒是给自己减少了不少烦恼。陈荒煤临了也是与我讨论电影事业。他们的离去好像是事先约会好了的，说一声走就都走了个干干净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