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兄弟们在凤阳读书、习武，作秀，远离了京城的是是非非，但是，无形的失落感又涌上了心头。
一是新婚妻子不能守在身边，他一年也回不了南京几次。虽然徐小姐不是自由恋爱的情人（那个时代还没有这个概念），但她却具备了当时男人对好女人的几乎一切要求，温柔贤惠，举止得体，持家有方，不干涉丈夫的公务。这么快就要离开了，年轻的朱棣真是相当舍不得。
二是一出生就决定的命运，因为晚生了几年，本来亲如手足的兄弟，现在却有了严格的尊卑贵贱之别。朱棣永远也忘不了，朱标被册封为太子时，他们兄弟几个都要跪倒磕头的情景。他觉得虽然大哥值得依赖，但让手足兄弟行这样的大礼，实在有些屈辱，而且这样的屈辱随着年龄的增长，将会更加重严重，更会让他不舒服。
洪武十一年八月，成婚两年后，朱棣和徐王妃有了第一个孩子，朱元璋给孩子取名朱高炽。
朱高炽仅比后来被立为皇太孙的朱允炆小一岁，儿子的到来，又让朱棣尝到了初为人父的喜悦，更多了一分父亲的责任感，尽管他只有十八岁，按今天的观点，他自己都是个孩子。
虽然不能马上去北平就藩，朱棣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他吩咐自己的表哥李文忠，对北平的城防和建筑进行维修，为自己在不远的将来进驻做好准备。李文忠虽然论辈份是朱棣的表哥，但其实只比老朱小十一岁，比朱棣大二十一岁。
也许是李文忠对自己这个表弟的话太当回事了，也许是自己有在建筑业成名的潜意识，李文忠同学这可是撸起袖子真抓实干。他抽调了上万名士兵，对北平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
北平在元朝时就是大都，是国家的首都，但城墙居然还是土墙，绕北平城墙一圈有五十五里，仅在外层包砖，就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四面城墙全部加高，在九个城门上，重新修整了垛口和箭孔，总之，考虑到和蒙古人打持久战的需要，一切都用最高的标准和最严格的要求进行。
李文忠对于工程质量相当满意，认为是自己的又一杰作。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由于他的辛勤工作，给大明王朝留下了深重的祸患，导致了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这恐怕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
朱元璋也在为皇子就藩一直准备着。洪武十年正月，老朱宣布，增加三个藩王：秦王、晋王和朱棣的军队。燕府原有燕山护卫军1364人，再增加到金吾左卫2263人；两个哥哥的亲兵，规模也都扩大了一部以上。
洪武十一年，21岁的秦王和20岁的晋王接到圣旨，于五月初四从南京出发，前往各自己的封国。离开的人踌躇满志，离不开的人心情却失落。对于朱棣来说，毕竟已经十九岁，自己最佩服的唐太宗李世民，这个年龄已经统率唐军太原起义，攻打天下了，自己还得在凤阳做简单的军事训练。
李世民在登基前是秦王，并且担任了尚书令，如今朱元璋把老二封做秦王，又把他放到西安，让其执掌重兵，难道真的不担心吗？
别忘了，朱元璋可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了近二十年，才一路打到皇帝宝座的，这和唐高祖李渊靠三个儿子打天下大不一样，他有这个信心，能够控制自己的儿子们。而且这个秦王和李世民相比，无论是天赋还是努力程度，都差了几十条街。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逃到漠北之后，每每想到祖祖辈辈经营了近百年的首都让当年的小叫花子攻占了，先祖忽必烈修建的皇宫成了朱棣的燕王府，心里那时说不出的痛。已经习惯了一线城市生活的北元贵族，很不适应在荒漠中的单调无聊缺乏夜生活的痛苦，都一心想打回来。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等到报仇的机会。洪武三年，元顺帝就带着复国未酬的深深怨恨，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其实他的正式庙号应该是元惠宗，顺帝是他死后，我们伟大的太祖朱元璋封的。
朱元璋很厚道，为了表扬妥懽帖睦尔当年不做任何抵抗，就从大都逃走的明智行为，指出这是是顺应天命，就赠给了这个蒙古皇帝一个顺帝的称号。长子爱猷识理达腊继承皇位，是为元昭宗。
昭宗统治时期，除了北元朝廷的中央军之外，蒙古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可以分成三大部分：首先是由王保保（这是个“汉奸”，蒙古名为扩廓帖木儿，被其舅察罕帖木儿收为养子）的十余万军队，占据山西、甘肃一带，直接威胁太原和西安；其次是丞相纳哈出，手下有步骑兵二十余万，盘据辽东，威胁长城沿线；第三是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拥有十余万军队，控制了西南边陲的云南。
在朱棣的两个哥哥就藩的这一年，元昭宗也去世，元益宗脱古思帖木儿继位。
在洪武初期，北元对于明朝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北平一带。而主要是来自西北，1375年王保保死后，这个威胁也大大降低了。不过，让秦晋二王先就藩，从顺序上讲也是很自然的。
而且，朱元璋觉得老四还年轻，需要在凤阳历练，不用急着去北平。朱棣虽然失落，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好在等待的时间并不长。
就在这时，朝廷发生了一个大变故，有明三百年及至中国历史的走向也受到重大影响，并直接影响到了朱棣就藩的前景。
洪武十三年正月，大明第二把手、丞相胡惟庸从地球上消失了，从此，中国再没有丞相，没有人有福气也有资格再当。乔丹从芝加哥公牛队退役之后，他的23号球衣也就退役了，没有人有福气也有资格再穿。不过，这两者的性质可不一样。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丞相永远载入史册，好像是个光荣的事情，可事实呢？
如果胡惟庸生前工作做得太好，贡献实在太大，他的死对于大明帝国实在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没人和他一样优秀，所以没人有资格再当丞相，于是朱元璋让这个职务退役，以示纪念，这才和乔丹的性质类似。
但事实恰恰相反，不是胡惟庸做得太好，而是他做得实在太差，因为这个胡惟庸是作为罪犯，被大明最高统治者朱元璋干掉的，而不是积劳成疾，倒在工作岗位上的。让朱元璋觉得已经到杀他的最佳时机了。
一个罪犯的死，先后连累了三万多人一起被杀陪葬，到底是悲剧还是喜剧？应该说这个罪犯人际关系太好，还是执法者打击面过宽大？
给胡惟庸定的罪名是“私构群小，寅缘为奸，或枉法以惠民，或阻政以诬贤”。问题是胡惟庸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了，御史台的人早干什么吃去了。
胡惟庸的死应该不是什么让人特别吃惊的事，因为给朱元璋打工，任何官员，每天都有送命的可能。大臣上朝都是要写遗嘱的，但杀了胡惟庸，连实行了两千多年的丞相制度也给废除了，不由让人怀疑，朱元璋这么做，根本就是蓄谋已久的。
如果把大明帝国类比为一个集团公司，那么朱元璋就是董事会主席，胡惟庸从洪武六年起，就一直担任首席执行官，一气干到洪武十三年。七年啊，曾经海誓山盟的恩爱夫妻还有个七年之痒一说呢，从来没有信任过胡惟庸的朱元璋，能容忍七年已经够不错的了。不过，朱元璋可不是七年之痒，而是七年之养，养了你七年，让你蹦跶了七年，就是为让你为非作歹，以此来证明丞相制度的不合理，为了大明江山，为了天下苍生，必须把这个职务废除，必须把权力集中在最英明的伟人——皇帝手中。
熟悉明史的人对胡惟庸不会陌生，但对其直升飞机式的升迁还是感到了几分好奇，毕竟和李善长、刘基、朱升、汪广洋这些开国重臣相比，胡的根基不牢，贡献不大，但朱元璋却重用他，不是朱元璋看走眼，他是故意的。
胡惟庸并不是开国重臣，他能当上丞相，完全是沾了李善长的光。
建国初期，朝中的文臣主要分成了两大集团，一派是以李善长为核心的淮西集团，他们是皇帝和众多高级军官的同乡，成员众多，势力强大；另一派是以刘伯温和杨宪为首的浙东集团，他们属于外来打工者，根基不牢靠。但成员的个人能力都相对较强。不强，早就被淘汰了，强呢，晚一些还是被淘汰。
那李善长退休后，朱元璋选丞相，因为不想选刘伯温和杨宪，于是让资历较清、根基不深的胡惟庸接班，正好他是也李善长集团的。
但胡惟庸掌权之后，却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了打击对手，他在朱元璋怂恿和暗示之下，干掉了刘伯温和杨宪，又挤走了汪广洋。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他拉帮结派，贪污受贿，培养死党，甚至发展到截留大臣奏折不报，私自处决刑事犯人等等，不一而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