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可，做人亦可，做文人不可”，林语堂当年为何会发出如此悲观的感慨，在他眼里真正的文人又是如何定义的？
文妓与文侠
明星刘晓庆曾经感叹：做人难，做女人更难！而早在几十年前，林语堂也发出类似的感叹：做人难，做文人更难！他认为，文人薄命与红颜薄命是一样的道理。
林语堂富有创造力的提出了“文妓”一词，妓女出卖自己的肉体，而文妓则以卖文为生。在林语堂眼里，文妓是算不得真正的文人的，他在文章里这样说道：
既做文人，而不预备成为文妓，就只有一道：就是带一点丈夫气，说自己胸中的话，不要取媚于世，这样身分自会高。要有点胆量，独抒己见，不随波逐流，就是文人的身分。所言是真知灼见的话，所见是高人一等之理，所写是优美动人的文，独往独来，存真保诚，有气骨，有识见，有操守，这样的文人是做得的。（《做文与做人》）
有胆气，有操守，坚守正道，于天地之间独来独往，这不仅仅是文人，而是东方龙吟所说的文侠了。而更早以前，陈寅恪在王国维墓碑上所撰写的碑铭可以说是古往今来文侠精神的一个写照：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在碑文中陈寅恪三次谈到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重要性，而大师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如久埋地下的宝剑一样，气贯星斗。
遗憾的是，现在的许多文人侠气渐失，而妓性日长。文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出卖自己的身体，例如那些号称“用下半身写作”的，这些人可恨之处不在于性描写，而在于将美丽的性描写变得毫无美感。我们的老祖宗遇到床上那点事躲不过时好歹是一首首的“西江月”或者“临江仙”，妙不可言。而到了这些人笔下则成了一堆性器官的混战，简直令人反胃。
另一类文妓则出卖自己的良知，这些人只要给钱他可以把王宝森写成孔繁森。这些年来，中国的专家和学者们大有成为过街老鼠之势，其实这不能全怪他们，上梁不正下梁歪而已。1986年是哈佛大学建校350周年纪念，打算邀请时任总统的里根前来出席并演讲，里根欣然接受，但私下提出一个要求，希望哈佛大学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令人意外的是，哈佛却告诉里根，你要来可以，但荣誉博士不能随便给你。最终，里根总统未能前来。里根不幸生在美国，要是来我国，这样的事情换成任何一个学校都得“三呼万岁”了。
真文人
林语堂每次到杭州西湖，一定要去玉泉观鱼，他说：“一半是喜欢看鱼的动作，一半是可怜他们失了优游深潭浚壑的快乐。”林语堂对寺院里常见的放生池颇有点不以为然，他说和尚们如果真的爱鱼的话，为何不把鱼放入钱塘江。这样鱼就是死于非命，也会觉得不妄此一生。在寺院里观鱼虽然清高，但“总不免假放生之名，行利己之实”。
求真，在林语堂看来不仅应该是一个人行事的态度，也应该是一个人为文的态度。《金瓶梅》在常人看来是淫书，但林语堂却赞美，说它写的逼真，自然而然的反应出了晚明时期的社会风貌，所以能够入人心，形成一股力量。
出于对求真的文风的追求和热爱，林语堂特别崇尚晚明袁氏三兄弟创立的“性灵学派”，他称之为“自我发挥学派”。林语堂说自我发挥学派在写作中只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觉，出乎本意的爱好，出乎本意的憎恶，出乎本意的恐惧，和出乎本意的癖嗜”（《生活的艺术》），他们的写作发自本心，专重天真，个性流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真文学”。当然，能做真文学的文人方能算是真文人。
林语堂觉得《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是这样的一个“自我发挥学派”，因为她在教香菱学诗时说曾说：“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也是使得的。”
从这点看，林语堂眼中的真文人都是一些性情中人，内心天真浪漫，多情善感，不圆滑，不世故，他们的生命和文章原汁原味，绝不添加三聚氰胺或者防腐剂。林语堂所崇拜的老乡辜鸿铭就是这样一个人，辜鸿铭被时人视为怪物，林语堂却说：“他是一个怪物，但不令人讨厌”，“辜亦一怪杰矣，旷达自喜，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然能言顾其行，潦倒以终世，较之奴颜婢膝以事权贵者，不亦有人畜之别乎？”（《辜鸿铭》）辜鸿铭貌似狂妄，其实天真，性如顽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正是林语堂对其深深仰慕的原因。庄子、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郎、金圣叹，在林语堂看来都是真文人。
而到了我们这一代，个个都是吃着食品添加剂长大的，甚至有专家说一个成年人一天要吃八九十种添加剂，以至于我们在做人和做文中也不由自主的添加了很多杂质进去。一个孩子在上小学时，写的作文虽然幼稚但不失纯真，而老师批阅后却往往告诉学生感情不妨再热烈一点更有感染力。这个学生进入中学时开始写议论文，老师又会经常善意的提醒他别忘了弘扬主旋律，于是我们便常在高考作文中看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考生双亲早逝，在热心人士的帮助下含辛茹苦地熬到了高考，此时的他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喊出了类似“祖国啊，母亲”这样的口号。而真实的情况却是他的母亲正在考场外面焦急的等待着。
文人之气
在金庸的《笑傲江湖》中写到华山派曾经分裂为“剑宗”和“气宗”两派，剑宗以技巧取胜，气宗以内力取胜。令狐冲机缘巧合得到剑宗大师风清扬的真传，学会了代表剑宗最高境界的“独孤九剑”，却又不幸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自己的全部内力。后来，令狐冲在西湖梅庄中同丹青子比剑，便很狡猾地立下规矩规定比武时两人的剑不能相交，点到为止，因为以丹青子的内力随时可以把令狐冲的剑震断。
所以，这一场比试令狐冲实则赢在了投机取巧，而非真实水平。令狐冲虽然剑术登峰造极，但在他内力没有恢复之前，江湖上任何一个内力稍高的人都有可能将他打败。可见“气”的重要性还是要远远高于“剑”。
文武之道，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林语堂就特别重视文人之“气”，他除了强调文人要有“丈夫气”之外，还特别仰慕孟子的“浩然之气”，他认为孟子的文章有一股“磅礴的文气”“此种文章文气特别雄厚”。（《论孟子的文体》）他还说：“我最喜欢东坡咏黄州快哉亭‘一点浩然气，快哉千里风’之句。”（《一点浩然气》）
这一点浩然之气，在林语堂看来恰恰是文章的风骨和命脉所在。而要养成这样的浩然之气，没有静下心来长时间的修为和磨炼那是根本不可能达到的，正如一个高手要练就深厚的内力，除非他有惊人的奇遇，否则还是要靠平时的日积月累。
已故学者胡河清曾在其著作里表达了对鲁迅这种“采气”精神的赞叹：
鲁迅就是一种尺度。他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极深的体认，自不必说他立雪章门苦修国学的功夫，既论五四前夕鲁迅终日临古碑，不也是在默默息息中采补中国文化之气吗？（《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传统》）
正是有了这样数十年如一日将铁板凳坐穿的精研精神，鲁迅的文气才能至纯至厚，绵绵不绝。孔子50岁之前不读易，黄侃50岁之前不著书，都是觉得自己的“气”还不够深厚，不能随心所欲。
胡河清同时也批判了某些看似才华横溢而底蕴不深的年轻作家，认为他们所凭借的是一种“胎气”，这种“先天之气”很快就会用完，到时他们就只能江郎才尽了。
在1994年的一个风雨之夜，胡河清最终选择了跳楼自杀。有人说他的自杀是出于对文化没落的一种失望。可惜胡河清之死对于现状没有任何的警醒作用，文化还是一如既往的没落。在这个讲究效率和速成的时代，我们再也见不到博大精深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和钱钟书的《管锥篇》这样的作品，因为已经没有人能做到这样深厚的积淀，而像《红楼梦》这样的旷世之作，更是成为一个传说，因为没有作家会像曹雪芹一样花毕生的时间只创作一部小说。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人和文章，正在渐渐地变得有力无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