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自由也有东西方之分，在西方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的今天，林语堂的东方自由主义为我们指明了另外一条道路。
自由与婚姻
在中国谈自由主义，胡适和林语堂是不能不提的两个人。胡适乃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而林语堂则毕其一生身体力行着自由主义。
胡适在1948年曾经写过一篇《自由主义》的文章，在里面他把自由主义分成东方式自由主义和西方式自由主义。胡适认为东方式自由主义的要旨是“回向自己求内心的自由”，而西方式自由主义的要旨是“建设民主政治”。从这一点来看，胡适一生追求的是西方式自由主义，而林语堂一生追求的是东方式自由主义。
如果需要用两个字分别概括东西方自由主义的精髄，我觉得这两个字应该是“融”与“容”。在《自由主义》一文中，胡适提出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论点，这也成了他一生以其贯之的做人准则。而林语堂一生则致力于对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的追寻，极力寻找一条人与社会、自然的完美融合之路。
“融”与“容”的区别，最有趣和形象的体现莫过于两人的婚姻生活。
我们知道，胡夫人江东秀自始至终并非胡适所爱之人，胡适生命中挚爱的是两个女人，一个是远在大洋彼岸的韦莲司，一个是后来成为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的曹诚英，她们与胡适相识后都再未嫁人，单身致老，对爱情的忠贞令人感动不已。此二女无论相貌、才识和江东秀都是天壤之别，才子佳人可谓天造地设，对此，胡适本人也曾动摇过，在与曹诚英热恋的时候，他甚至向江东秀提出了离婚的要求。
没想到，江冬秀并不是省油的灯。她闻听胡适要离婚，立即冲进厨房操起菜刀出来，把刀一横说：“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然后自杀，让你一个人去过逍遥日子！”说着，举刀作势要砍身边儿子。胡适一看此幕，吓得魂飞魄外，面如土色，急忙上前夺下菜刀，结结巴巴地央求道：“别胡来！答应你不离婚，行吗？”这才平息了一场风波。
风波虽然有惊无险地平息了，但是胡适与曹诚英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也因此落得个有缘无份的悲剧性收场。曹诚英去世后，亲友遵遗嘱将她安葬在绩溪县旺川公路旁。她认为胡适如果魂归故里，一定会经过这里跟她相聚。而把容忍看作自由要义的胡适，终于死心塌地地与一个自己并不爱的女人相伴走完了一生。
老实说，林语堂在结婚这件事情的源头上和胡适几乎可以说是同病相怜。林语堂认识妻子廖翠凤，是以失去至爱的女人为代价。无论廖翠凤之于林语堂，还是江东秀之于胡适，都不是两位大师年少之时理想的人生伴侣，所以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林语堂和胡适在婚姻这个问题上都是能拖则拖，最后在双方家庭的极力“逼迫”之下才无奈的“奉旨”成婚。
然而，如果说胡适的婚姻颇有点佛祖割肉喂鹰舍身饲虎的牺牲精神，林语堂的婚姻却使他凤凰涅槃，感情上获得了新生，而且似乎有点不可自拔。
廖翠凤有一次跟林语堂开玩笑说：“人家西装教授一个个都把家里的黄脸婆休了另娶新潮女生为妻，你怎么没有这样做？”
林语堂闻言吓了一跳，连忙摆手说：“不行啊，我离开了你活不了！”有人感慨于林语堂与廖翠凤五十年以来堪称世人楷模的婚姻，人虽老了，婚姻却永葆青春，好事者向夫妇俩打探此中秘诀。两人笑答：“婚姻之道在于两个字，‘给’和‘受’。只是给予，不在乎得到，才是完美的婚姻。”我觉得这话双方在回答的时候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的，有给予必有得到，在夫妻天长日久的相处之中，彼此不断的给予和受到，最终完美的达成双方肉体和灵魂的交换，圆满而融洽地合二为一，这就是婚姻的最高境界。
西装及长袍及裸体
在厦门大学期间林语堂和鲁迅的合影上，西装笔挺的林语堂和身穿长衫的鲁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后，这样穿西装的林语堂已不多见。
结束了厦大的执教生活，林语堂在武汉度过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段宦海生涯，官场的黑暗与束缚人性让他不堪回首。离开武汉后，林语堂来到了上海成为了一个自由文人，也是在这个时期，林语堂脱下从来笔挺的西装，穿起了长袍马褂。此后，不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林语堂再也没有脱下他的长袍，而他对西装的批判也成为文坛一道有趣的风景。
要知道林语堂如何精妙地批判西装，《论西装的不合人性》这篇文章不可不读。
凡喜欢在家中穿着土著式长袍，或穿着浴衣拖鞋在外面走来走去的人，何需举出为什么不裹扎于令人窒息的硬领、马甲、腰带、臂箍、吊袜带中的理由。西装的尊严，其基础也未必较稳固于大战舰和柴油引擎的尊严，并不能在审美的、道德的、卫生的或经济的立场上给予辩护。它所占的高位，完全不过是出于政治的理由。
另外，林语堂还不吝笔墨地证明了中装比西装更加自由、平等、合于情理、适合时令，穿不穿中装甚至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我不能不相信，中国民族所以能够不被肺痨和肺炎所灭尽，全靠那一件长袍的力量。”
无独有偶，饱吸洋墨水，原西南联大教授、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其一口纯正的美式英语被西方人赞为“王者英语”。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在他心里竟然也像林语堂一样鄙视西装。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加“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而林语堂的老乡辜鸿铭则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辜鸿铭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自称“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娶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等9种语言。然而，当西装革履的辜鸿铭踏入中国土地之后，却迅速被中国文化所征服了。当别人剃掉了辫子，他却留起了长辫至死不渝；当别人穿上了西装，他却换上了马褂。与此同时，辜鸿铭也背叛了将他养大的西方文明，他在火车上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用纯正德语挖苦德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辜鸿铭骂西方人骂得让他们叹为观止，甚至引为知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境界！
就像板板正正的西装一样，西方自由主义建立在制度的基础之上，但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保障了我们的权利的也约束了我们的身心。而东方自由主义则像长袍，建立在自然和本真的基础上，它以愉悦身心为目的，至于形式和尊严则不那么重要。
有趣的是，辜鸿铭、林语堂、叶公超都是在西方文明的哺育中走向成熟的，他们的外语水平和对西方文明的吸收程度在中国罕有其匹，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三个人最后竟然一致地调转枪口，对西方文化大加讨伐，其中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固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他们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是“五四”之风的最好写照。
林语堂不仅在穿衣服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而且在不穿衣服上也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晚年所写的《来台二十四快事》中林语堂第一条就是关于裸身之乐：华氏表九十五度，赤膊赤脚，关起门来，学顾千里裸体读经，不亦快哉！
而在《论裸体》一文中，林语堂进一步强调了裸体的好处：“裸体能给我们相当的活动范围，这在即使只穿了很薄的衣服，也会因衣服的限制而失去的。你可以注意裸体后屈膝比穿了裤子屈起来要愉快多少。”“假如有人皮肤强健的话，那他便可像因经济关系的满洲人一样的裸着睡觉，一享其肌肤亲着柔褥之乐。整个的说来，医生都会告诉你，皮肤是排泄污秽，自动消毒的重要器官之一，如果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身体紧密而残忍地封闭在笨拙不人道的西服中，妨碍其自然的排泄作用，那他至少应在一天二十四小时中让他有几分钟特别是在日光和新鲜空气的影响之下，以恢复他自然地位和自然功用。”
但林语堂的裸体只裸给自己看，他说“我是坚决反对当众裸体的”。林语堂的裸体只求裸的快乐，裸的健康，绝不夺人眼球和哗众取宠。
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尔写过一篇微型小说，讲述了一个渔夫的快乐哲学。
故事的开头一个渔夫躺在沙滩上悠哉地晒着太阳，抽着自己的烟袋。这时一个富翁走过来问他：“你怎么不出海捕鱼？”渔夫说：“我刚回来了。”
富翁说：“为什么不多捕一船？”渔夫答：“我几天够吃够喝就可以了。”富翁说：“多捕鱼可以多存钱呀。”渔夫摇头道：“存钱干什么？”富翁算道：“如果你每天多捕一船鱼，15年后就会买很多船。把它们租给别人。”渔夫懒洋洋地问：“那又怎么样？”富翁认真地说：“那时，你就可以悠闲地在海边抽一袋烟，晒晒太阳了。”渔夫说：“我现在不已经在这样做了吗？”
其实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的就是两种自由主义的争论。西方式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一种物质上的自由，而东方式自由强调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而这个故事最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它告诉我们，其实西方式自由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指向东方式自由，只不过绕了一个大圈子。原来自由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