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林语堂和基督教的分分合合，历来人们强调其“变”，以其人生观、思想观的变化来论证其宗教观的变化。而我认为林语堂一生与基督教不管离与分，都是建立在对“我”的一种追寻上，这是“不变”的。
从背叛到回归
纵观中国“五四”以来的文学大师，很少有人像林语堂这样与基督教渊源如此深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基督教，就没有林语堂。
这个问题甚至可以再往前推进一点，没有基督教，就没有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教会挽救了林至诚，将他从最底层中解放出来，成为了一个乡村牧师。这位伟大的父亲在感恩之余也发下宏愿，要把自己的子女打造成世界上最纯正的基督徒。这也是后来林至诚把林语堂送往圣约翰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恰恰就是在圣约翰，林语堂开始了他对基督教的背叛之旅。童年的林语堂的确如他父亲所愿，虔诚地接受着主的领导。那时，他们全家每天晚上上床前，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轮流诵读《圣经》，然后跪在凳子上各自祷告，家庭宗教氛围浓厚，就像林语堂说的，“我们是在一个虔诚、相爱、和谐而又良好工作秩序的家庭中长大的”。
然而，在林语堂上了圣约翰大学之后，基督教在他心里原本牢固无比的根基却渐渐动摇。首先是教会大学枯燥乏味的教育使生性活泼的林语堂产生了叛逆心理，考试前夕，大家都在拼命复习，林语堂却跑到苏州河去钓鱼。那时圣约翰根本不重视中文教程，即使连续几年中文课程考试不及格，依旧可以得到一张圣约翰大学的文凭，这对年轻的林语堂形成了巨大的刺激。而后，他开始研究中国历史，“走一条曲线返回中国学术的研究，而且把我的基督信仰跟着抛弃”（《我的信仰》）。
从圣约翰毕业之后，林语堂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在这里，他有机会和真正的中国社会接触，“古代中国的真相”彻底摧毁了他对基督教的信赖。“北京清明的蓝色天空，辉煌的庙宇与宫殿及愉快而安分的人民，给人一种满足及生活舒宜的感觉。”于是他的信念开始转变，“人何求于上帝？有了生命的恩赐，人生在世还能求甚么？”“在中国做一个基督徒有甚么意义？我是在基督教的保护壳中长大的，圣约翰大学是那个壳的骨架。”在北京，林语堂如饥似渴地恶补自己的中国文化，与此同时，他越来越感觉到基督教对他的“迫害”之深，基督教使他不知道三国时代的英雄人物，不知道孟姜女哭长城，愤怒之下林语堂终于宣布与基督教决裂，成为一个异教徒。
这一次离开，就是三十多年。直到老年时在纽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聆听了一个纽约的牧师“深刻而富有启发性地道出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基本要点——永生”，才又恢复了对基督教的信仰。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关于林语堂和基督教的分分合合，历来人们强调其“变”，以其人生观、思想观的变化来论证其宗教观的变化。而我认为林语堂一生与基督教不管离与分，都是建立在对“我”的一种追寻上，这是“不变”的。
童年，受父亲的影响，林语堂的心里树立了这样一种理念，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给予的，包括他本人在内。因此“我”不属于自己，而属于上帝。小林语堂最常做的一件事是漫步在犹如伊甸园一般美丽的家乡，感叹造物主的伟大。在《我的信仰》中林语堂这样描述自己童年的生活：“在那里我过着非常愉快的童年——靠近上帝和它的伟大创造。我所接触的世界何等美丽，综错山峰上的灿烂行云，夕阳底下的淡灰色草原，溪间流水所发出的潺潺水声……”
而随着年龄的长大，林语堂发现这个世界并没有想象中这么美好。最致命的是，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基督教犹如鸦片一样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东西。它的存在，使自己彻底沦为西方文明的奴隶，而失去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我”。而后，林语堂展开了一场灵性大旅行，并最终归顺于中国的人文主义门下。
关于中国的人文主义，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有进一步的阐述，他将之描述为“世俗的幸福”，他喊出了“尘世是唯一的天堂”的口号。他热情洋溢地歌颂中国人：“毫无疑问，中国人热爱生活，热爱这个尘世，不情愿为一个渺茫的天堂而抛弃它。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这个痛苦然而却美丽的生活。这里，幸福的时刻总是这么珍贵，因为他们稍纵即逝。他们热爱生活，这个由国王和乞丐，强盗和僧侣，葬礼和婚礼与分娩与病患与夕阳与雨夜与节日饮宴与酒馆喧闹所组成的生活。”这就是令他沉醉的中国人的人文主义，在这里面每一个“我”都是真实而触手可摸的。林语堂再一次找到了“我”的合理位置，他认为宗教只是逃避现实的工具，他欣赏的是“人文主义”者孔子的面对现实，不立偶像。
一次，林语堂问清华同事刘大钧：“如果我们不信上帝是天父，便不能普爱同行，行见世界大乱了，是不是这样？”刘大钧说：“为什么呢？我们还可以做好人，做善人呀，只因为我们是人的缘故。做好人正是人所当做的。”林语堂顿悟，他说：“我同基督教之最后一线关系剪断了。”
林语堂再次回归基督教已经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二战的结束，世界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年代。然而，物质生活的丰富并未使人们的精神同步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青年被称为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
人在物欲横流中渐渐迷失了自我，这一点，身在美国的林语堂也深有感触。他极力地想用东方的哲学来挽救美国人，然而却是徒劳的。这也促使林语堂开始反思，他又重新把目光投向上帝。
在《信仰之旅》中，林语堂说：“三十多年来，我唯一的宗教是人文主义，相信人有理性的指引就什么都不假外求，而只要知识进步，世界就会自动变得更好。可是在观察20世纪物质主义的进展后，我发现人类虽然日益自信，却没有变得更好。人越来越聪明，却也越来越缺少在上苍面前的虔诚谦恭。我不知不觉地逐渐转向童年时代的基督信仰。我好像初次悟道一样，重新发现耶稣的教训简明纯洁得无以复加。”他认为“人类如果要继续生存，需要接触自身以外，比人类伟大的力量”。
这使我想起了牛顿，他最后的皈依上帝，在我看来并非一种迷信，而是一种孔子所说的“畏天命”，即对宇宙天地的敬畏之心，更进一步说就是一种西方式的对“天人合一”的追求。
真正的信仰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如果上帝已经走了，人不再是主人，谁是主人呢？地球没有任何主人，在空无中前进。这就是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轻。”
昆德拉所说的“上帝已经走了”直指现代人的信仰危机，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问题尤为严重。有人说，中国人从来不缺信仰，但一直没有真正的信仰。中国人只有在困境的时候才会去寻找所谓的信仰，祈求神佛拯救，并以烧香还愿的方式企图与神佛完成一笔交易。而一旦摆脱困境，马上又变得唯我独尊，这样的信仰充其量只能是伪信仰。
前不久，因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抢盐”风潮就充分暴露了国人信仰缺失的恶果，稍有风吹草动内心的脆弱就一览无遗，人心动荡比社会动荡更可怕。帕斯卡尔曾经把人比作一颗会思想的芦苇，没有了思想，人将比芦苇更脆弱。
真正的信仰应该具备两个指向，一是引导个体学会谦卑，一是引导心灵走向强大，而这两者本身又是相辅相成的。
看了林语堂对苏东坡游赤壁的解读，不得不佩服他的匠心，在介绍东坡赤壁之游的开始，林语堂就讲到：
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苏东坡传》）
苏东坡在赤壁大彻大悟正是基于他认识到自我的“渺小”这一点，但自我的渺小并未使他感到虚无，反而促使他谦卑地探索了生命的意义，最终打通了儒道之间的隔阂，大彻大悟，可以说，赤壁之后的苏东坡才拥有真正的信仰，在赤壁，东坡正是由个体的谦卑走向心灵的强大。
大发明家爱迪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在他六十多岁时，因一场火灾，他的试验室连同所有资料财产都付之一炬。
第二天，有记者采访他：“爱迪生先生，请问你对这场火有什么要说的？”
爱迪生说：“感谢神，这场火把我许多年的错误都烧光了。”
记者一愣，随即带点狡猾的问道：“既然神对你这么好，为什么不把你耳聋治好呢？”
爱迪生说：“不！感谢神，正因我有聋的耳朵，才能独立于世界噪杂的声音之外，专心于自己的研究。”
这样的爱迪生，实在强大的令人不可思议，他就是神，神就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