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收入之高让以穷酸为名的文人们仰慕不已，而他对待金钱的态度更是充满了戏剧性和争议。有人说他是见钱眼开的势利鬼，有人说他是慷慨的慈善家，截然不同的说法让人倍感扑朔迷离。
作家与富翁
有人专门研究过林语堂30年代在上海的收入情况，结果吓了一跳，在其鼎盛期年收入竟然达到了两万银元以上。要想准确地把当时的银元换成现在的人民币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即使是经济学家恐怕也无能无力。但如果以购买力来换算的话，30年代时物价较为稳定，一块大洋大概可以购买到十五六斤大米。而现在（2011）一斤普通的大米普遍在两块五左右，如此算来，当时的一块银元大致相当于当今的人民币35-40元，那么林语堂的年收入就是现在的七八十万人民币。
这个数字相当于鲁迅的两倍多，鲁迅人生的最后几年年收入大概在一万银元左右，相当于现在的三四十万人民币，鲁迅自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中产阶级。如此算来，林语堂算得上社会的上层阶级，当时不到40大洋就足够维持上海一个四口之家一年的生计了。
林语堂在上海主要的收入有三部分，一是他编写了教科书性质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长盛不衰的畅销书，为其带来了巨额的版税，每年在6000银元以上；一是在中央研究院任职的薪俸，每年有将近4000银元；另外就是他在各大刊物担任编辑的收入以及其他的一些稿酬。
而在美国，作为畅销书作家，林语堂仍然收入丰厚。以1939年为例，林语堂全年的版税为四万多美元，当时的黄金价格是35美元/盎司，时至今日已经突破1500美盎司了。这年年底，林语堂为廖翠凤买了一枚价值一千美元的3.38克拉的钻石戒指。这在普通人看来极为奢侈，对林语堂却是小菜一碟，不信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电影《珍珠港》里面的这句对白：“这是最新的战斗机，价值4.5万美元……”
林语堂收入之高让以穷酸为名的文人们仰慕不已，而他对待金钱的态度更是充满了戏剧性和争议。有人说他是见钱眼开的势利鬼，有人说他是慷慨的慈善家，截然不同的说法让人倍感扑朔迷离。
中国古代的铜钱最经典的是方圆结合的形状，而方与圆的结合也可以用来概括林语堂的金钱观。
精明与慷慨
叶灵凤在《小谈林语堂》中对林语堂大加讨伐，其中有一点指责林语堂在钱的问题上过于现实。据他回忆，其林语堂编辑《论语》时，每期必要看到出版方时代公司的人员带来的编辑费，他才肯交出稿件。当时林语堂家门口立着一块“内有恶狗”的木牌子，厌恶林语堂的人提议在木牌上续上两句：“认钱不认人，见访诸君莫怪。”
叶灵凤的态度是否客观值得商榷，因为在文章里他还说林语堂“英文已经不很高明，中文简直更差”，这未免贻笑大方，但他所说的事情也未必完全是空穴来风。在对待金钱的问题上，林语堂这位“幽默家”认真的有点反常，他甚至为了《开明英语读本》的版权不惜和大名鼎鼎的世界书局对簿公堂。
林语堂这种“小气”不仅存在于他和外人之间，甚至连他的亲人都受到“株连”。
林语堂赴美前，将自己租住的房子退掉，并将家具出售。林语堂的兄弟们各买了几件旧家具，并付了钱。大家听说后都觉得，这么一个有钱的大作家还要收自己兄弟几件旧家具的钱，实在是太没人情味了。
林语堂的大女儿林如斯与美国人狄克的婚姻最终不欢而散，如斯为了表示与狄克一刀两断放弃了向对方要求赡养费的权利。而林语堂却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顾女儿的感受与狄克打起了官司。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爱钱如命的林语堂的对面还存在着一个视金钱如粪土的林语堂。
当年大家闺秀的廖翠凤不嫌弃林语堂的贫穷毅然嫁给了他，她可能没有想到后来富有的林语堂却支撑起走向没落的廖家。在林语堂赴美前夕，他老丈人的钱庄破产了，廖家的产业被讨债者查封。廖家二十余口人处境艰难，林语堂对他们给予了无私的援助。
而对自己的家人，林语堂同样不含糊。大哥和姐夫早逝，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二哥有一段时间失业了，七个孩子嗷嗷待哺；三嫂是个药罐子……据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回忆，林语堂每年用来津贴林廖两家的费用至少在3000银元以上，相当于现在的十余万人民币。对亲人慷慨，对外人林语堂同样不吝啬。
当时国内人民天灾人祸频频，林语堂屡屡为难民慷慨解囊。后来他在旅法期间还收养了6个中国孤儿，对每人予以几百法郎的资助。晚年在香港，林语堂听说九龙城有个不幸的女人生活举步维艰，他特地和女儿太乙一起到那个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给那个女人送上了几百元钱的生活费。此外，林语堂还捐资在老家为村民们修学堂，购买种苗和树苗免费让村民们栽种，希望以此方式带领大家一起“奔小康”。
金钱背后的性情
鲁迅在厦大期间有一件趣事广为流传。这天，鲁迅头一回走进了一家理发店，店里的理发师见他长袍破旧。形象邋遢，心生鄙夷，犹如剪羊毛一般乱剪一通敷衍了事。事毕，鲁迅随意从口袋里抓了一把铜板塞给这位理发师，远远超出理发本身的费用。
一个月后，鲁迅又来到了这家理发店。理发师一见他笑得合不拢嘴，点头哈腰，理发时更是精雕细琢，耗费了无数的心血，像是一个艺术家在审视自己的作品。理完发，鲁迅又从口袋里掏出了钱，不过这一次他认真地查数了钱，问明了费用才如数递给理发师。理发师郁闷不已，问道：“我上次随便给你理，你多给了很多钱；这一次我这么认真理，你怎么不多给了呢？”鲁迅答道：“你上次胡乱地剪，我就胡乱地给，这次认真地剪，我当然就认真地给了！”
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当作茶余饭后的一个笑话，没有必要那么认真追究其真实性。然而它却向我们传导了这样一个信息，在大师们对待金钱判若两人的背后，往往代表着他们的真性情。
鲁迅和林语堂一样，都曾经为了自己的版税问题多次上公堂。但并不因此降低他的伟大。相反，一个人要保持自己人格和思想的独立，光有一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饿着肚子的鲁迅无法呐喊，饿着肚子的林语堂也幽默不起来，他们的精神财富都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的。而物质的无忧又让他们不必受制于人，保持了自己的真性情，自由的写作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况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来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林语堂有时候在一些金钱的小问题上过于较真，但这无伤大雅，反而让他显得血肉丰满。数学家陈景润当年有一次到商店买东西，售货员少找了他一毛钱，结果他花了两毛钱坐车回去要回了这一毛钱，我们并不因此认为陈景润迂腐，相反还觉得他很可爱。而现在有些视金钱如粪土的人，我们反而觉得其虚伪的让人厌恶。
当然，睿智者拥有金钱但决不当守财奴。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我绝对不愿意去驯一匹马或一头牛，束缚了它，叫它替我做任何它能做的工作，只因为我怕自己变成了马夫或牛倌。”
如果我们能像梭罗对待牛马一样对待金钱，那就绝对不会成为金钱的奴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