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拿芝加哥和纽约的摩天大厦对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的生活太狭仄了，使我们对精神生活美点不能得到一个自由的视野。我们精神上的空点太少了。
旅行与流浪
林语堂认为，大自然是最完美的精神疗养院，它涵纳了一切声音、颜色、薰香、形状和式样，不仅可以医治人的病体，还能治好人类的自大狂症。因此，林语堂是一个旅行的爱好者，他到过许多地方，也写过不少游记。但是对现代人的旅行方式，林语堂却颇有微词。
林语堂用“虚假旅行”来批判现代人的旅行方式。所谓的“虚假旅行”包括为了增长心智的旅行，为了获得谈话资料的旅行，以及有计划的旅行。林语堂只喜欢“绿色旅游”，不喜欢“红色旅游”，余秋雨式的“文化苦旅”更是他深恶痛绝的。有一次林语堂看到一群孩子们在一座公墓前像鸭子听雷一样听着修道士如数家珍一般地磨叨着死者的生平往事，不禁嗤之以鼻，他认为这将会使孩子们从小对旅游产生阴影。
林语堂到过很多地方，但我们几乎看不到他在旅行时拍过一张照片作为留念。这是因为林语堂认为出去旅游带着照相机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旅行本来是为了放纵身心，达到忘我的目的，而照相机却时时提醒你自己的存在，这岂不是买椟还珠？林语堂有一次在杭州虎跑寺看见一个旅行者将自己喝茶的情景拍照留念，以便回去向朋友炫耀。林语堂揶揄他说虎跑品茶间然是一件风雅事，但只恐他买椟还珠，因为照片而淡忘了茶味。
我们现在很多人在出行时为了方便与实惠都选择了跟团的方式，这在林语堂看来是最不可取的。就像傻瓜相机一样，虽然人人都会使用，但是拍出来的照片也少了许多生机与活力。林语堂认为高明的旅行者应该具备一种“流浪的精神”：
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无往来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绝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生活的艺术》）
按照林语堂的标准，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无疑是一个完美的旅行者。其雪夜访戴的故事一直以来为人津津乐道，“乘兴而来，尽兴而返”，不掺杂一点功利的目的，没有任何的束缚。朋友虽然没有见着，却享受了一段美妙的旅程。《世说新语》记载王子猷行走在路上，一旦看到某个庭院里竹子长的特别好，他就会像一个冒失鬼一样不跟人家打一声招呼就闯进去，悠然自得地欣赏一番然后默然离开。这不仅“忘我”，而且已经是“忘他”了。
放浪的理想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里把放浪称为一种人生的智慧，在“以放浪者为理想的人”这篇文章里他说：“总之，我对人类最尊严的信仰，实在是在于我相信人类是世上最伟大的放浪者。人类的尊严应和放浪者的理想发生联系，而绝对不应和一个服从纪律、受统驭的兵士的理想发生联系。这样讲起来，放浪者也许是人类中最显赫最伟大的典型，正如兵士也许是人类中最卑劣的典型一样。”
林语堂所说的“放浪者”不受纪律和制度的约束，逍遥自在，我行我素，我国民间传说中的济公可以说是他心目中“放浪者”的榜样。林语堂盛赞济公：“受中国民众所爱戴的最伟大的疯和尚无疑是济颠和尚，又名济公；他是一部通俗演义的主人公，这部演义越续越长，其篇幅至今约比《堂吉?诃德》多了三倍，看来似乎没有完结。”（《生活的艺术》）济颠号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以破帽垢衣招摇过市，不受戒律拘束，嗜好酒肉，举止似痴若狂，放浪不羁，任意妄为。虽然济公擅长治理人世间的各种“疑难杂症”，积下了不少功德，但他被人们记住不在于其济世，而在于其有趣。
问题是，济公的“放浪”是建立在其高超的法力的基础上的，有法力你就是济公，没法力你连乞丐都不如。所以对常人来说，所谓的放浪生活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看起来很美而已，即使洒脱像林语堂也只是把放浪当作一种崇高的理想。喜欢看武侠小说的人们经常会为一个问题感到困惑：那些大侠们使不完的钱都是从哪来的？这个问题金庸也解答不了，估计他也只能这样说：“大侠们要是整天为猪肉涨价而发愁的话，哪还有精力练功，哪还有心情笑傲江湖？如果张无忌开钱庄，杨过炒地皮，你还会喜欢他们吗？”
所谓“神雕侠侣”，所谓“笑傲江湖”，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我敢保证，杨过和小龙女如果真的在终南山上那个活死人墓一起过日子，不出三年必将离婚，这大概就是王蒙所说的“最美好的爱情在小说里”的含义吧。
所以说，林语堂的放浪者在现实中的指向未必就是要你离家出走或者遁入空门，它在更多时候应该是指一个人精神上的自我疗伤。也就是说，肉体上你也许被关在监狱里，但思想上你绝对不能把自己当成一个囚犯。看过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一定对里面那个叫布鲁克斯的黑人老头记忆犹新，布鲁克斯在监狱里服刑五十年，好不容易被放了出去，可是在监狱被高度制度化的他已经适应不了外面自由的生活，最后只好在旅馆里选择了上吊自杀，令人唏嘘不已。与此对比鲜明的是，主人公安迪却从不屈服于命运，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用20年的时间打穿了监狱的墙壁，成功越狱，其在风雨中面对上苍张开双臂迎接新生的镜头感动了无数的世人。
题外话：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纽约有一位富婆把自己住宅旁边的无用地皮全给买了下来，原因是担心将来有人在这些地皮上盖起高楼大厦。这个决定在短视的人看来很是无稽，林语堂却觉得英明无比，他说钱花在这种地方是最精明不过了。
林语堂拿芝加哥和纽约的摩天大厦对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我们的生活太狭仄了，使我们对精神生活美点不能得到一个自由的视野。我们精神上的空点太少了。（《生活的艺术》）
这就是现代的城市病，以前在美国出现，而现在中国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趋势。密密麻麻的高楼大厦遮挡住了天空的阳光，使住在城市里的人们有日久发霉的危机，然而越来越狭隘的视野又阻碍了他们改变现实的勇气。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海子在他著名的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里表达了这样一个流浪的愿望，但是最终他的愿望没有实现，在山海关附近的铁轨上，他用自己的鲜血肥沃了苍茫的大地。
阅读海子的生平，有一个并不起眼的情节引起了我的注意。
在海子自杀前不久，已经在政法大学教了5年书的海子向父亲提出请求，希望能辞去当前的工作，到海南去办报纸。身为农民的父亲一听，立即勃然大怒，拍着桌子痛骂道：“好好的一个铁饭碗不要，去海南做什么？流浪？”“好不容易把你培养出来，你却要自己毁掉自己。”
海子哭得像个孩子，身为孝子的他违心地接受了父亲的决定。几个月后，海子精神崩溃，生命走向了尽头。
很难想象，海子如果真的去海南“流浪”，他的命运会不会就此发生转折？这一切，只有天知道了。关于海子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俨然已经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迷团。而对我来说，海子的死常常让我情不自禁的想到王国维的死。有人说，王国维的死是为了殉文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样，当海子于1989年3月24日他生日这一天在山海关卧轨自杀后，一个充满激情的80年代也渐渐离我们远去了。
余杰说，80年代校园里两个人见面，彼此问的第一句话常常是：“你在读什么书？你在写什么文章？”而现在人们谈论更多的则是避孕套、考公务员、托福雅思以及校门口接漂亮女生的小车。在大城市，房价的高昂更是彻底摧毁了人们放浪的理想，当你每天一醒来就要赚几百块来还债时，你压根就没有心思想那么多。这不是某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著名导演贾樟柯说，每次读海子的诗歌时他都会不由自主的想起青春这两个字。遗憾的是，对许多人来说，青春正在渐渐地成为一种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