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其他的行政官，选任之权事实上也都在独裁者。凯撒本人并不任监察官，但无疑他充分运用监察权，尤其在元老的选派上。他常常执政官与独裁者兼掌，有一次甚至没有同事。但他不肯将执政官之职常占；有人建议他任五年一期甚至十年一期的执政官，但不予采纳。
凯撒无需监督宗教，因为他已是祭司长。占卜官之职也自然加身，同时还有许多新旧荣衔，诸如“国父”（father ofthe fathedand），他诞生的月份以他的名字命名以及其崇敬的表现，发展到最后，已经十分的神化。其中有两项特别值得一提：一、凯撒被赋予和护民官同样的不可侵犯性；二、除了其他的职位名衔之外，他被赋予“统领”（Imperator）称号。
有判断力的人可以不证自明的了解，凯撒想将他的至高权力永远施展于国家，或说，他想选用一个简明的称号，以适应这个新建制；因为，创造了名衔而无实权固然是错误，创造了实权而没有适当的名衔也是同样的错误。只不过我们很难确定凯撒心中所存的最后形态。部分原因是在这过渡期难于将鹰架和永久建筑分辨，部分原因是他的崇拜者不待他点头，就把一大堆的权位与荣衔加到他头上（无疑这是令他感到厌恶的）。
新的君主制度更不可能透过执政官的职位来施行，因为执政官的职位很难同选举分开。再者，凯撒显然曾致力十将这个最高官位贬为空洞的名衔，因之，在他接受此一职位之后，在任期未满时，就把它给予次属地位的人。“独裁者”成为最常见、最明显的称号，但这可能仅是因为凯撒想运用它旧有的含义，即在特殊的危机时期的特殊处断权。另一方面，这个称号却很不适合新的君主制度，因为它寓含着例外的、不民主的性质，而一个民主派的政治家很可能不选择这种由最杰出的反对派所创造的称号。
反观“统领”这个称号却是新的，而且在各方面也都适合新的君主政体，只因为它是全新的，而且没有显然的理由。新酒或许不能装在旧瓶子里。而“统领”这个称号却是为新事物而取的新名称。它涵括了伽宾尼亚法中关于民主派领袖的意愿（尽管该法中表达得并不那般精确）：人民领袖独立于元老院，而权力则长久集中于其手。在凯撒的硬币——尤其是后期的——我们发现通用“统领”之称，而在凯撒关于政治罪犯的法令上，则似乎也用此名衔指称君主。因此后代总是用“统顿”一词跟君主制度并用。为了给予这个职位以民主和宗教意义，凯撒或许有意把民众领袖与至高祭司权结合为一。
无疑这新的建构并非意在仅以其创建者一生为期限。但凯撒并未决定棘手的继承问题；他究竟是计划以选举来决定继承人，还是如其养子后来所称，以遗传方式继承，我们现在只能悬疑。也可能他有将两种方式结合之意，使统治者之子继承王位（如克伦威尔与拿破仑所做）；但如统治者无子，或其不宜为王，则统治者可由养子的方式选定其继承人。
在法律上，统领之职位以罗马城以外之执政官或总督之职位为基础，因此最主要的是有军事指挥权，但与此共同交付在他手上的还有最高司法权和行政权。但统领的权威却超乎执政官与总督，因为不仅时空不受限制，而且也行之于首都之内。再者，它与执政官不同，因为它没有具备同等权力的同事所加之钳制，而种种原先至高权力所逐渐受到的限制也不适用于统领。
一言以蔽之，“统领”不过是旧日的王权的新立；因为执政官与王的不同，仅在于其权柄受到时间、空间、同事的限制，必须有元老院或社团的合作。新君主制中几乎没有任何成分是旧日王制中所没有的：最高军事、司法与行政权威结合于一王之手；国家的宗教领袖；发布命令之权，并使此命令有必得执行之力量；将元老院降为咨询议会（a advisory council）；“父族”阶级与城市长官制度的恢复。
但比这些更有意义的是凯撒的君主制跟塞维阿斯·屠利阿斯的古罗马君主制的内在相似。古罗马诸王固然大权集于一身，在他们的统治之下的社团却是自由的，他们是平民的保护者，以抗贵族；凯撒也不是来破坏自由的，而主要是要摧毁那令人不可忍受的贵族枷锁的。因此，那绝不是政治尚古者的凯撒，却返回五百年前去找寻他新政府的典范，便不足为奇了。由于罗马共和国的最高职位一向就是由种种特别法限制着的王位，因此王位也就一直并未过时。事实上，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方面——在十大执政官时期，在苏拉摄政时期，在凯撒本人的独裁者时期——王权都在共和国重复出现。事实上，只要是在特殊的权力为时势所需的时候，则总是产生出无限的imperium“命令权”——跟通常有限的“命令权”不同——而这个，实际上就是王权。
即使从表面的特征也可以看出古代王位的恢复。人类的创新之举是极其困难的，因此便把已有的形式视为神圣的遗产。因此，凯撒明智的将自己跟塞维阿斯和屠利阿斯相提并论，正如后来查理曼将自己跟凯撒、拿破仑将自己跟查理曼相提并论。凯撒并不是隐隐藏藏的或秘密的这样做，而是最公开的，而他以后的继承人也个个如此。事实上，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为新的制度找到一个清楚的、具有民族本色的、而又合乎民情表达形式。从古代开始，首都就竖立着七王的雕像，这七王是罗马的通俗历史中常常搬上舞台的；现在凯撒则下令将他自己的像竖在其旁，作为第八位。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时候，他穿阿尔巴古王的服装。关于政治罪行的新法令，他跟苏拉法主要的不同在于社团名位之外，是统领名位，跟社团名位平行，作为人民的活生生的个人代表。在政治宣誓上，除了朱比特和罗马人的家神外，还要凭统领之守护神之名。君主制度的外在标志，依据古代的普通观念，便是君主在硬币上的铸像；从公元前44年起，凯撒的头像乃出现在罗马国的硬币上。
因此，关于凯撒对他自己的地位，公众不能抱怨他表示得不够明确。他尽可能清楚、尽可能正式地以罗马之王的身份出现了。可以想见，他可能本想以旧日的“王”来指称他的职位（尽管实际上这不可行，而且也并不重要），而不想用“统领”。即使当他在世的时候，他的许多朋友与敌人都认为他有意以此自封。实际上，他几个最热烈的拥护者在不同的时机、以不同的方式曾提议他当加冕——最显眼的便是马卡斯·安东尼阿斯任执政官时，曾在公元前44年2月，在民众之前，要将王冠加于凯撒。
但这一切建议凯撒都一概拒绝。他的这种拒绝固然可能在熄止因这些建议而酿成的共和派反对，但并不因此就表示他的拒绝是不真诚的。有些人认为他故意鼓励人做这种建议，以便使群众心理逐渐准备接受这不受欢迎的罗马加冕大典。这种猜测是不正确的，因为忘记了凯撒所必须面对的情绪反对力量之巨大。这些建议很可能是他的拥护者们不召自来的热情所促发的，也可能是凯撒授意马卡斯·安东尼阿斯做献王冠之举，但其目的则是在公众面前断然拒绝，以使那风传的闲言遭到当头棒喝。而这次的拒绝则由凯撒命令书于国家行事历上，以便此后再不可能重提。原因可能是，凯撒愿采用一个方便的称号，而人民则又一向注意事情的名称，而不注意实质。因此，他决意避免采用王的名称——这个名称已经沾染了古代的诅咒，在凯撒时代的人民心中，它还含有东方暴君的意义，而不像他们自己的古王奴玛与塞维阿斯——因此就用统领之名来行实际的王权了。
但不论他心中为自己立的称号是什么，实际存在的则是无上的统治者，而因之，朝廷也就立即充满了荣华、枯燥与空洞。公开场合出现时，凯撒穿的不是执政官的紫条宽构，而是古代君王的正式紫袍。他坐在金座上，视察元老院的庄严程序，而不须起座。他的生日，他的胜利战役，都以节庆来庆祝，他的誓言则充满了历书。当他在首都出现时，远远的就有军队护送，而军队的前方则是他的重要仆人。与他接近变得那般重要，以致他住处近区的房租大涨。晋见他极为困难，因为求见的人太多，以致他往往发现跟好友也不得不用通信来联系，而某些地位极高的人，为了见他，往往也得在接待室等上好几个时辰。
人民感觉到，他们要去接近的已不再是个同胞了，其情况的严重性超乎凯撒所愿意的程度。在他的周围产生了一种君主政体式的贵族，有新贵，有旧贵。而这种君主政体式的贵族原是由一个观念产生，就是用王室的贵族来掩盖寡头政体的贵族，用“父族”来掩盖原有的贵族。原先的父族仍然存在，只是没有重要的特权，只以基尔特的形式而紧密地团结着。但由于没有接受到新家族的加入，数世纪以来已日渐萎缩了，到了凯撒时代，仍旧存在的“父族”世族不超过十五六个。凯撒本人就是由这样一个父族出身，并由人民命令，取得权利，可以创制新的父族家庭，因此建立起一个新的父族贵族，以之对立于共和派贵族，足可以满足君主政体的一切需求——古代的优雅，全然对政府的依附。新的君主在一切方面将其自身的形象显示出来。
在这样实际上权力无限的君主之下，很少有宪法的余地了，那种以公民、元老院与数字行政官合作为基础的旧共和国也更无法继续。凯撒彻底恢复旧传统：公民集会与国王并存，系主权——人民意志——的至高表现；元老院恢复其原始作风，在受到咨询的时候向统治者进言；统治者则将行政权集于一身，和古王一样，身边没有独立的官员。
在立法方面，这位民主君王紧守古罗马金言，即只有人民在国王的召集下才有治理国家的权力，而凯撒的行事也照例由人民的谕令批准。当然，古代的战士集会所含有的力量与权威——半道德意义的，半政治意义——确实已经不可能再注入这个时期所谓的公民议会集会了。在古代的体制中，公民的立法行为虽然极为受到限制，却是真实的，活生生的；而现在这新体制，却只不过是个影子。因此，对这个公民议事集会不需加任何特别限制，多年的经验已经显示，每个政府——寡头的，以及君主的——都可以跟这个徒具形式的主权主体保持良好的关系。凯撒时代的公民议事集会实际的重要性只有一端，就是由于在原则上它们保留了人民的主权，因而构成了一种保护措施，以防绝对统治。但凯撒却同时也恢复了古代国家法制的另一个箴言，即，惟一一行政长官的命令，于其在任期间，乃是无条件有效的；立法权虽然只属于国王与公民之联合制定，但国王的敕令至少在国王退位之前是与法律平等的。
民主王因此至少在形式上将主权分与了社团，但他却无意将权威分与以前统治机关——元老院。凯撒的元老院（和后来奥古斯督的元老院很不同）只是一个最高的国家议会，是凯撒向它征询法律意见的、用它的名义可以发布比较重要的行政命令的；因为有些例子显示，有些命令以元老院之名发布，并载明此等命令在策划期间有某某元老在场，而实则这些元老根本就不知道。
元老院最原始的地位本来就是“思考性”的，后来它在“事实上”逾越了这个地位，但在“法律上”它仍当留在原位，因此把元老院贬回原位并无严重法律障碍。然而，在事实上，凯撒却必须防范元老院的实际反抗，因为罗马元老院是反对凯撒力量的焦点，正如雅典最高法院与培里克利斯的关系。主要是为了这个原因，元老人数大为增加，至九百名——以前至多达到六百名，最近的战乱则使人数锐减——为了保持这个数目，每年指派的会计官——也就是每年准予进入元老院的分子——从二十增至四十。
元老院人数的异常增加完全由君主一手包办，为了每年人数固定的增加，他透过法律取得了永久性的影响力，就是选举机构必须选举会计官候选人的头二十名，而这二十名则由君主推荐。此外，君主还可以将会计官的荣誉权利或任何最高的职位，如元老院的席位授予他认为合意的人，即使此人并非正式贵族。这种特殊的推荐与授予自然以新秩序的拥护者为主，因之，除了地位高的人之外，还把一些性格可疑和平民阶级的人带入了那崇高的团体——例如以前被弹劾去职的元老，或因法律判决而去职的；有西班牙与高卢来的外地人，这些人到元老院之后还得更进一步学习拉丁文；有次属军官，这些人本来甚至连骑士衔尚未获得；有解放过的奴隶之子；也有那做过不名誉的商业的人。
原先排外的贵族们自然因元老院分子的改变而极为愤怒，认为这是有意使元老院败坏。凯撒却并不是能够采取这种自我败坏的人，但他虽然深信元老院必须存在，却也决心不受它控制。他改变元老院分子的意图可能是要使元老院不再只是寡头性质，使它重返旧日的面貌——一个代表所有阶级的国家议会，代表则为各阶级最智能的分子，因此并不必须要排除身份低的人，甚至也不排除外国人。古王把非公民纳入元老院，凯撒也把非意大利人纳入。
如此，贵族统治被置于一旁，而新形式的元老院则只不过是君主的工具，国家的治理权则完全落入专制君主之手。一切重要的事情均由统领亲自裁决。凯撒所能处理的国事是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物想都无法想象的。这主要还不在其无比的迅速与果决，而在其更普遍性的理由。当我们看到凯撒，苏拉，盖阿斯·葛拉丘和一般罗马政治家所展示的能力，而觉得超乎人性能力时，其原因并不在人性的改变，而在于现代的家庭和往日不同。罗马的家庭是这样的一种有机体，家中解放过的和未解放的奴隶，甚至其心灵能力都可以为主人提供成果；而懂得运用这些心灵的主人，做起事来则就像有无以数计的心灵一样。那是集中作业的机关之理想形态，而我们的办公室确实也在热切模仿，但效率则仍相差甚远，因为现在的资本力量远不如古代奴隶制度的力量。
凯撒懂得如何善用这个优点。凡有需要特别亲信的职位，他就派奴隶，由奴隶解放的自由民或出身卑微的追随者就任——只要其他方面的考虑可以通过。从他的工作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组织方面的天才在运用这样的工具时会产生何等的成效；但其工作进行的细节我们则找不到适当的答案。在这方面，机关的工作情况类似于制造业，工作的成果不是以制造者个人的成果面貌呈现，而是以工厂之成果的面貌呈现。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凯撒的助手中没有一个是对他的工作产生个人性的影响的，甚至也没有一个人了解全盘计划。他不仅是惟一的主人，而且也没有技巧高超的助手，他有的仅是一般劳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