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迅即明白，凯撒无意追随凯特林的路线，而债务人顶多可以期望还债略轻，程序略变；于是愤怒的党徒们便大声质问了：人民党是为什么人而战的？这些乌合之众由于狂欢的愿望未逞，始则与庞培派勾结，终则于凯撒不在时（公元前48年1月至47年秋），煽动起内战之中的内战。
军事执政官马卡斯·凯利阿斯·乐传斯是个好贵族，有点才份与教养；由于演说流畅激烈，是广场中凯撒最激烈的竞争者之一。他自动提议一条法规，要使债务人有6年免息的喘息机会。这个提议遭到反对，于是他又提议另一条法规，要取消所有因贷款与房租而得的权益；凯撒派的元老院乃把他去职。
在法萨拉斯之战的前夕，庞培派似乎有得势的倾向。乐傅斯跟米罗——这个为贵族而战的街头老战士——取得联系，谋划反革命，其口号为共和政体，取消债权，解放奴隶。米罗离开他在马西利亚的放逐地，在杜尔瑞地区召庞培派与隶牧人武装，乐傅斯则筹划由武装奴隶攫取卡普亚城。但后者在执行时即被察觉，遭卡普亚民兵所挫。昆塔斯·佩狄阿斯率领一个军团进入杜尔瑞区域，击溃聚集于该地的一群，以两个头目的遭戮而告终这次骚乱。
然而，第二年（公元前47年），第二个呆子，护民官普布利阿斯·杜拉贝拉再度提议设立有关债权与房租法。这个人，和他的先驱同样无力还债，在才份上却远为逊色。他联络他的同事鲁西阿斯·屈贝利阿斯，共谋煽动。街头暴动与严重的打斗发生，直至意大利指挥官马卡斯·安东尼阿斯下令军队干涉；而凯撒的及早从东方返回，也使这件乖戾的事件终止。对于这类没有大脑的计划，凯撒根本不当一回事，以致不久又对杜拉贝拉宠惠有加。对于这样的乌合之众，由于其本身并非政治活动，而只是为财起意的匪盗行为，一个强大的政府就足以使它们平息；而对于当日这种共产主义，凯撒绝不会大惊小怪，绝不会为了他自己的君主制度向他们讨好。
凯撒固可任人民派继续崩裂，贵族派却保有更大的活力。对于这一派，凯撒的目标不在使其解体——这是只有时间才足以做到的——而是铺设一条道路，将压制与调和做良好的调合。他采取的措施有大有小；在小措施中，出于他自然的正确感，尽量避免用空洞的嘲讽来激怒业已垮台的这一派。他并不为征服了自己的同胞而庆功，他常常提到庞培，而每次都带着敬意，在元老院复位之后，他下令把已被推倒的庞培像重竖起来。
对政治迫害，凯撒立下的界限尽可能狭窄。对于表面上的凯撒派私下与立宪派的沟通，没有做任何察询。从法萨拉斯与帖普撒斯敌人司令部取得的文件，凯撒看都未看，就亲自丢入火中，因之使他自己及他的国家免除了对可疑人物的政治审讯。再者，凡是跟随罗马军官或行省军官而对抗凯撒的普通士兵，一律无罪，只有在朱巴王麾下服役的罗马人除外。这些人财产充公，以做叛国罪之惩罚。
即使对败部的军官，直至公元前49年西班牙之战的人，凯撒也给予无限制的原谅。但后来他察觉到他做得过分了，首脑人物的去除至少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他下令，凡是在敌军服役的军官，或在伊乐达之役以后而在反对派元老院中保持席位的，剥夺其财产权与政治权，终生放逐于意大利之外。如果内战未终而死，则其财产充公。但那些原先已得凯撒原谅而后又投入敌阵者，则剥夺其生存权。
这些规定，在实行上却经过很大的修改。重投敌阵者很多，但真正执行死刑者却甚少。在财产的充公上，不仅所有债务先予还清，寡妇原先带来的嫁妆归还，而且有部分产业还留给死者的子女。而且，有许多本当放逐、财产充公的人都完全获赦，或罚金了之，如在尤提卡被迫加入元老院的非洲的本家们。其他的人，只要他们向凯撒申请，身体与财产几乎均可重获自由。事实上，几个拒绝申请的，如原执政官马卡斯·马西拉斯，都自动给予赦免。公元前44年，大赦令颁布，把所有有罪但仍未撤销的也一律赦免。
共和派得到宽谅，但并没有跟凯撒和好。对于新秩序的不满，对于统治者的愤恨，普遍存在。做公开的政治抵抗已无机会。但有些人称凯撒为王，则遭到护民官的干预，而这样的护民官则被共和派奉之为殉国者。共和派在内在的反对、秘密煽动与阴谋上，态度断然。当“国王”出场的时候，群众里没有一个人动一动。到处是招贴和嘲刺诗，以苛毒与讨好群众的方式攻击新君主制度。当某个喜剧演员在台上演出讽刺新君主的戏时，喝彩如雷。反对派的小册子中，对伽图的推崇成为时髦题材，而由于文学不再自由，他们的作品更受读者的欢迎。
不错，凯撒这时甚至站在共和派的领域上与他们作战。他和他的干练心腹们，用反伽图的文章来回报伽图派的文章，于是共和派与凯撒派围绕着死于尤提卡的英雄论战，像特洛人与希腊人围绕特洛人派屈洛克勒斯的尸体而战一样。但凯撒派在这种战争中当然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作为裁判的群众是站在共和派一边的。除了威胁作者以外，别无他法。因此，著名而有危险性的文人，如普布利阿斯·尼吉狄阿斯·费格拉斯和奥拉斯’凯辛纳，要想获允返回意大利，就比其他放逐者更难。而在意大利的反对派作家则受到检查，而惩罚则完全由检方随意而定，因而感到的约束特别恼人。
对于新的君主政体的暗地反对还可以以其他方式进行。谋位者和共和派的叛变在全帝国各处不断蠢动；内战的火焰一时由庞培派燃起，一时由共和派燃起；而在首都，则刺杀新君的阴谋比比皆是。但这些阴谋甚至不曾使凯撒在身边设置长期卫士，往往只贴告示公布这些阴谋就算了。
凯撒对其自身的安全不论何等不放在心上，他却无法不看出这普遍的不满所寓含的危险。然而，虽经友人一再劝告，虽然他自己明知反对者的无可扭转，他的活力与从容自持仍是极为惊人，而反对者的绝大多数仍旧获得他的原谅。他这样做亦不是由于高傲者的宽宏，也不是出于妇人之仁，而是出于政治家的深思熟虑，因为对被击败的党派，比较快而比较无伤的处理方式，是将他们吸收到国体之内，而不是把他们扫除到国体之外。
凯撒崇高的目标需要立宪派的合作；因为立宪派实际不仅包括贵族，而且包括了意大利公民中所有有自由民族精神的分子。他那要使古罗马国新生的计划，需要大量有才华、有教养、有继承的和自身的优点的人物，而这些人大部分包含在立宪派中。因此，他很可能把对反对者的原谅认做是胜利的最佳报酬。因此，反对派最重要的头目固然被移除，第二级和第三级的人物，尤其是年轻人，则得到完全原谅。再者，这些人也不是任其留在消极的牢骚埋怨中，而是使他们在新的行政体系中做积极的参与，并由此获得荣誉与官位。
凯撒此时的情况和日后的亨利四世与奥伦治的威廉相似，最艰巨的任务是胜利后才开始，革命战争的胜利者人人都曾由经验得知，如果在消灭了敌人之后，他不仅作为一个党派首脑——如辛纳和苏拉——而却像凯撒、亨利四世和奥伦治的威廉，要用举国的福利来替代他本党的必然片面的计划，则他必定会面临各党派联合的敌意——包括他本党的在内；他的理想越纯，这种情况越真。立宪派和庞培派口头上表示效忠，但心里却憎恶君主制度，至少也是憎恶那君主的。至于那败坏了的人民派，则自他们察觉到凯撒的目标不再是他们自己的目标时，就开始了反叛。即使是凯撒的亲信，在察觉到他们的领袖所建立的不是一个强盗邦，而是一个众人平等、对一切人皆公正的君主国时，也愤愤不平起来，因为被击败的一派的兴起便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被瓜分。对国家的这种重新组织，没有一派愿意接受，因而不但要强迫他的敌人，也要强迫他自己本派的人。
从这种意义而言，凯撒的地位比他胜利之前更脆弱，但他的损失却使国家得到利益。由于消除了党派的对立——他不仅原谅各党派分子，而且也允许每个有才能的人，甚至仅是出身好的人，参与行政，而不考虑其过去的政治立场——他把举国的力量集中在他的大计划中。各党派人士不论自愿或被迫的参加同一工作，不知不觉间便带领国家走向新的方向。当然他很清楚目前的协调只是外表的，大家对于凯撒的憎恶远比对新秩序的赞同更为一致。他也知道，当各派被导入外表的联合时，他们之间的对立感就不再那么敏锐，而只有这样，政治家才能帮助时间去做它的工作——因为时间是一切冲突的治愈者，它会把老一代的人送入黄土，而达成新的和谐。凯撒更不追问是谁恨他，是谁想要谋杀他。像一切真正的政治家一样，他为国效力，而非为报酬，甚至也不是为人民的爱戴，而是牺牲了同代人对他的爱戴，而求取后代的福祉，最重要的是挽救国家，使其有新生的机会。
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记得，凯撒所做的事并非开始，而是完成。计划一种政治架构，以适合时代的需要，是早自盖阿斯·葛拉丘即已开始，而他的拥护者与继承者则均在遵行与追求，有些人比较忠于其原本精神，有些人较为不忠，有些人成就略大，有些人略小，但均能屹立不倒。凯撒，几乎从一开始就由遗传的权利而为人民派的首领，30年的旗帜未变，也未尝掩藏他的目标，而即使在身为君主之后，仍然是民主派。他无限制地接受了他那党派的遗产（凯特林与克罗狄阿斯乖谬的计划除外），他对贵族阶级和真正的贵族痛切厌恨，对罗马民主的基本理想他始终未变——即是减轻债务人的负担，实施海外殖民，全国各阶级的逐渐平等，行政权脱离元老院——就从这几点而言，他的君主体制跟旧有的民主体制相差极少，而且用他的君主体制反而达成了民主体制的目标。
因为他的这种君主体制并非东方的专制政体，而是盖阿斯·葛拉丘曾经希望建立的，又是培里克利斯与克伦威尔则在实际上建立过的——由国家赋予至高权与无限信任的人来代表国家。凯撒的任务之基本观念，严格说并非新颖，但他所做的却是这些观念的实现，而实现则是一切。他的实现之恢宏庄丽，如果他自己能够亲眼见到，或在历史的镜子中见到，则不论他处于何种时代，也不论他抱持何种政治信念，他必然都会赞叹不止，而他的赞叹只会因他对人性的伟大与历史的伟大之不同的领会能力而有所不同。
在这里应当一提的是那种不分时代背景而对历史人物做褒贬的习惯，这种习惯是过于单纯，过于不负责任的。不错，历史是应对现代有所教诲；但那种教诲不是粗浅意义的，不是翻翻书就可以在过去的记录中找出现在之病症的，也不是由往日的病症就可以为现在开药方的。历史之所以有教训性，是因为早期的文化显示了文明的有机条件——这些基本条件处处相似，而其组合的方式却又处处不同——并引导后人，鼓励后人去做独立性的重创，而非奴性的模仿。
以这种意义而言，凯撒和罗马帝国主义史虽然有其宗师的无匹伟大成就，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却仍是对近代专制制度的强烈指责。有机体，不论如何渺小，都无限地超越最人工化的机器。同样，自然成长的体制，不论其有多少缺点，都无限的超越人为的绝对专制——姑不论这种专制何等辉煌。因为自然成长的体制是大多数人的意志的自由表现，是会成长的，因之是活的，而人为的专制则是它现状的样子，因之是死的。
自然律在这罗马的军事君主政体中更充分更完全的表现出来。这个体制在其创造者的天才冲动之下，在免于一切外力的压迫之下，比任何类似的国家所发展出来的形式都更纯。正如吉朋早已指出的，自从凯撒时代，罗马的体制只有外在的一致性，只是机械式的反复运作；而内在里，即使在凯撒自己统治的时期，它都已彻底枯萎了，死了。若说在此政府的早期阶段，尤其是凯撒自己的灵魂中，仍梦想将自由民主的发展跟绝对统治结合为一，则朱利安一族中那些天赋甚高的皇帝们不久也向我们证实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即水火共置于同一容器中是何等不可能。
凯撒的成就是可敬的，也是必然的，这并非由于它本身是一种或可能是一种福祉。但是，其古代社会组织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上的，全然没有共和的宪法的表现，而五百年来的城市体制又发展为寡头式的绝对统治——在这种状况之下，绝对军事君主政体乃是必然的结果，也是恶果最少的。当维琴尼亚州和卡洛林纳州的蓄奴贵族们不得不像他们的先驱——苏拉治下的罗马人——那样行事时，凯撒主义便也可在历史的法庭中获得合法认可——尽管在别的历史条件下凯撒主义可能既是讽刺又是谋篡。但坏的凯撒们虽然可能使傻子误入歧途，使卑下之人有谎言欺诈的机会，历史却不会否定真正的凯撒当有的荣耀。历史也是一部圣经，她虽然不能阻止果子对她的误解，魔鬼对她的引用，她却可以对他们施以报复。
这个国家的至高元首，至少在开始时，正式的名称只是“狄克推多”（独裁者）；公元前49年，凯撒从西班牙回国后，首先采用此号，几天以后就把它放下，而次年的决定性战争仅以执政官之名行之。但秋季，在法萨拉斯战后，他又重用此号，并一再取得此种称号。开始时，任期未定，但自公元前45年1月1日开始，任期一年，公元前44年1月或2月，则要求为终身，因此直截了当地把以前的保留去除，而正式宣布他的终身任期，称号为“终身独裁者”（Dictator Perpetuus）
这个独裁者之职位，不论起初的短期，还是继后的终身制，都不是旧有体制中所有的，而是由苏拉所设计的至高职位。这个职位不是由宪法的命令所指派、并受其控制的惟一最高行政官，而是由人民的特别谕令赋予权力之据有者的，使他得以筹备法令，统治全国。它是一种无限制的政治特权，取代了共和国时权力的划分。由这个总则性的特权再进一步，便可由各个法案赋予决定战争与和平之权，而不需商询元老院与人民；可以处置军队与经济，可以选派各行省总督。
因之，凯撒可以取得一般行政官之外的特权，甚至传统政府之外的特权。他没有取代公民议事集会来指派行政官，这几乎可说是他的让步了。他只提名一部分次执政官和较低级的行政官，同时，他由人民的特殊命令而获得权利，可以授予“父族”（patricians）之名位；这是往日从不许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