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不是很牛嘛，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中情局罪与罚：CIA60年秘史存灰》（LegacyofAshes：TheHistoryoftheCIA）出版后非常轰动。CIA特地在官网上做出回应，批评这本书不够严谨，推荐大家看一些前情报人员更客观的回忆录。一个国家情报部门会跳出来给一本书发“书评”，的确很罕见。到底孰是孰非，读者不妨自己判断。
该书作者蒂姆·韦纳是一位两度获得普利策奖的资深记者。他写书之前做了很长时间的资料搜证工作，查阅了美国政府和中情局已公开的大量档案，访问了前中情局头目等众多知情者，最终写出这本关于CIA历史的权威之作，并于2007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BookAward）。
翻完这部50万字的巨著，读者会觉得有些意犹未尽，因为要写透美国中情局的历史恐怕还得十几本书，CIA的故事实在太多了。这本书揭开了很多政治秘闻，比如中国台湾读者发现他们怀疑多年的事情被证实了：在台湾核武计划完成前夕，核心成员张宪义[7]上校突然带走所有资料跑去美国，紧接着美国政府就通令制止台湾继续研发核武器。当时有很多人怀疑是CIA从中做了手脚。中情局老特工李洁明[8]在这本书中证实：张宪义早就被CIA吸收，在台湾潜伏了20多年。
李洁明自幼在中国长大，是一个著名的“中国通”，20世纪80年代末曾任美国驻华大使。早在1951年他就加入美国中情局，曾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做分站站长。美国让这个CIA老特工出任驻华大使，其背后的用意不难揣测。以前中国领导人经常说什么要警惕外国颠覆势力的阴谋，现在看来未必全是杞人忧天。
蒂姆·韦纳将中情局做的事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本职工作，即搜集情报，另一类是在国外搞政变阴谋。冷战时期，CIA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想方设法阻止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继续赤化世界，曾经策划过很多针对中国的行动，不过大多破产了。这些行动中活跃着李洁明的身影，可惜这本书对他出任驻华大使的经历着墨不多。
这本书还揭发美国参与了1965年推翻印尼前总统苏加诺[9]的政变，因为美国害怕苏加诺会越来越倒向共产主义阵营。这场政变牵连非常广，屠杀了包括印尼共产党在内的数十万人。最令人震惊的是，印尼资深外交官亚当·马利克[10]一直被视为民族解放英雄，但据蒂姆·韦纳披露，他是美国中情局派驻印尼的最高级别卧底。马利克曾协助CIA调查印尼政府里面的“赤化分子”，然后把他们干掉。
当然，CIA一直否认干过这些事。当时美国国会还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调查美国在印尼这场政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国会参议院主席问驻印尼大使，我们是不是参与了政变？知情的大使说，绝对没有。参议院主席又问，我们是否意图要参与？大使回答说，不，我们从来不想参与。参议院主席继续问，中央情报局有参与吗？大使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CIA还策划颠覆过中南美洲政权，支持当地极右翼军事独裁政权。这些地区最残暴的军事独裁者，几乎都是美国中情局的好朋友。美国一贯奉行的政策是：宁要法西斯主义，也不要共产主义，不妨用法西斯主义去打击共产主义。
美国中情局在国外搞颠覆活动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比如古巴猪湾事件[11]。稍有智商的人一开始就知道这绝对是场灾难，然而CIA这群高智商的人独断专行，再三保证绝对会成功。结果这支由美国中情局训练出来的古巴流亡者军队全军覆没，一百多人被打死，一千多人被俘虏，成为CIA历史上最著名的污点之一。
本来美国政府并未设立情报部门，二战期间只有一个临时编凑的军事情报机构。战后为了成为“世界领袖”，美国决定专设一个情报部门，搜集世界各国信息并及时向总统汇报。杜鲁门总统最初以为这个部门要干的事无非是每天向他提供国外的参考消息，没想到CIA最后越演变越复杂。
CIA一开始在苏联和东欧搞情报工作还要靠老大哥英国帮忙。自伊丽莎白一世以来，英国就是著名的间谍王国。英国情报人员冷静、客观、狡猾、现实，而美国情报人员经常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早期成员都特别反共。当年有个头目人物曾说，斯大林才是真正的邪恶化身，比起他，希特勒只不过像是童子军罢了。不难想象这种人在搜集情报时会有失偏颇，会误判形势，所以说后来整个冷战局面闹得不可开交，多少跟这帮人有关。
CIA素来缺乏外语人才，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英明神武”的特工们个个精通十八般武艺，懂多国外语。CIA特工往往要靠当地情报部门的协助才能开展工作，多数时候还要依赖高科技，依赖推理乃至猜测，因此他们搜集的外国情报常常错误百出。有一点他们倒是做得不错，那就是监视本土国民。早在斯诺登披露“棱镜计划”
之前，美国总统约翰逊[12]就于1967年下令监视国民，比如嬉皮士、反越战人士等，看看是否有共党分子渗透进来。当时的监视规模相当庞大。美国历届总统其实对CIA的情报搜集工作都非常不满，抱怨这是一个濒临崩溃的机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结束总统任期前说，他受够了八年来情报部门的失败，现在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将“历史灰烬”
（legacyofashes）遗留给后继者。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因为CIA犯下的错误多得离谱。比如苏联崩溃前半年，美国中情局还在预言苏共会支撑很久。1999年5月，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在科索沃战争中遭北约轰炸，很多人不相信是误炸。然而根据蒂姆·韦纳的说法，科索沃战争由美国中情局负责向北约空军提供军事打击目标，当时他们主要依赖一份科索沃的旅游地图，然后提供了几百张照片，其中那张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照片被挑中了，认为那是塞尔维亚一个军事基地。CIA不是很牛嘛，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有时候出于政治目的，CIA还会扭曲情报，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伊拉克战争。当时中情局给美国政府提供了几吨重的资料，分析说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后这些武器根本没有找到。CIA就这样用不靠谱的情报决定了一场战争的命运。
（主讲梁文道）
《我这样一个间谍》
世界因我而不同
赖瑞·寇博（LarryJ.Kolb，1953-），美国间谍，曾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土安全部从事间谍工作。著有AmericaatNight（2007年）。
在我们的日常世界之外，存在一个普通人看不见的世界，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发现它。
《中情局罪与罚：CIA60年秘史存灰》将美国中情局说得非常不堪，但是为什么我们在影视剧里看到CIA特工几乎无所不能？原来塑造正面形象也是CIA的一种策略。CIA元老艾伦·杜勒斯[13]很早就策划过一个行动，鼓动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CIA令人喜闻乐见的消息。后来大众文化热衷于宣扬CIA的功绩，这层烟雾将CIA的真实面目掩盖了。
赖瑞·寇博为CIA做过间谍工作，但他不是CIA的直属员工。CIA需要的人手很多，又没那么多编制，于是请了很多外援，把工作外派出去。这有点像建筑工程层层转包，管理松散，好处是这些人不是国家公务员，可以干一些非法的事情。
赖瑞·寇博在一个间谍家庭长大，父亲是CIA早期重要的头目。他从小跟着父亲在日本、德国等地到处跑，极少在一个地方待上三年。他耳濡目染了不少情报人员的职业习惯，比如情报人员一般很爱看间谍小说，可以借虚构的故事宣泄一番；外出吃饭时，他父亲总是选择面朝门口、背对墙壁的位置坐下；野餐的地点也要精心选择，地形要居高临下，以便掌控全局又能迅速逃生。
做情报工作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交际手腕。赖瑞·寇博的父亲很善于交际应酬，功力可谓炉火纯青。不管三教九流，凡是有利用价值的人，他父亲都会设法结交：某人刚立下大功，他就寄张贺卡；某位夫人生日，他就派人送花；若没空赴宴，他会送上几箱美酒赔礼道歉；经常邀人来家里共进晚餐，每顿饭局都由他埋单……这些都是情报人员的重要工作内容。
赖瑞·寇博起初并未子承父业，而是当了一名商人。他继承了父亲的交际能力，在国际名流圈周旋，与世界各地的王公贵族、富商绅士都能搭上线。后来他被吸收为美国情报人员，2004年出版《我这样一个间谍》（Overworld：TheLifeandTimesofaReluctantSpy）时，正在迈阿密海滩躲避印度人的通缉和刺杀，因为他策划了一场政治阴谋，以打击印度某派政治势力。
虽然在间谍家庭受过熏陶，但要成为一名情报人员，赖瑞·寇博还是要接受一些专业训练。父亲的老战友开车带他逛旧金山，指着风挡玻璃说，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他说看到前面有一个弯道，绕过一道布满青苔的斜坡。父亲的战友说，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交通阻塞点，他每到一个城市就开始观察主要道路每小时可以驶进多少辆坦克，注意桥梁、电视台、广播电台、发电厂、水库等重要设施的分布位置，衡量需要动用多少兵力去攻防。赖瑞·寇博说旧金山真是太美了，海边那些渔船多漂亮。父亲的战友说，你应该从情报人员的角度来观察这座城市，那些渔船平时出海打鱼，但每年会固定几次暗中跟苏联潜水艇或拖船在外海合作，偷偷将人和货物带进带出。
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视角是情报人员必须具备的素质。难怪这本书取名Overworld，意即在我们的日常世界之外，存在一个普通人看不见的世界，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发现它。那么，到底什么叫间谍呢？有个拉脱维亚的小清洁工每个星期固定把海军上将办公室纸篓里的垃圾暗中交给联络人，换取300美元的报酬，结果被人当成间谍。
不过，现在情报机构大多通过公开渠道来搜集情报，然后加以分析。情报以公开方式获得，谍报则由间谍或特务负责搜集。在CIA上班的人未必就是间谍，因为有些人只是像时事评论员一样看看外国报纸，分析外国政治局势、经济状况而已。一般人对间谍的认知来源于小说或影视剧。那里头经常会看到特工手里持有好几本护照，好像护照很容易就能搞到。实际情况是一个特工不可能拿到那么多护照，因为护照一旦申请使用就会进入系统，留下痕迹。特工会利用政策上的漏洞来申请护照，比如美国只要求你寄一份申请表和两张照片，把出生证明或旧护照的资料一并寄过去，就会给你发一个新护照。很多美国人一辈子不打算出国，你花点小钱让他们把出生证明给你，用他们的名字申请，然后换上自己的照片，这样就搞到护照了。
（主讲梁文道）
《弯曲的脊梁：纳粹德国与民主德国时期的宣传活动》
宣传机器在说谎
兰德尔·彼特沃克（RandallL.Bytwerk），美国加尔文学院（CalvinCollege）传播学教授，致力于研究德国宣传领域，创办GermanPropagandaArchive（德国宣传档案）网站。著有《国家社会主义的里程碑式演讲》等。
宣传是让大部分人弯下脊梁成为顺从者的东西。
很多年前我跟香港一群文化人受邀去中国内地交流，当地宣传部长递来一张中英文名片，结果我们吓坏了。名片上“宣传”一词译为“propaganda”，殊不知这是一个非常坏的字眼，让人想起极权政府利用宣传机器说谎的形象。
过去基督教宣传教义也叫“propaganda”，但这个词后来恶名昭彰，源于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14]搞的那一套。此后，整个英语世界对它的认识就很糟糕。宣传在中国虽是很“伟光正”的事情，但你若想跟国际接轨，恐怕换一个字眼如“公关”会更好。
宣传到底是什么东西？兰德尔·彼特沃克教授认为，宣传是让大部分人弯下脊梁成为顺从者的东西。他很喜欢F.M.康福德[15]的定义：宣传是“一种非常接近于不用像欺骗敌人那样欺骗朋友的艺术”。这个说法很绕，也很有趣。雅克·埃吕尔[16]有一个定义更具可操作性：“宣传是由一个组织化群体采取的一系列方法，通过心理操纵达到心理上的统一进而融入一个组织，它想在由个体组成的大众群体行动中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参与。”
以前德国人也觉得“宣传”不是好字眼，纳粹德国却成功地将其树立为正面形象。政府告诉国民“最正确”的东西叫作宣传，敌人煽动颠覆政权叫作鼓动。
德国先后有过两个迥异的政权，一个是极右派的纳粹德国，一个是左派的民主德国。两个政权用的宣传方法很相似，短期内为德国人塑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从而形成两个不同的社会体系。
两个德国政权热衷于搞宣传，背后有无一套理论做支撑呢？其实纳粹的宣传策略够坦白，比如戈培尔有过“大谎与小谎”的比较，认为大谎比小谎更易让人相信，因为小谎易被揭穿。你说市长挪用公款，不如说犹太人正在世界范围内搞阴谋，后者更有说服力。谎言太大就不好证明，很难被驳倒，这是纳粹宣传的要旨之一。纳粹宣传时讲究激情、意志、力量，他们喜欢培养擅长口头演说的宣传干部，让他们在公众集会上慷慨激昂，用手势、声线、动作、语言去打动大众。相反，东德马列主义很少讲情感，而且特别注重书面语。然而书面语在日常演说中不太有效，他们便重视宣传小册子。他们发展出一种党八股，写任何东西都要符合要求。为了让宣传更有力，东德出版过很多类似新旧教义问答的东西。这样一个国家必然充斥各式各样的文件，任何最新指示都要补充在“教义”问答里。东德宣传官员总有处理不完的文件，总有接收不完的指示，常常搞不清哪个是重点，终日沉没于卷宗之间。一个政权搞宣传，是想将自认为最正确的想法灌输给国民。当你不断胜利时，宣传很容易，失败时怎么办？当年纳粹德国攻打斯大林格勒，国内媒体不断告诉人民说敌人快被消灭了，最后打输了怎么宣传？他们先是沉默，而一沉默人民就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开始谈虚的东西，大谈特谈德军的英勇和牺牲精神，以此来掩饰失败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