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不在我》
知错就改？不！
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Tavris，1944-），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著有Anger：TheMisunderstoodEmotion（1982年）、TheMismeasureofWoman（1992年）等。
艾略特·阿伦森（ElliotAronson，1932-），美国心理学家，曾任教于哈佛大学等高校，唯一获得美国心理学会授予的杰出写作、教学与研究三项大奖的心理学家。著有《社会性动物》《社会心理学》等。
我们永远喜欢将手指向别人，就连举世公认的暴君都觉得自己是好人。
每隔一两年就有人预言世界末日的降临，假如预测失误，他们会觉得自己太傻吗？不，他们更坚信原来那套看法。1954年12月21日，美国曾经有一帮人相信世界会毁灭。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1]混进人群中，想知道万一预言不准会发生什么事。
12月20日，这帮人聚在一起祈祷，非常惶恐地等待飞碟来接他们。午夜时分，院子里没有飞碟出现的迹象，人群开始有点紧张。半夜2点，飞碟还不来，他们越来越焦虑。凌晨4点45分，领导者玛丽安·科琪（MarianKeech）说她感应到新启示，世界全靠他们坚定的信仰和祈祷获得拯救。这帮人本来很绝望，听了之后欣喜若狂。信念坚定的成员打电话向媒体报告这个“奇迹”，抓住行人宣扬他们这套信仰。预言失败并未击倒他们，反而让他们更固执己见。
费斯廷格由此获得灵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认知失调。当人怀有不一致的认知、态度、信念时，就会产生这种精神紧张状态。一个人明知抽烟不好，自己却是老烟枪，心理压力就很大。为了减轻不适感，最好是戒烟，戒不掉就用一套套说辞来说服自己，比如说有些人戒烟之后身体更差、有些人抽一辈子烟也长命得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错不在我》一书正是研究为何我们明知犯错却不肯认错，反而发明更多说法来维持原有见解，甚至将错误变成证明自己正确的新证据，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我们对认知一致的需求如此强烈，以至于面对反证时，会想方设法加以批评、扭曲或者去除。这种偏见会延伸入潜意识。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性取向歧视等，有时是我们维持自我一致性的产物。比如某一族群的人很令你讨厌，而你觉得自己是好人，不能随随便便讨厌无辜的人，于是找出一堆歧视的理由。每个民族都会编造一些歧视其他民族的理由，这是一种自我辩护和自我调节。
我们无法接受自己也是一个坏人，有些机关甚至养成“我们是正义联盟的一分子”的心态。检察官常常做出错误的检控，即使被揭发也不认错。一想到让无辜的人莫名其妙被关押了几十年，他们为了不否定自己的能力，就会努力证明自己不可能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
有很多外在诱因让他们否认自己的误判，而内在诱因让他们相信自己是正直的、有能力的人，从来不会随随便便将人定罪。当新证据摊在眼前告诉他们相反的事实，他们会认为证据不够充分，这个人一副坏人模样，无论如何总会犯罪。
我们很难承认错误，久而久之就会觉得自己正确，错的永远是别人。大部分人认为对抗外敌时，政府一定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所以政府干什么都是对的。当年美国莫名其妙去炸伊拉克，尽管后来证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子虚乌有，但很多美国人相信只是尚未找到证据而已。他们太信任既有信念，证据再多也无法推翻成见。
就连举世公认的暴君都觉得自己是好人。有学者访问几位著名独裁者，包括中非“食人皇帝”博卡萨[2]，他们都宣称谋杀乃至吃掉敌人都是为了国家好，不然就会天下大乱。他们不认为自己是暴君，反而觉得自己是为国牺牲，是挨人痛骂的最大爱国者。
有位作家写道，身为出于爱而压迫人民的人，所产生的认知失调程度可总结为“小杜瓦利埃在海地”。海地以前是个独裁国家，有张传单写着“身为海地不可逆转的民主奠基人，我愿意接受历史法庭的审判”，签名则是终身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3]。就连希特勒都说德国人只是在“自卫”而已，因为一战战胜国用《凡尔赛条约》羞辱德国。
我们永远喜欢将手指向别人，就连夫妻吵架也是这样。偏见形成之后，我们将对方的优点当作背景视而不见，只注意对方的缺点。我们对偏见的维持，有时比维持婚姻、友情、亲情还重视。
（主讲梁文道）
《怀旧制造厂：记忆、时间、变老》
人老，记忆不老
杜威·德拉埃斯马（DouweDraaisma，1953-），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心理学史教授，专攻人类记忆的本质和运作方式。著有《记忆的隐喻：心灵的观念史》《误入歧途的心灵》《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过得越来越快-记忆如何塑造我们的过去》等。
很多人到了七八十岁忍不住要写自传，这其实是一种记忆驱使的冲动。
有些老人的回忆录把年轻时代写得栩栩如生，我不禁有点怀疑：那是真的吗？一个七老八十的人真的能记得那么清晰，连当年的语气都记忆犹新？这似乎不太可能，多多少少会有点偏差吧。
荷兰心理学史教授杜威·德拉埃斯马是位记忆研究专家，在《怀旧制造厂：记忆、时间、变老》一书中告诉我们：人们写自传时，记忆似乎会发生变化，并非记忆变得不可靠了，而是一件事情以不同于当年的另一种方式被表述出来。
比起年轻人，老年人对这种变化更有经验。因为一个六旬之人经历过20岁，而一个年轻人不知道年过花甲是什么感觉。经历人生漫漫长路上的各种意外、挫折和欣喜之后，你记住这些东西的方式不同，它们的含义也就不同，记忆过程中会有一些细节上的修改来印证或支持你后来的解读。
这似乎不足为奇，但我们仍然要问，那些细节真的记得住吗？
直到最近20年心理学家才承认，对于回忆来说，可靠或许并非最重要，重要的是回忆的力量正在起作用。记忆在人到老年时重新返回，比中年时期更频繁地出现在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情景也更鲜明。
德国作家格拉斯[4]的自传《剥洋葱》出版时备受瞩目，因为他承认并忏悔年轻时参加纳粹党卫军的不光彩历史。有记者问他：“当人到了几乎八十岁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离您一定非常遥远了吧？”格拉斯回答：“不是这样的，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如果要我准确地说出1996年我做了哪次旅行，我非得瞧一眼哪本记事本不可。但上了年纪之后，对童年阶段的记忆反倒清晰了许多。至于什么时候是写一些自传的恰当时间，显然也和年龄有关。”
这种说法很有趣。通常说老人记性不太好，因为他们容易丧失“预期记忆”。这是一种负责计划的记忆，即打算做什么的记忆。往事总是跟其他事情交织在一起，有背景，有脉络，所以好记些。然而我们有时发现人越老，年轻时的记忆越清晰。二三十岁的人可能记不清十几岁的事情，到了60岁反而记忆分外清晰，而且回忆自动涌现，无法操控。难怪很多人到了七八十岁忍不住要写自传，这其实是一种记忆驱使的冲动。
几乎所有自传都呈现一个模式：七八十岁的人回忆一生时，最近几年占的分量最少，童年的事情稍多些，花最多时间书写的是二三十岁。那是一生之中最具影响性、界定性的一刻，到老年就会突然涌现，提醒自己曾经走过什么样的路。
如果你问年轻人和老人一件最近发生的事，如果都记错时间的话，年轻人会觉得就在不久前，老人则会把它提前很多年。这是记忆的“望远镜现象”：最近的事情推远了，久远的事情反而拉近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说孙子好久没来看他了，其实可能上个星期甚至前天刚刚见过面。
有些老人本来很爱读书，后来完全失去兴趣。是否因为刺激大脑记忆的东西越来越少，以致老人的记性不断衰退？答案相反。大不如前的记性封锁了越来越多原先带着乐趣去探索的领域，老人不再回复来信，不再理解纪录片的内容，慢慢陷入沉默。最重要的是，他连自己忘记什么都已经忘记了。
（主讲梁文道）
《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
揉捏大脑橡皮泥
多米尼克·斯垂特菲尔德（DominicStreatfeild，1969-），英国作家、独立纪录片制片人。擅长军事与安全题材，拍摄探索频道“恐怖时代”系列纪录片等。《洗脑术》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官书架”推荐书目，另著有《可卡因传奇》等。
对付洗脑术，本身就像洗脑。
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惨重，为什么会死伤那么多人？一个原因是中国军队太过仁慈，把枪举向天空以免射伤敌方。这是真的吗？
说这话的是一位英国士兵。他被中朝军队俘虏了，过段时间在电台说，他得到中朝人民的宽待，现在出来坦白交代。这太离谱了吧？在彭德怀将军的率领下，人家要打死我们，我们却不射杀人家，这可能吗？当时就有这么一批英美战俘出来“坦白交代”，比如说美军不断对朝鲜使用细菌武器，其实后来发现美军并未发动细菌战。
战俘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这就涉及洗脑术。《洗脑术：思想控制的荒唐史》所说的洗脑术，并非广义上针对社会层面的大规模洗脑，比如广告、政治宣传，而是针对个人的思想控制。那位英国士兵的话，很明显是思想控制的结果。战争结束后，朝鲜释放了很多战俘回国，但有20多人坚决不回去。这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才是出路，资本主义太过腐朽，他们的国家攻打共产主义国家是背叛了二战时期为正义作战的光荣传统。这件事立即引起西方情报部门的注意。他们并非第一次注意到共产主义阵营这种奇怪的现象。当年斯大林搞“大清洗”运动的时候，西方外交官在著名的莫斯科大审判[5]中发现：很多受审者自列宁时代就投身革命，一上法庭却说他们叛国，而且坦白到歇斯底里的程度，说他们背叛了共产主义，背叛了革命，请处以极刑。最后他们全部被枪决，而他们居然感激涕零。
从那时起，西方情报部门一直在研究共产主义阵营如何洗脑。当然，英美国家也很懂得洗脑。他们发现苏联的审讯方法很有效，后来也效仿。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存在一种古怪的经验交流，双方从投诚者口中套出对方的招数，然后互相学习洗脑术。
苏联厉害之处是，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大量运用行为心理学和其他心理学法门来洗脑。有些审讯方法今天已耳熟能详：犯人意识到不彻底屈服则审讯不会结束，于是编造罪行，向审讯人员摇尾乞怜。通过这种方式，犯人说服自己的确犯下这些罪行，再难分清真实与虚构。最有名的审讯方法是“魔法屋”：屋子本身和里面物体的形状均不规则，让犯人丧失正常的方向感和空间感。屋里的灯不停转动，在墙上投射出旋转的图像。家具摆设半透明，床倾斜的角度让人难以入眠，屋里还隐藏扬声器播放各种奇怪的声音。用餐时间经常变动，有时仅间隔五分钟，以扰乱犯人的时间感。犯人被下安眠药，有时赤身裸体地睡觉，醒来却穿戴整齐，有时和衣而睡，醒来却一丝不挂。这些都是为了扰乱犯人的心志。
后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发明了一个更厉害的洗脑术——感官剥夺，灵感来自苏联。犯人被关在注满94.8华氏度（约35摄氏度）液体胶的水箱里，赤身裸体，四肢被绑，头部包在类似潜水员头盔的东西里来维持呼吸，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这样让感官全部丧失，讯息无法进入大脑，久而久之会把人逼疯。英国有特种兵参观过这种方法，结果想出一个办法来对付：专心盯着自己的阳具，做各种色情想象，让大脑和感官保持活跃。
洗脑术有很多，最生理性的是直接下药，比如LSD（一种迷幻药），还有催眠术，或者一连串心理酷刑，让一个人的心房慢慢崩溃，思想意识渐渐模糊，然后整个人彻底改变。
对付洗脑术，本身就像洗脑。当年英国情报部门跟爱尔兰共和军斗争时，常常抓人来审讯，用各种洗脑术使之意志软弱、思想改变甚至完全转向。走漏风声后，爱尔兰共和军认为必须认真应对洗脑术，方法是先自行经历一回。这是当时情报部门和特种部队必须做的事。在被敌方抓获之前，他们已历经无数酷刑和恐怖的心理实验，只不过是自己人施加在自己人身上罢了。
如果有人被洗脑了，你得给他反洗脑。反洗脑是逆向操作，但程序其实一样。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一个叫福特·格林的人用“思想解毒”的方法对付所谓邪教。他经常绑架“误入歧途”的信徒，用各种方法恐吓对方，让对方大哭、吼叫、呻吟直至崩溃，然后他迅速介入以重建对方的信仰，最后宣称已将此人挽救回正常世界。
可笑的是，这位思想解毒者的妹妹凯瑟琳·格林却是统一教信徒。韩国统一教教主文鲜明[6]已去世，他创立的宗教引发很多争议。很多人觉得统一教很古怪，甚至有人觉得是邪教。成员脱离原来的社会圈子，似乎失去一个人应有的自我控制，有时甚至并非自主择偶，而是由教主“钦定”。这种婚姻会出现古怪的现象，比如凯瑟琳·格林嫁给一个陌生的日本男人，她不会说日文，丈夫也不会说英文。
统一教等很多宗教惹人诟病的地方在于，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说明在传教。耶稣会说，你们跟随我吧，我带领你们走向天国。统一教则说我们有很快乐的生活方式，搞半天才跟你挑明，而你往往已不想离开。对新加入集体生活的成员，他们尽量让你和朋友隔离，经常又唱歌又游戏，把你们搞得很忙，不让你们有私下交流和反省的机会。每当你给家人打电话，他们会很友善地站在旁边，让你不好意思说坏话。他们还会把你原来生活的那个世界描绘得十分恐怖，说你的家人不赞成你跟他们在一起，是因为你的家人已背离正道。
这听起来就是洗脑术，但问题是，对付这种洗脑术的人也不是好东西。1993年，纽约一位思想解毒者计划劫持一名异教徒，结果在街上绑错人，被判入狱七年。有人把一个女孩从狂热思想中“解救”出来，胜利地叫嚷道：“你们会为此感到欣慰的，你们的女儿变回基督徒了。”女孩的父母倒吸了一口气，女儿以前可是犹太教徒啊！由此可见，思想解毒者本身也带有宗教狂热。
洗脑也好，反洗脑也罢，其实都是洗脑。我们不要过度关注这种事情，否则就陷入古灵精怪的阴谋论。我们动不动就认为是CIA的阴谋，其实可能并无证据。然而对坚信不移的人来说，没有证据则意味着有很多证据。
（主讲梁文道）
《中情局罪与罚：CIA60年秘史存灰》
CIA家丑外扬
蒂姆·韦纳（TimWeiner，1957-），《纽约时报》记者，两度普利策奖得主。《中情局罪与罚：CIA60年秘史存灰》于2007年获美国国家图书奖，另著有《FBI罪与罚：联邦调查局的百年忠诚与背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