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都不记得更好。总而言之，所有激战都是在想象中进行的。
——村上春树，《青蛙君救东京》
在我们这个特殊的俱乐部中，来自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年轻姑娘们总是组成一个小团体，被我和林赛称为“东方集团”。即使听不懂她们的语言，我们还是可以很容易地识别出她们的头儿是一位叫做斯维特拉娜的年长一些（确切地说是二十七八岁）的女人。斯维特拉娜有着一头我所见过的最长最红的头发，在工作之前，她总是仔细梳理着那头卷曲的秀发。我和林赛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红长发”。
妈妈桑知道斯维特拉娜讨厌我，但她仍然经常把我们俩置于对立的境地中。我的意思是，妈妈桑会让我们俩同时在一张桌子旁陪同一位客人，我们必须为夺取客人的注意力而竞争。或许是为了让我们保持警觉性，所以才想让我们之间存在这种竞争。
这场精心策划的我与斯维特拉娜之间的决斗经常是如此进行：如果我和斯维特拉娜都坐在等待区的桌子旁，一位客人独自走进俱乐部，并对女孩没有确切的要求，妈妈桑就会先指定斯维特拉娜，并把她送到客人的桌子旁。
妈妈桑会告诉客人：“这是斯维特拉娜，来自俄罗斯的美女，她还合您心意吗？”客人差不多通常会点头表示同意，正如在品尝了美酒后对男侍者点头示意一样。第一位接待客人的女孩通常会递给客人一条热毛巾，让他擦擦手和脸。
妈妈桑会回到等待的桌旁，彻底地把每一位姑娘仔细打量一遍，然后再指向我。
“这是黛西，”妈妈桑把我送到客人的另外一边，然后说道，“她来自美国，但是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日语。是不是很与众不同呢？”客人会第二次点头示意，于是我开始向他展示我们提供的各种威士忌，他会选择某个品牌，然后我就优雅地替他斟上酒。我和斯维特拉娜轮流给他的杯子里添加冰块或是擦拭杯子外面的冷凝出的液体。
游戏继续，规则相当复杂。我们的活动总是在持续的被观察下所进行的——为了确认我们两人中谁更能赢得客人的注意。在喝第一瓶酒的时间里，“竹竿”或妈妈桑就会轻轻敲一下我们其中一人的肩膀，示意她回到等待桌的座位上去；接着再用同样的方式用另一个女孩把我们两人中不成功的那位换走。事情总是这样发生的，“花朵”的安排总是不断地变动。
回头想一想，妈妈桑让我和斯维特拉娜互相敌对，为了增加我们工作的潜力而秘密做出的努力真是非常成功。由于我要和斯维特拉娜竞争，所以赢得那些年龄是我的两三倍的男人们的注意，越来越成为我优先考虑的事情。我开始害怕坐在等待桌旁，因为这是一种失败的象征，我期望被挑选去陪客，好像这真的很重要似的——因为这是成功的象征。
有些时候，通过极大的努力，斯维特拉娜成为了我们中的胜利者。她立即把客人的手放在她的手上，开始为他按摩胳膊或是在他的耳边细语。我从桌子的另一边看过去，真是令人恶心的景象。
然而，当斯维特拉娜被领回等待区时，客人们通常会对我表现出更大的兴趣，这只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只要我和客人讨论他最近的纽约之旅或是其他诸如此类的话题，就能把他的注意力从斯维特拉娜身上转移到我这里。
作为一位“真正的美国女孩”，我在“皇宫”里是非常罕见奇异的品种。美国女人一般不在日本的陪酒女郎酒吧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我们的文化有很深的清教徒根源，所以我们很难相信这种工作真的不涉及性或者触碰；其次，与东方儒家思想的社会相比，我们的文化不是一种服从型的文化，这使我们比较难以忍受按照直接的命令去行事，无法遵守死板的社会法规；除此之外，在陪酒女郎酒吧工作的女孩大多出生在1980年以后，而20世纪70年代美国刚好经历了第二次女权运动，因此，美国大多数年轻女孩都不习惯扮演从属地位的角色——这是安藤第一次见面时就提醒我的事情；还有，即使是为了薪水，我们也不擅长在言语或行动上迎合男人的需求——事实上，当我们喝了酒以后，我们会逐渐更拙于表现“淑女”的气质。
然而，之所以在陪酒女郎酒吧里工作的美国女人很少，最主要的原因或许是与移民问题有关。韩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德国的陪酒女郎只要有张工作假期签证就可以来日本了，这是日本和以上国家达成的互惠的协议，允许国民在海外工作一年。而美国和日本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协议。
在我的经历中，置身于这个“游戏”中最认真的陪酒女郎通常来自俄罗斯、中国、罗马尼亚和菲律宾这些国家，她们几乎都为了签证而结婚。但是这种过埠新娘只是普遍存在于那些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日本的国家里，因此美国人也不存在这种倾向。
过去，陪酒女郎可以取得六个月的“娱乐签证”，但是最近几年政府批准这类签证时又增加了很多严格的限制，基本上没有陪酒女郎酒吧可以再提供这类签证了。
为了在日本合法地工作，所有的美国人（除了那些有配偶签证的人，她们不适合被计入到潜在的陪酒女郎人口统计中）必须有大学学历，还得有个合格的担保人证明这个美国人有独特的技能，可以给日本社会带来利益。
因此，在日本当陪酒女郎的少数美国人一般都曾经当过英语老师，相对于“水生意”中陪酒女郎这一行来说，她们有着过高的学历，并持有过分独特的好奇心。我猜想这可能是斯维特拉娜如此讨厌我的原因吧。除此之外，我受教育的程度也比她高得多。
在那时，我已经能够按照正确的语法使用日语，这反映出我多年来对日语深入的学习，所以我讲话的方式与那些俄罗斯人在几年工作中学到的粗俗的日语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可以用日本汉字写出客人的名字。日本汉字是日本三种书写体系中最难的一种，包括几千个起源于中国古汉语的文字。
林赛只会说英语，所以经常搞不清周围的状况，“东方集团”因此很得意并且瞧不起林赛。然而由于我可以用四种语言进行对话，这些俄罗斯女人对我有种特别的厌恶。
“你在哪儿学的日语？”一天晚上埃琳娜在陪酒女郎车上问我道，她是俄罗斯小团体中的一员，会说一些英语。
“大学里。”我答道。
“那……你在这儿做什么呢？”她略有威胁似的问我。
“问得好。”我一边说，一边冲她虚伪地笑了笑，转过脸去装作回复手机短信。
尽管斯维特拉娜无疑是我第一个真正的敌人，但我还是曾努力对她表示友好，结果我虚假的笑容只令她更加厌烦。当客人去了盥洗室或注意力分散时，我再三地尝试打破与斯维特拉娜的冷场。我不会说俄语而她不会或许也不愿意说英语，所以我会用日语试着说些话。
“那么你来自哪里呢？”我曾经装作不知道的样子这么问她。
“俄罗斯。”对她来说转过脸来面对我似乎非常痛苦。
“俄罗斯什么地方？”我坚持问道。
“说了你也不知道在哪里。”她试图不再理睬我。
“说说看嘛。”我冲着她展开微笑，可对她来讲，这明显是个侵犯的表现。
“圣彼得堡。”她冷淡地说道。
“我当然知道那个地方，”我说，我已经学会了受到冒犯时如何隐藏自己的情绪，“我认识一个从圣彼得堡来的人，他叫做彼得，是不是很有趣？”
没有回应。
但是我没有停止。表现友好、讨好别人突然成了我的专长。
“我认为你非常漂亮。”我撒了谎。
“Urusai（闭嘴）！”她吼回来。
她刚才是说我讨厌吗？我在心里想道，这可是在宣战啊。我已经试着对斯维特拉娜表示友好，不顾她每天厌恶地瞪着我，我有时甚至还会微笑面对她。当她公然偷了我的客人时，我就会望向旁边，想着她也许更需要钱。尽管如此，我还是试着表现出友好。
但是这次斯维特拉娜成功地惹恼了我。
“用俄语怎么说‘操你’？”我礼貌地问道，我对自己巧妙的辱骂方式非常满意。这时，我们的客人突然从盥洗室回来了，他好像一直待在那里手淫。
“安静！”她说道。
“不，斯维特拉娜，我真的想知道。”我故作天真地说。
不幸的是，妈妈桑嗅出了我们这里冲突的气息，把我从桌子旁带走，换上了琳达。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我甚至在等待桌旁还没舒舒服服地坐到一分钟，“竹竿”就过来告诉我，妈妈桑要在俱乐部外的门厅那儿见我。在门厅那儿，妈妈桑责备我在客人桌子那里制造紧张气氛，我的行为与她付我薪水要求我做的事情完全相反。
“但是，斯维特拉娜……”我开始表示抗议。
“如果你不喜欢我说的话，你可以回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说出这样的话，虽然以后还听过很多次。很明显，德斯蒂妮完全露出了她的真面目。
“我要离开这里，”那天晚上我和萨曼莎一起去六本木的一家专门经营中东水烟袋调味烟草的酒吧喝酒，我吸着水烟对她这么说，“我不能应付斯维特拉娜。她是个臭婊子！”
“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俄罗斯女人不喜欢你和林赛吗？”她问。
“我不知道，”我答道，“我该死的又没对她们做过任何事情，真是太讨厌了。”
“那些男人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你们美国人。”她若有所思地说。
“为什么？”我疑惑地问。
“可能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她答道。
“那是愚蠢的，每个人都恨美国，不是吗？”我反驳道。
“你没注意到男人们总是想碰那些俄罗斯女孩吗？虽然根据官方说法，这是一家无触碰酒吧，但是客人们认为，如果那女孩来自于比较贫穷的国家，那么他们就更容易逃脱处罚。”
“但是斯维特拉娜总是主动碰他们！”
“不，”萨曼莎责备我说，“斯维特拉娜总是抓着客人的胳膊和手，这样她就随时能知道他们放在哪里。”
“天哪，”我明白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那些。”
在那晚与萨曼莎讨论后，我茅塞顿开，对斯维特拉娜的想法也有所不同了。虽然可以肯定，我和斯维特拉娜永远不会成为朋友，但是从那以后，我不再故意尝试惹恼她了。有时，我甚至会偷偷地想，我们俩好像是站在同一战线的——至少应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