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座城市的街道没有名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却几乎是不可识别的,一个一个组成这个城市的空间是没有命名的……只能通过人类的活动来认识这座城市。你不能通过书本、地址来确定自己在其中的方位,而是要通过游历、观看、习惯、经历。在这里的每一处发现都是强烈而脆弱的,只能通过留在你记忆中的痕迹来重复寻回。
——罗兰·巴特,《关于东京》
每晚结束工作后,“等待”仍将继续。因为我们要等着经常迟到的“夜班车”出现在俱乐部门外,不过这时我们终于可以说话或睡觉了。
“皇宫”在凌晨两点打烊,开往东京的最后一班列车早就已经开走了,而且日本的出租车不是一般的贵。所以,我们所有的陪酒女郎每晚都会挤进一辆大面包车,它最终会把我们每个人送到家门口——“最终”,我的意思是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因为我和林赛是最近才加入“皇宫”的新人,所以我们往往是最后一批下车的人。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乘坐俱乐部提供的交通工具离开银座。晚上打烊后,妈妈德斯蒂妮经常会把她的奔驰车开到门口,亲自开车送几个最成功的陪酒女郎回家。一些陪酒女郎会从客人那里拿到乘坐计程车的钱,更常见的情况是与客人共乘一辆计程车。还有些人会告诉“竹竿”她们不需要“夜班车”然后就消失了。结果,这辆被我和林赛亲切称为“陪酒女郎之车”的面包车,每晚结束后都载着不同的人回家。
作为“皇宫”的新增员工,我和林赛总是最后一批下车。这就意味着,在度过漫长的一晚上工作和饮酒之后,我们还要绕着东京及其周边地区转一个多小时之后才能最终到家。因为我们是最后下车的,所以我们俩总是坐在面包车的最后面。
车里的气氛与在俱乐部里面截然不同,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互相聊天了。
在我们刚开始工作第一个星期的某天晚上,坐在面包车最前面的两个女人在用俄语聊天,可能是在谈论有关我和林赛的话题,因为当时我们俩表现得像模式化中讨厌的美国人那样,大声喧哗。但这是无法控制的,因为我们俩刚巧都有些醉意。
林赛大声地抱怨她是如何陷入窘境:她和一个坚称自己是阿道夫·希特勒转世的男人聊天,为了演示纳粹的敬礼,他差点把一瓶威士忌碰翻。他非常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我喜欢希特勒,”他经常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自己重复念叨,“我喜欢布什!我喜欢拉斯普钦!
“拉斯普钦是谁?”我问道。
“管他是谁,”林赛说,“关键是我不得不一直彬彬有礼地对他保持微笑。”
“规定要求我们必须同意客人说的任何事情,”我得意地笑道,“那么你有没有这么说‘是啊,这是白人的力量’?”
“我甚至不能提醒那个日本人说,他不是个白种人!”她继续抱怨着,“我只能说,请再来点酒吧!”说到这儿,我们俩突然大笑起来,明显再次激怒了那两位俄罗斯女人,特别是其中叫做斯维特拉娜的那位。感觉到不快的气氛,林赛稍稍放低了声音,继续向我述说,她是如何恳求“竹竿”帮她换到其他桌的客人那儿。但是事实证明这非常困难,因为那个男人只愿意让白人姑娘陪他,而我和那些俄罗斯女人在那时都已经有客人了。
“我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些男人愿意为聊天花费这么多的钱了,”我若有所思地说道,“除了陪酒女郎,还有谁能容忍像这样的男人?”
斯维特拉娜首先下了车。她有一头蓬松的红色鬈发,尖锐的淡褐色眼睛,总是用鲜红色的口红来涂抹丰厚的嘴唇,还有着非常丰满的胸部。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笑。下车时,她会静静地与克莉丝汀娜道别。克莉丝汀娜就是刚才和斯维特拉娜聊天的另一位俄罗斯人,她有着长长的金发,精心涂抹过的眉毛和显而易见的假睫毛。除了克莉丝汀娜和司机,斯维特拉娜不和任何人说话,当她砰的一声关上身后的面包车的滑门时,给车里带进了一阵冷风。
接下来下车的人是克莉丝汀娜。她从浅睡中醒来,一言不发,踉踉跄跄地从车上下来,走到公寓大门那里。
“我要去野餐,”轮到林赛继续进行我们无聊的游戏,“我要带上苹果、蓝莓蒸馏酒、可爱的男孩、唐培里侬香槟王、鸡蛋冰淇淋、水果卷,葡萄苏打……还有……还有……轩尼诗!”
“葡萄苏打和轩尼诗?”一个女人转过脸来不以为然地对我们说,“真是糟透了!”她有着黑色的短发、大大的像小鹿一样的眼睛、无瑕的皮肤和异常纤细的身材。
“不好意思,我们打扰到你了吗?”林赛歉意地问道。
“不,没关系,”她说。我们后来知道她叫琳恩,来自南非,“你们俩很有意思。”
“嘿,我们能和你们一起玩游戏吗?”萨曼莎和琳达也趁此机会从她们母语——菲律宾语的对话中转换到了英语,“我们不能经常练习英语。”
“当然了,”我说道,“就想想你会带什么去野餐,以‘我要去野餐……’作为开头”。
接下来在六本木十字路口下车的是琳恩和她的巴西伙伴德丝莉。六本木是东京年轻人夜生活的繁华中心,特别是对于那些外国人来说。“你们住在这儿吗?”当琳恩收拾东西准备下车的时候,我疑惑地问道。“不,我们只是出去聚会。”她回答道。
“我认识‘发源地俱乐部’的经理,”她继续说道,“你们俩想要一起来吗?”我和林赛只能表示今天太累了,对这个提议一笑而过。毕竟现在已经差不多是周二凌晨三点钟了。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邀请,”林赛与她们告辞,“也许哪天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出去玩,比如说周五晚上。”
“没错,周五。”我同意。
下一个下车的女孩叫做安娜斯塔西娅,一个安静的模特儿。除了俄语,没人听过她用其他的语言说过话,所以大家推测她可能不会外语。一眼就可以看出,安娜斯塔西娅是来日本发展模特事业的,只是在模特拍摄间隙来“皇宫”工作。我们大概都听到了这个小道传闻。安娜斯塔西娅语言能力的缺乏可以说明:只要一个女孩长得足够漂亮,她就可以什么都不做地待在“皇宫”的世界里,甚至不用说话。
然后面包车开到歌舞伎町,放下爱可。爱可是俱乐部里唯一的日本人,在离开之前,她会微笑着,很有礼貌地向所有人的大致方向鞠个躬,虽然当我们挨着她坐时,她从来不愿意和我们说话。她的行为举止是典型的日本人。
“她不住在这里吧,对吗?”当我看到爱可离开繁忙的十字路口,我问萨曼莎。我会如此猜测是因为在这“红灯区”里根本就没有住宅区。
“是啊,她不住在这儿。”萨曼莎显然知道些什么。
“天啊,”我惊叹,“她不会在‘皇宫’下班后,还要来这儿工作吧?”
那时候,我已经知道在歌舞伎町,除了大量煽动观众参与的口交酒吧、洗浴中心、脱衣舞俱乐部外,还有一种店叫做“角色扮演俱乐部”。“角色扮演俱乐部”是一种让客人享受性角色扮演的妓院,妓女们会打扮成医生、护士、女警,还有最受欢迎的女学生的样子。
有着不同的等级,东京的娱乐区真的是在测试人类想象力的极限。作为东京最色情的红灯区,歌舞伎町这个名字源自于日本传统的歌舞伎剧场,唤起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在日本历史上,歌舞伎剧场的表演者就等同于卖淫者。
“不,不,”萨曼莎笑道,“爱可不在这里工作。”
“那我就不懂了。”我有些迷惑了。
“显而易见,”萨曼莎叹气道,“爱可和一个‘牛郎’(在酒吧为女性客人提供服务的男人)在恋爱啊。你知道,歌舞伎町也是牛郎酒吧最多的地方。”
夜总会的“牛郎”就等同于男性的“陪酒女郎”,是正在东京不断发展的现象。“牛郎”的生计依赖于他们与日本中年家庭主妇们打情骂俏,提供娱乐。在丈夫们追逐陪酒女郎的时候,这些主妇们总是被丢在家中。偶尔也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陪酒女郎拿着她每晚的收入来这里寻找心仪的男人,然后轮到男人为了薪水,给女人提供精神按摩,令她们重拾在夜店工作中丢失的自信。
“我不明白,目前为什么这么多日本陪酒女郎把她们所有的钱都花在‘牛郎酒吧’里,这太愚蠢了。”萨曼莎说道,“我的意思是,不管这个男人是谁,爱可只是他的客人而已。她难道不明白吗?她又不是不了解这一行!”
“真古怪,”林赛说道。
琳达在池袋下车不久后,我就在面包车里打瞌睡了,没机会和我新熟悉的朋友萨曼莎告别。
不知过了多久,林赛把我从睡梦中摇醒,让我用日语给面包车司机指明从主路到我们公寓门口的方向。在东京一个简单的地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几乎没有一条路有确切的名字。指出一处用数字标明的地址后还没结束,因为要考虑东京的建筑物是根据他们被建造的顺序给出数字的,而不是根据远近的连续性安排的。
下车后,我向司机道了谢,就马上冲回家躺倒在床上。我们躺在床垫上,盯着只有壁橱大小的房间的天花板——这是我和林赛现在住的地方。
“我真不敢相信,德丝莉、琳恩和爱可现在还在外面聚会呢。”我咕哝道。
“你睡着的时候,萨曼莎告诉我琳恩公寓里还有两个孩子呢,她每天晚上出去狂欢时,就把他们留在家中。”林赛说道。
“这太不可思议了。”我难以置信地说道,然后转身对着墙睡觉。
“睡觉前去刷个牙。”林赛命令道。
“除了睡觉,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我嘴里咕哝着。
“我倒要试试看。”林赛从床上爬起来,挪进浴室。在我们俩当中,林赛总是比较积极、比较理智的那个。
几分钟后,我的伙伴从浴室出来,关了灯。
“哇,我的牙齿感觉既舒服又干净!”我在半睡半醒中,她又把我弄醒了。
“闭上你的嘴,林。”
“我也爱你哦,丽亚。”
“到两个星期了没?”她问我。
“我已经没有时间观念了……”在我现在的情况下我真的记不起任何事情。
“我们两个星期后也不会离开吧,是吧?”她叹气道。
“好像是的。”我承认。
“是啊,好像是不会离开的。”她表示赞同。
“亲爱的,晚安。”
“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