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恐惧是一种盲目而一无是处的强烈情感，它起着消极作用，既令我们身陷忧愁之中，又令我们神智恍惚，想入非非，竟然有千百种或许根本就不会发生的恐怖事情涌进脑海。我们根据人们对我们讲过的实实在在的一些话，当初认为那些英国与荷兰船上的水手——尤其是那些荷兰人——听到海盗一词便怒火万丈，更何况他们的小船被我们打得逃之夭夭，因此不会费心思先来问问我们到底是否海盗，而是立即处决我们。我们想到，有许多不言而喻的证据摆在他们面前，他们无需再进行什么调查了；这些证据是：一，这条船一定就是原来的那条，他们其中的一些海员曾在这船上干过，对它很熟悉；二，尚在柬埔寨的那条河里，我们就得到消息，说是他们要顺流而下过来检查我们，而我们把他们来访的小船击败后就逃走了；如此一来，他们就毫不怀疑地完全确信我们是不折不扣的海盗——一如同我们确信自己不是海盗一样；而且，像我常说的调换情形的话，让我和他们易地而处，我想我也会倾向于抓住这些情况作为证据，毫不犹豫地把全船的人碎尸万段，一点也不会相信他们提出的辩护之词，甚至考虑一下也不可能。
不管什么情况，我们总是为此担心；我的合作伙伴和我夜里睡觉时，差不多总梦到绞索和帆格，换句话说，即被吊死后还被挂在那儿示众；梦里还有打斗和被抓，杀人和被杀；我在某一天夜里，梦见荷兰人登上了我们的船只，便奋力出拳，打倒了他们的一个海员，但那狠狠的一拳却落在了我睡于其中的舱室的板壁上，由于出拳很重，我的手受了重伤，不但皮开肉绽，而且打断了指关节，把我从梦中痛醒过来了。
我深深害怕的另一点是，万一他们抓住我们，也许会施以虐待，一想到这里，安汶岛〔位于印度尼西亚马鲁古省。一六二三年初，荷兰驻安江岛总督听密报说在日本雇佣兵的帮助下英国商人计划谋杀他，便下令逮捕这些嫌疑分子，在酷刑折磨下，这些嫌疑分子招认了罪行，经法庭判定，同年二月份处决了十个英国人、十个日本人和一个葡萄牙人〕的情况便映现在我的脑海之中，并使我联想到，荷兰人会像对付我们的同胞一样对我们滥施淫威、迫使我们中的一部分人受不住酷刑，屈打成招供认从未染指过的罪行，或者招认我们是一帮海盗，如此而来，他们处死我们既冠冕堂皇又公正无私了；而且，我们的船和货物也价值四五千英镑，他们利欲熏心，为了占有它们，很可能不择手段。
我的合伙人和我没日没夜地被这些想法所折磨；我们也并不认为那些船长们无权这样做；而万一我们向他们投降，沦为他们的阶下囚，他们却依然对我们滥施酷刑，处死我们，那么，他们只要敢回国，就必定要付出代价；然而，这个想法并不能安定下我的心，由于他们即使先这样做，然后再遭惩罚，我们又能落到什么好处呢？或者说，如果我们被处死在先，他们回国后再受到惩处，我们又有什么可高兴的呢？
这里，我不禁回忆起当时的种种想法，回忆起在那种特殊环境中我的千变万化的处境；当时，我想想自己也够惨的了：我过了四十年苦难不休的生活，直到最后，好像是来到了一个人人向往的港口或停泊地，换句话说，到了一个富足的休闲之地，然而我竟作出了不幸的选择，鬼使神差地陷入这新的烦恼之中；而且，多少劫难我在年轻时就已逃过，而今垂垂老朽，却竟然面临被绞死的下场，而且是在远离祖国遥远的一个地方，而作为凭证的竟然是我压根儿都不可能会犯的罪行，更勿庸多说我犯下了这宗罪。
念头转到这里以后，某种宗教理念会油然而生；我感到是上天直接安排了这一切，而且只应当这样看待这事，应当毫不抗拒地服从；尽管在世人面前，我是清白无辜的，但在造物主面前，我就永远不是清白无辜的了；因此我应该自省和检查，省视我的一生中是否犯下什么其他最为难赦的罪行，而可能上帝正是为此，理所应当地降下这种惩罚，作为我的报应；如果上帝真心愿意在我身上降下这种灾难，我应当像接受一场海难事故一样坦然接受它。
随后，有时天赋的勇气会接踵而来，这时我就给自己打气，断然作出决定，由于我认为与其让一帮冷酷凶残的混蛋逮住，遭受他们野蛮的折磨，倒远不如落入野蛮的土著手中，即使他们抓到我后一定会把我吞入腹中，但毕竟前一帮人是可能为发泄对我们的怒火而在我身上施加非人的野蛮酷刑的；而要是对手是生番，我做了死的准备，但无论如何也要拼到最后一口气，可如今，既然我认为落入这帮人手中极端恐怖，至少在我想来被生番吃掉也不及此，那么我为何不这样干呢？说句良心话，那帮人能想出许多比杀人还狠毒的手段，而生番不过先把人爽快地杀死，然后才大嚼一通的。每当这些念头占上风的时候，我总是激动手并未到来的那场激战，情绪亢奋难捺，只觉得目光如电，热血沸腾，似乎正在进行厮杀；我打定主意，决不屈膝请求他们宽恕饶命，而且，一旦到那时我无法坚持抵抗下去，我就炸掉船和船上的一切，让他们得不到一丁点可供夸耀的战利品。
压在我们思想上的这种惊惶和焦虑越是沉重，看到自己已现身于岸上时我们就越显欢乐；我的合作伙伴告诉我，他当初梦见自己的背上压着沉重异常的重物，还得背负重物爬过一个山岗，可就在他认为自己已不堪重负时，那位葡萄牙领航员来了，帮他拿走了背上的重负，然后山岗也不见了，在他面前展现的是坦途；事实也确实如此，他们大家都像卸去了重负而轻松地叹了一口气。
对我来说，正在这块石头压得我的心支撑不了的时候，我心上的这块石头被挪开了；就像我上面所说的那样，我们决定从此再也不驾那条船出海了。我们上了岸之后，已成为我们朋友的老领航员帮我们找好了住所，也为我们的货物找到了货栈——顺便说一句，这货栈并非两样；这是一座连在一幢大房子上的小房子，这大小房子都是用竹子搭建的，还有大毛竹编成的栅栏围在外面，以防顺手牵羊的小偷入内——看来，那里的贼也真够多的。然而好在当地的官员答应派个警卫给我们，于是我们便有了个持朝站岗的士兵竖在门口；我们每天仅支付他半升米和价值相当于大约三便士的一个小钱，我们的货物便得以安全无忧。这里通常也举行集市贸易的，但最近的集市已在几天前举行过了。可是我们看到尚有三四条中国帆船和两条日本船泊在河里，由于另一些日本商人尚未离岸，因此这两条已装好了在中国采购的货物的日本船只还没有启航。
我们的葡萄牙老领航员首先安排我们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拜会了在城中的三位罗马夫主教的教士，他们出于令当地人改信基督教的目的已住在那儿好长一段时间了；但在我眼中，他们这工作做得没多大成效，即使他们使别人改信了基督教，也仅仅造就了一批不合格的基督徒一一但话又说回来，我们同这事毫无关系。他们三个人当中，一个是法国人，人们称他西蒙神父，第二是葡萄牙人；第三个是******人。西蒙神父为人随和，谦恭有礼，平易近人；而另外两位则相比之下矜持拘谨，不苟言笑，完全是一本正经来工作的，也就是说一有机会便找当地人亲切交谈，千方百计地让人家接受自己。我们常和他们一起吃肉喝酒；我说句心里话，尽管他们所谓的让中国人改信基督教一事，同真正使异教徒笃信基督教的要求有天壤之别，看起来最大收效只不过让人家熟悉基督名号，让人家以自己并不懂的语言对圣母玛利亚的耶酥祈求幸福，这些我们称之为传教士的虔诚基督徒却坚信不疑那些人将会得救，而救世主的使者正是他们，他们抱着如此崇高的目的，不但甘受旅途的劳苦，甘冒住在此地的危险，而且有时候种种酷刑，或者是被夺走生命，正是干这种工作的回报。
但还是言归正传吧。现在回忆起来，当时传教会要那位法国传教士西蒙神父去中国皇帝御驾所在的北京的命令已到了西蒙的手中，他当时只是在等另一位受命同去的传教士从澳门前来；而他与我们几乎才相识，西蒙神父便热情地邀我去北京一遭；他说他要让我看看这强盛帝国的全部辉煌的地方，包括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他说道：“把你们的伦敦和我们的巴黎加在一起，也不及这个城市大。”我承认，这个北京城确实无与伦比，而且繁多的人口把它挤得满满当当的；然而我看待这类事物的眼光颇与人有些不同，因此在我的旅途中需要具体阐述的时候，我会简略地表达自己的观感的。
但现在让我先来谈一谈那位身为神父的传教士吧。有一天我们同他一起吃饭，大家玩得很开心，我略略流露出了一点愿意同他一道去北京的意思，他便高兴地又是劝又是催，要我和我的合作伙伴当即答应。“西蒙神父，”我的合作伙伴说道，“你出于什么原因这么希望我们同你作伴呢？你知道我们双方的信仰有所不同，因此你不会喜欢我们的，而且若有我们作伴你也会不开心的。”“到时候呀，”他说道，“你们是否会变成虔诚的天主教徒也说不定；我在这儿的任务便是使异教徒改变信仰，谁知道我能不能也让你们改变一回信仰呢？”“那好吧，神父，”我问道，“这么说来，你是要在一路上对我们传道讲法了？”“我不至于会搅得你们腻烦的，”他说道，“我们在我们的宗教下保存了良好的修养；另外，在这儿我们与同胞又有何异呢？事实上，同我们所处的环境一对比，我们就成了同乡人；哪怕我是天主教徒，你们是胡格诺派教徒〔胡格诺派教徒是法国十六到十八世纪的基督教新教徒，在法国大革命中，他们曾长期遭受迫害乃至屠杀〕，但归根到底我们都可说是基督教徒；至少我们彼此都是正人君子，用不着互相交谈而内心暗藏不快乐。”我非常欣赏他说的这番话，这话使那位被我留在了巴西的教士浮现在眼前；但他的品位则远超这位西蒙神父；由于西蒙神父尽管没有轻浮的表现可供指责，然而，基督徒应有的热忱、虔诚、专一。忠贞的良好素质在他身上却找不到，而所有这些，我的那位好教士多得几乎要溢出来似的。
尽管西蒙神父一直没有与我们离别，也没有无休止地怂恿我们同他一道去北京，但我们还是离开他一会儿吧，由于还有别的事情在我们面前；首先，在这期间，我们必须得把我们的船和货物给处理掉；然而不巧我们待的这个地方没有大的买卖可做；我满心犹豫，不知下一步怎么办才好，而且一度曾准备冒一回险，干脆把船驶向南京城与基兰河算了；当时我认为，老天似乎已显得比以前更为关心我们的事了，因此满心鼓舞，觉得要千方百计地摆脱这乱糟糟的局面，把自己送回祖国去，但我究竟以何种方式才能达到这种目的，心中一点谱儿也没有。我说老天已向我们展示明朗的前途来了；出现的第一种情况，就是那位葡萄牙老领航员带着一个日本商人来面见我们，询问我们货物的情况；他买下了我们全部的鸦片，就是随之而来的一笔交易，也开价不菲，他付的是黄金，有些是小金块，有些则是他们本国的小金币，前者每块重约十到十二盎司——他都是按重量称量给我们的。当我们达成这笔鸦片贸易时，忽然我涌起个想法，他可能也有兴趣买船，便命令翻译通知了他此事；他当时听了只是对此耸了耸肩膀，但过了几天却带着一个传教士当翻译来找我们；他对我建议说：他由于当初已买进了我们的大量货物，因此压根儿没研究我们卖船给他的建议，实际他也已钱囊虚空无钱买船了；然而，如果我愿意留下原班人马驾船，那么他愿意租下此船开往日本，然后在日本另装货物后再驶去菲律宾群岛，而在日本出发前就付清运费，等从菲律宾返回后，他就买下整只船。这个建议听过了我的耳朵，但在我的头脑中，还念念不忘漫游天下的事，自己随他前去一趟的念头不由得产生了，这样就可以从菲律宾群岛出发，扬帆直驶南太平洋；于是我问这位日本商人说，他是否愿意租用我们的船只驶到菲律宾群岛，我们在那儿同他分手。
他回答说不行，由于那样的话他就无法把货物运回日本了，因此他不能那么做；然而他愿意同我们解约是在船驶回日本之后。尽管这样，我还是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自己随船跑一趟；然而我的合作伙伴比我冷静，他劝我不要去，他既向我指出海上的风险，也说明了日本人的危险，说他们残忍、阴险、奸诈；何况，还有些西班牙人住在菲律宾，他们比日本人更为残忍、阴险、奸诈。
还是二句并作一句吧。我们第一件必须做的事，就是征求船长和船员们的意见，想知道他们是否愿意到日本去；我正做这事的时候，我侄儿安排给我的那位年轻旅伴找到我并告诉我说，他对这次航行他非常看好，想来一定能大有收获，因此如果我愿意去的话，他将十分快乐；而如果我不去却让他去的话，他愿意以商人的身份去，或者我派他以任何一个身份去都可以；他还说，总有一天他会回到英国，只要我住在那儿，他将向我老老实实地报告他所有的回报，而且只要我想要的话，我完全可以占有这个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