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实不愿同他分离，但考虑到此行的前景极其诱人，而且他这年轻人可以乘此机会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十分出色，也赞同派他前去；然而我告诉他，我得先同我的合作伙伴商量一下，第二天就给他讯息。我同我的合作伙伴谈论了这一事情，他提出了一个慷慨万分的建议。“你也知道这条船带给我们霉运，”他说道，“我们俩都已决定不再乘这船出海了；如果你那跟班（我那小伙子这样被他称呼）想冒险一回，经历这次旅行，我愿意把我占有此船的份额赠给他，让他尽情发挥；如果我们能在有生之年在英国相见，而他又在海外大获成功，那么他只须拿出一半用这船的运费给我们，其余的一半他可以完全占有。”
我的合作伙伴和我这年轻朋友非亲非故，既然他能提出这么一个慷慨的建议，我在这方面决不能显得比他小气；由于全船的人都愿意跟随那小伙子前去，于是我们把船的一半所有权划在他名下，他为此也向我们立下字据，保证他对另一半也负有看守责任，然后就去了日本。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位日本商人对他既诚实又恪守信用；在日本的时候给他提供了保护，还为他弄来了当时一般欧洲人拿不到的上岸许可证；他十分守时地把租船费用付给了这小伙子，让他驾着满载日本货和中国货的船到了菲律宾，他们的押运员同西班牙人交易一番后，又购入了欧洲货、大批的丁香和其他香料运回去；到了日本的小伙子收到了丰厚异常的运费，但由于不想这时就把船卖掉，那日本商人就向他提供了他自己想要载运的货物：于是他就带着一大笔钱和自己购进的香料。驶向了西班牙人占领下的马尼拉，在当地以一个好价钱卖出了货物，在当地他认识了一位神通广大的人，在其帮忙下使这船成为一条可以自由行动的船，然后，马尼拉总督雇他去美洲，去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阿卡普尔科是墨西哥濒临太平洋的世界最佳锚地之一和最优良海港，于一五九九年建市〕，还发给他一份许可证，使他既可以远航墨西哥，又可以在当地上岸，还可以用他船上全部的人乘任何西班牙的船去欧洲。
他一路顺风地驾船到了阿卡普尔科之后，便在当地买了船，在当地又获准由陆路去贝约港。此后他想尽办法携带他的所有资财来到牙买加，大概在八年后，他回到英国时，已腰缠万贯了。到时候再谈一下有关的情况吧，目前我要回过头来讲一讲我们自己的事情。
现在我们要同那船和那船上的全体海员告别了，我们理所当然要思索一下该怎样报答那两位人，正是由于他们及时的关照，人家想在柬埔寨河上对付我们的计划才被我们获知。他们实实在在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完全理应接受我们的报答；然而也要顺便提一句：同时他们也是两个无赖；由于他们起初相信我们是海盗的流言，也相信我们确实是驶了别人的船逃跑的人，因此他们来找我们，不仅是要对那个对付我们的计划加以破坏，也是想同我们一道出海去干海盗的勾当；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直言不讳地说，不是什么别的动机促使他这么做的，而只希望在海上耀武扬威；尽管如此，他们仍是帮了我们天大的忙，因此正像我当初答应他们的报答，找先是履行了他们的说法，吩咐付给他们以前在他们船上的未付工资；除此以外，我又分别额外赠送了他们两人一些金币，这使他们异常高兴；然后，由于船上的炮手现在已荣任二副兼事务长，我就任命那英国人当炮手，还任命那荷兰人当水手长；因此他们喜出望外，由于他们俩既是身体强壮的汉子，又是能耐非凡的海员，后来都有了上佳的表现。
现在我们已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了。当初在孟加拉之时，我只要舍得花钱，早有千百条道路回国了，但我已经觉得自己流落在遥远的异乡，回到祖国无望；现在我离故乡又远上了大约三千海里了，什么回家的前景都破灭了，任我采取什么办法都不得逞，那我还抱什么幻想呢？我们在这方面唯一的希望就在于：再过四个月左右，又将有一次大规模集市在我们住的这个地方举行，那么我们或许能买进这个国家的各种产品，说不定还能找到一条人家愿意售出的东京湾来的船或中国帆船，这样我们就可以装上我们的货物，乘船想上哪儿就去哪儿。我十分赞同这个计划，于是决定等待；而且，我们为人并不令人讨厌，因此如果有荷兰船或者英国船只来的话，我们也可能有机会找到人家载上我们和我们的货物，将我们载到离英国更近的印度某个地点。
我们怀着这样的希望，在当地滞留下来；但为了散散心，我们旅行了三两次，目标是这国家的内地。第一，我们花了十天时间去了南京城，它真是一个值得一观的城市，别人说有一百万居民住在城中；这个城市造得很正规，所有的街巷笔直如一，而且到处是一条条十字交叉的街道，看起来使城市的轮廓美观异常。
然而我把这地方贫困的老百姓与我国的稍加比较的话，看看他们的房屋、衙门、生活方式、财富、宗教和某些人所说的繁荣，说句实话，我觉得不一定值得耗费时间在此一提。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对这里的壮丽和富足、礼仪和浮靡、衙门和政体、生产和贸易，还有这儿老百姓的言行举止，都感到万分惊奇；倒不是其本身值得人家惊奇，或者说值得人家给予哪怕一点的重视，而是对那些地方的低俗残忍，对那里普遍存在的愚昧和野蛮有了真切的印象，因此没想到遇上反差如此强烈的事物。
否则，他们那些建筑同欧洲的宫殿和宫廷建筑作比较，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同英国、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的世界性贸易相比，他们的商业活动又算得了什么呢？同我们的城市在实力、财富、艳丽的服饰、富丽堂皇的家具以及城市本身的变化相比，他们的城市也不过如此吧？他们那港口停泊的区区几艘大小帆船，又怎么能与我们海上交通所有的商船队和强大的海军相抗衡呢？他们半个庞大帝国的贸易额还不及我们伦敦全城的贸易额；中国所有的船舶，只消一艘配备了八十门炮的英国、法国或荷兰的战舰与之较量；不过，他们的贸易、他们的巨额财富、政府的权威和军队的威力或许还能让我们产生一点意外，由于我已说过，考虑到他们信仰的是多神教，因此我们才对这些情形颇感意外；这确实非常有利于他们，于依我们眼中看起来强大和伟大；事实上，那本身也没什么可值得吹嘘的了，由于对于他们的军队，同样适用我对他们的船舶所下的评语；如果说要围攻佛兰德的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或者要一支攻击方面训练有素的军队，这个帝国即使能把二百万人的全部武装力量全投入战场，那么除了使自己挨饿、使国家破产以外，并不能有什么大的作为；要想抵挡住中国所有的骑兵，只需一支精锐的法国骑兵或一只套上半身销甲的德国骑兵；他们即使有百万之众的步兵队伍，只要包围不住我们的步兵队伍，那么尽管他们在数量上是我们的二十多倍，但却抵挡不住我们步兵队伍的进攻；不仅如此，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指挥得当，三万名的英国或德国步兵，伙同一万名的骑兵，就能把中国的全部军队击败。另外，在我们攻城和守城的技术上，在我们城市的防御上，情况也大同小异；在欧洲军队的攻击下，中国没有一座设防的城市能够坚守一个月的；反过来说，全部的中国军队无论如何也攻不下敦刻尔克这样一个城市——只要城里的人不缺粮——对，哪怕是被围攻达十年。当然他们也有枪炮，但那些枪炮质量粗劣，发射谬误太多；而他们火药的爆破威力也不够。他们的军纪松懈，进攻不能出奇制胜，退却则溃不成军；因此我不得不承认，回到国内后，我听到人们说起中国人民的强大昌盛、光辉灿烂的诸多方面以及贸易之类的，总是惊讶万分；由于我亲眼所见，他们似乎是一批肮脏而又无知的人，而且组织无度；若非同莫斯科的距离远得令人几乎难以想象，假若不是俄罗斯帝国同样不中用、落后和不善管理，那么中国人民就很有可能被一举征服，被俄罗斯帝国的沙皇轻而易举地赶出自己的国家；现在沙皇势力与日俱增，假若他当时朝这里进攻，而不是去攻打好战的瑞典人，同时如人们所言的那样确实提高了战术水平，那么只须欧洲列强中没一个妒忌他或阻挠他，或许他现在已登上了中国的皇位，而不至于被瑞典国王击败于纳尔瓦〔纳尔瓦位于今爱沙尼亚境内，位于纳尔瓦河同芬兰湾的入口附近〕——当时前者的人数足足是后者的六倍。他们的贸易、航海和农业，如同他们的豪华排场与实际国力一样，与欧洲国家相比，也是华而不实的；另外，他们在学术上、知识上、科学技术上表现得十分落后，尽管有什么天体仪或地动仪的在他们手中，知道数学的一点皮毛，便自以为比世上的任何人都懂得要多，但他们对大体的运动知识近乎无知，而他们的普遍子民的愚昧更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以致于日食出现了，他们便以为是一条大龙在进攻太阳，要抢走太阳，于是全国上下纷纷鸣锣击鼓，闹成一片，想借此把那恶龙吓走，这情况同我们把一群蜜蜂轰进蜂箱差不多。我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叙述自己的全部旅行中出现偏离正题的情况；这不于我的事，同我的计划也毫无关系；只是我这种浪迹天涯的冒险生活独一无二，多少变迁尽在眼前，而后来人或许很少能有类似的见闻，因此我就记下这段见闻；我将尽量提起我要经过的不同一般的地方、荒漠地带和人口稠密的居民区，要提也只提起那些同我这故事有关的，而且我同它们的关系使我并非没有必要作这种安排。根据我的大致估计，这时我正好在中国的中心地带，大约在北纬三十度左右，由于我们返回了南京。说句心里话，我对北京城怀着强烈的要看一看的愿望，我曾听到过许多关于这个城市的介绍，而西蒙神父又每天纠缠着我，让我去一回。最终，终于那位从澳门来同他一道前往的另一位传教士来了，他的启程日期也便定下来了，这时我们决定是去还是不去便提上了日程表；我推给我的合作伙伴，授权他全权决定。他最终决定去，于是我们也得准备这次远行了。我们出发的时机十分凑巧，我们可以无需打听前方的路线；由于我们获准跟在一个清朝官员的随从队伍里，这官员是当地抚台甚至总督一级的省一级封疆大吏，他神气活现，高高在上，一路上随从如云，老百姓得一一供奉他用品，有时候，百姓就由于不得不向这群路过的官僚和他们的随从供应食物而一贫如洗。我们是跟他的行李一道走的，我在旅途中特别注意到的一点是：当地人就由于我们名义上是那个清朝大官手下的人，他们便向我们和我们的马匹都供应了充足的食物，但我们得为我们所得到的每样东西付钱——标准是按当地的市价——由那位大官的管家向我们按时收取；自此，虽说我们跟着那大官的随从们旅行这一遭给了我们许多方便，但对他而言，并没有对我们施加了什么大恩惠，而是为他自己大捞实惠，由于在其随从们保护下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额外的三十多人——当地的百姓无偿地提供给他一切吃的，而他反过来向我们收取食品钱。
我们花了二十五天走完去北京的路，所过之处人口密集得无与伦比，但在我眼里，那里的耕种情况并不乐观；尽管人们吹嘘这儿的人民刻苦勤劳，但这儿的农业凋敝，经济落后，生活悲惨；我是相对于我们自己国内的情况说他们悲惨的，那些可怜的老百姓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自然不会产生如此念头。那些百姓的自尊心也十二万分强烈，只有他们的贫穷才能够超过这种自尊心而已，这在某些方面更增添了他们的可悲性（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不禁涌上这样的想法，那些美洲尚未开化的土著人，比起这些百姓中的一些极端贫穷的人来，日子过得也要幸福得多，由于他们不名一钱，当然也就一无所求了；然而，后者在总体上说，在许多方面只是些穷鬼和卑贱低微的人，却目中无人，自高自大，真是没有笔墨能够描述这种装富摆阔的情况；他们还在只要情况允许的情况下，都喜欢蓄养大量奴婢，这既万分可悲，又遭到全世界人们的蔑视——他们自己除外。
我得承认，我以后在那沙漠和鞍按地区〔这里鞑靼地区指的是中世纪受蒙古人统治的东欧直至亚洲的广大地区〕的辽阔荒原里旅行时，那惬意的感觉也尤胜这儿，然而这儿的路建得格好，而且保护措施也好，对旅行者来说也十分便利，然而看到那些无知透顶而又愚昧至极的人竟然如此自高自大，傲慢无礼，真让我难受得到了顶点，我的朋友西蒙神父和我碰到这种情况时，看着这些穷要面子的人，常觉得十分可笑。比方说，在距离南京城三十英里的地方，经过一个西蒙神父称其为乡绅的屋子时，这屋子的主人起初很赏脸地陪着我们骑马，大约走了两英里；他简直采取的是堂·吉诃德式的骑马方式，是一种穷得要死而又极讲排场的格局。他的服饰十分适合意大利即兴喜剧中那种胆小又好吹牛皮的角色穿，换句话说，十分适合小丑的角色穿。
那是件脏到极点的白布衫，大得晃晃荡荡的袖子上还饰有流苏，差不多每一面上都开了叉了；塔夫绸的背心穿在这件白布衫的里面，油腻得像是肉贩子穿的，这证明了他这位老爷一定是位卓绝的邀遏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