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情况逼迫着急于逃走，却惶惶不知逃向哪个地方，或者说，我该去哪个地方或港口。我那合作伙伴尽管一开始时还忧心忡忡，但现在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却过来为我打气壮胆。向我描述了一番那一带沿岸的几个港口，说是他准备到交趾支那（交趾支那指的是今天越南南方、靖公河的下游一带；它的北方和西北方是柬埔寨，东北方是安南（越南中部）或东京湾的那一带海岸，然后打算去澳门，从那儿取道中国。葡萄牙一度占领了澳门那个城市，到现在还有许多欧洲人的家庭，特别是有许多传教士住在那儿。
于是我们决定去那儿；就这样，经历了一番超乎想象的劳累，一路上缺水少食的航程，终于在一个清晨，我们能远眺见海岸；考虑到我们已有的经验，考虑到如果我们无法逃出而必然面临的危险，我们决定先驶进一条水深充分的小河，然后要么上岸，要么进一步派出大舢板，想办法打听附近港口里有哪些船只。真是谢天谢地，这一举措解救了我们众人；由于我们当时虽在东京湾没看见一艘欧洲船只，但第二天上午就有两只荷兰船进入湾中；尽管第三只船没打出任何旗号，但我们依然相信它是只荷兰船，它在距我们六海里左右的地方驶向中国海岸；到了下午又有两只英国船驶过，走的是同一条航线；在此情况下，两面受敌的感觉袭击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处在一片蛮荒之地——那里的人偷盗成风，甚至以此为业，尽管我们事实上对他们别无多求，除了要补充一些食物以外，也不想多与他们打交道，但也大费力气才使自己免遭他们的种种骚扰和攻击。
我们呆在离这国家的北部边界不到几英里之遥的一条小河里；我们乘上小船沿着河岸向东北方航行，来到濒临浩渺的东京湾的一处地呷，而正当我们沿着河岸艰难地溯流而上时，我们发现自己周围布满敌人。那些困住我们的人，是这一带沿岸居民中最野蛮的人，他们不同于其他任何民族，用来交易的只有鱼和油，以及诸如此类的初级产品，而更为令人瞩目的是他们的野蛮，这在一切居民中是屈指可数的。在他们的种种奇风异俗中尚有这么一条：如果有船在他们的海岸出事了，不管是什么船，船上的人马上被他们抓去做俘虏和奴隶；我们随后也经历了一件事，从中目睹了他们的这种“宽宏大量”，请听下文分解。
在上文我曾说过，我们的船在海上曾漏水，直到最后还找不到漏水的地方；我也说过，幸亏我们运气好，在接近退罗湾的北方，我们这船在将要被荷兰船和英国船逮住的时候，却又出乎意料地突然不漏水了；然而，既然我们已发现这船已不像我们希望中的那样漏不进一滴水，再不是完好无损，我们就决定找机会把船弄上岸，把船上的重物卸下来，清理一下船底，尽可能找出漏洞在哪儿。
于是我们减轻了船上的荷重，把全部大炮和其他一切可移动的什物都搬到一侧，试图令它向一侧侧倒，这样便可以修船了，但转念一想，我们就不想把船弄上陆地了，另外，想这么做也找不到适当的地点。
对这种场面，当地的居民见所未见，他们好奇地走下岸来望着我们；但看到一艘船侧倒在一边，倾倒在岸上，而我们的人又一个不见，由于他们要么是乘着舢板在船的外例修补船底，要么是在搭着的脚手架上工作；当地的土著人当时就以为这是只被遗弃的船只，现在在陆地上搁浅了。
他们抱着这种想法，聚了一大帮人，乘着十一二条大划子，每条划子上要么是十个人，要么是八个人，两三个小时后便全都集到我们的船的附近，看那架式无疑是想上船来劫掠一番；万一上船后发现了我们，就带回我们当作奴隶送给他们国王什么的——我们对他们的统治者一无所知，不知道称呼他什么。
他们划到我们的船前，便在周围划来划去，发现我们正卖力地在船舷和船底的外侧做工，有的在重新刷上涂料，有的在于清洗工作，有的在堵漏，这些可都是每个航海人的拿手好戏。他们暂停了一刻，凝视着我们，而我们也十分惊诧，却猜不出他们的真正意图；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让一些人趁机进入船舱，又让另一些人递给其他在干活的人武器和弹药，以防万一之时用来自我防卫；然而，它的必要性随即便显现出来了——由于他们商议了不过刻把钟，似乎已取得共识，确认这确是一条海上遇难的船，而全体的我们在努力干活只是想让这只船起死回生，要不然我们的选择就是乘我们的舢板逃命；他们看到我们把武器递进舢板，竟然把这种动作想象成我们正在拼命地抢救货物；于是，他们认为我们全归他们是自然不过、理所应当的事，然后似乎以某种队形直冲向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看见敌众我寡，不由得惧怕起来，由于我们的处境不利于作战，于是他们大声朝我们喊叫，取得上层人物的对策。我连忙喊那些站在脚手架上干活的人，要他们赶紧下来，从船舷马上爬进船来，同时还命令舢板上的那些人，让他们尽快划着绕过来，赶紧登上大船；而尚呆在船上的几个人则全力以赴，召集一切人员努力把船位恢复正常；然而，无论是舢板上的人，还是脚手架上的人，面对来犯的交趾支那人，都没能执行我的命令；现在，主人的两条划子已经靠上了我们的大艇，我们的人已开始被他们当俘虏逮住了。
英国水手是第一个被他们抓到的人，他长得孔武有力，手中握着一支枪却并不射击，反倒把它往艇上一放——我当时就想，他是个十足的蠢货；然而他对于他要干的事，知道得比我清楚多了。用不着我的废话教他，只见他伸手揪住那个异教徒，稍一用劲就把他从他们的划子上换到我们的大艇上，拉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船舷上尽力一撞，那家伙便一命呜呼了；与此同时，旁边的那个荷兰人拾起那杆火枪，抡起枪柄向四周乱打一气，五个想要登上大艇的人便被击翻到海中了。然而那三四个人并不因他们干的这点事而惧怕后退，他们也不盘算一下自己眼前的危险，壮着胆子，竟开始扑进大艇；我们只有五个人留守在大艇上，但随即发生的一件乐事，使我们笑破了肚皮，也令我们这一方大获全胜。
我们的木匠用麻絮堵好了漏洞，准备用热沥青一类填好裂缝，并在船外加涂一层，恰恰让大船上的人把两口大锅吊到大艇上，一口锅里满是动物油脂、天然树脂和油料，另一口锅里装满了沸腾的沥青，反正是船上的木匠干此类活计时必不可少的东西；给木匠打下手的人拿着一个大铁勺，大家干活时如果要用那滚烫的东西，他便舀上一勺子给他们；他当时站在大艇的艄座处；恰好两个对方的倒霉的家伙来到这地方，他当机立断把这样一勺滚烫的混合物朝他们迎头浇去，这两个半裸着身子的可怜人，烫得一下子牛叫似的大吼起来，结果他们难忍剧烫，都跳进了海水中，木匠见此情形，高兴地大叫道：“干得棒，杰克！再给他们来几下子！”说着，他上前几步，拿起一只拖把住沥青锅里一浸，和他的手下一起朝那些人的头上乱撒沥青，结果那三条划子里的人没有一个漏网，全都被烫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发出我从未听过的凄厉嚎叫声；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所有的人都会对痛楚产生自然而然的叫声，然而每一个民族的叫嚷都有其独特之处，正如语言的不同，他们的叫嚷声也不同。我无法给予这些家伙发出的叫声以更为贴切和准确的名字，只能借用嚎叫一词；由于在我听到过的所有声音中，只有他们的叫声最无愧于最像粮群的曝叫的桂冠，而前文我也提及，我在朗格多克〔朗格多克为法国南部一省旧名〕边界处的森林中有幸听过这种狼嗥声。
在我的一生中，我对这次胜利最为满意，由于这对我来说，在迫在眉睫的危险面前，我们不仅取得了超乎想像的巨大胜利，而且我们几乎兵不血刃地就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我们那英国伦赤手空拳地杀死了一个人是唯一的例外；我心中对这件事感到非常不安，由于哪怕是出于自卫目的，我也对于杀戮了这种尚处于未开化地带的可怜家伙感到万分痛心，由于我深知，他们从来认为干这种事非常正当，而他们的认识水平也仅限于此；而我们的做法既出于必要的目的（由于在自然界，决没有无缘无故的邪恶罪行），当然也可能是正当的，然而如果我们总是以杀死自己的同类为代价来保全自己，我眼中这种人真是再可悲不过了；说实话，我至今仍抱这种想法，而且，至今我甚至自己宁可吃大苦头，也不愿对伤害我的人下毒手，哪怕他是个十恶不赦的家伙；至今我还深信不疑，任何有点脑子的人，只要认真地思索一下这个问题，只要知道生命的价值，就一定不会反对我的想法的。
但我还是言归正传吧。上面发生的那件事期间，我的合作伙伴和我指挥着大船上的众人，很是得心应手地把船位基本恢复了正常，然后炮手把全部的炮安装在原来的炮位后，就让我下命令，让我们那大艇退出中间的地带，由于他想朝那帮土著人开炮了。我喊话叫那炮手别开炮，由于无需他动手，木匠就能把事情摆平的；同时我也命令他烧开另一锅沥青，而起初，各司其职的却是那正呆在船上的厨师。我们挫败了敌人的第一轮进攻，惨败的他们肝胆尽碎，一百个胆子也不敢重新进攻；他们其中的几个家伙远远地在一旁瞧着，我们这大船已渐渐平衡地浮在水面上，依我们看来，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看到事情比他们想象中的要复杂，便无奈地最终放弃了这种冒险行径。不过如此，一场闹剧似的战斗已经结束；于是我们在买了一些米，一些薯类和面包之后（加上两天前已装在船上的十六头猪），决心离开这里，不管什么事发生，也毫不迟疑地继续前进，由于我们毫不怀疑，第二天就会有人数更多的坏家伙包围住我们，到那时他们就不会简单地就被我们的沥青锅子打发走的。
于是当天晚上我们把全部的杂物都收拾上船，到第二天早上已准备停当，只等出航了。当时我们在离岸尚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下锚停泊，这样，万一有什么敌人出现，我们既可以马上出航，也可以马上作战，因此不足挂虑。第二天，我们干好了船上的一切活计，发现我们的船已经完全修好，不漏一滴水，便起帆出航了。我们本想驶进东京湾，了解一下有什么关于先前到达那里的那只荷兰船的情况，然而我们没敢这么做，由于不久以前我们已经看见了一路驶过的好几条船；于是我们掉头向东北，驶向台湾岛；就像在地中海里，一只荷兰或英国的商船害怕被阿尔及利亚的战船看到，我们也害怕被荷兰或英国的商船发现。
我们就取向东北方，好像我们要去马尼拉或菲律宾群岛；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碰上任何一条欧洲船；然后我们航向朝北，来到了北纬二十二度三十分的地点，我们由那里直驶台湾岛，并下了锚来补充淡水和新鲜食物；当地的人非常殷勤有礼，高兴为我们提供这些物品，而且他们在与我们商议交易时，办事公道，交货准时；这是我们在其他处民众中不曾遇到过的，由于荷兰新教徒曾在这里传过教，因此也可归因于基督教的遗风；从另一面讲，这情况也证实我常常不离口的一句话，也就是：什么地方接受了基督教，那里的人就会变得文明，那里的民风也会得到改进，教义是否对他们起到了救校的效果暂且不论。
我们由那里直驶向北方，始终同中国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直到我们确信自己已越过了欧洲船只来往频繁的一切中国港口，由于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决不在这国家里落入敌人之手，我们的情况显示，要是在这儿发生什么意外，那我们就彻底完蛋了。
现在船已驶到了北纬三十度，我们决定，遇见第一个商埠就毫不犹豫地进去，当我们驶向陆地之时一只走了六海里的路程的小船来到我们的船前；船上载着的那位葡萄牙领航员知道我们是条欧洲船，就前来问我们需不需要他领航；我们自然万分乐意，马上请他上船；他刚听到之后，也不问我们的目的地，便离开他所乘坐的小船，打发它返回了。
如今，我认为我们可选择的余地很大，可以请这位老汉领我们前去任何想去的地方。于是我告诉他，请他领我们去中国海岸最北部的南京湾。老汉说他对南京湾轻车熟路，却微笑着询问我们前去的目的。
我就告诉他说，我们要把船上的货物卖掉再购进一些中国瓷器、生丝、茶叶、白棉布、丝织品诸如此类，然后循原路返回。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到澳门去，那是我们的最佳选择，我们的鸦片一定可以在那里卖上一个好价钱，然后用卖得的钱购进各种各样的中国货，当然价钱一点也不比在南京湾贵上哪怕是一点点。
我看这老汉说话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也没法闭住他说话的嘴，于是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即身为商人，不是没身分没修养的人，十分渴望去瞧一瞧北京这个偌大的都市，去见识一下中国皇帝的著名宫殿。“那么，”那老汉说道，“宁波是你们该去的地方，到了那儿，循着一条通到大海的内河驶上十五英里，便可以汇入大运河，这条可以通航的运河，一直贯穿辽阔的中华帝国的心脏地带，贯穿所有的河流，通过一些水网和闭门便可超过一些蔚为奇观的山丘，一直流到北方的北京城，全长将近八百一十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