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的实践把一个重大问题鲜明地提到共产党人面前：究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共产党应该怎样组织自己的阶级阵线？许多共产党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事实上，国共合作以来，围绕着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都在登台亮相，或者赞成革命，或者反对革命，有的对革命采取一种游移动摇的态度。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状况，也被斗争的风雨冲刷得越来越清楚了。毛泽东正是在这种反对新老右派的斗争中，以及在从事工农革命实践的斗争中，对中国社会复杂的阶级关系看得更清楚了。由此形成了他关于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系统认识。为了把这种认识在理论上作一总结，以参加当时全党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毛泽东把这一认识行诸于文，1925年底，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文章一开头，毛泽东就把分清敌友的重要性作为首要问题提了出来。他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分不清敌人与朋友，必不是个革命分子。中国革命亘三十年而成效甚少，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军队中，未有他的向导领错了路而可以打胜仗，在革命运动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这个革命可以不失败。革命党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就要首先分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因此要分辨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阶级性、人数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正确的分析。毛泽东这样尖锐而又语重心长地提出问题，正是对当时革命斗争实践冷静观察的结果。
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五种人。这“五种人各有不同的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因此对于现代的革命，乃发生反革命，半反革命，对革命守中立，参加革命和为革命的主力军种种不同的态度。”毛泽东首先从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入手，对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展开了自己的分析。
他首先分析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即与外资有密切联系的银行家、商业家、工业家、大地主、官僚、军阀，以及依附于这四种人的反动的知识阶级。毛泽东指出，经济落后半殖民地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条件，完全依附于帝国主义。因此这一阶级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乃极端的反革命派。其人数大概占4亿中国人中的1/400，是民族革命运动的死敌。
对中产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阶级分析中十分精采的部分。中产阶级包括华资银行工商阶级、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等。毛泽东还指出，这里的所谓银行乃指小银行及钱庄，工业乃指小规模的工厂，商业乃指国货商。凡是大规模银行工商业无不与外国资本有关系，只能算入买办阶级内，中产阶级的地位和政治态度是什么呢？毛泽东分析说，这个阶级的欲望是达到大资产阶级，但在中国却受到帝国主义的打击和军阀的压迫而不能发展，因此他们有革命的要求。但是这个阶级对民族革命采取的是矛盾的态度。当遭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他们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反军阀的革命运动。当革命有着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有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使他们走向大资产阶级地位的欲望受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因此，他们反对联俄联共，反对阶级斗争。所谓“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活画出这个阶级的矛盾惶遽态度。
那么，中产阶级能够一直在这矛盾状态中讨生活，走他们独立发展的道路，实现他们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吗？毛泽东说，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现在的世界问题是革命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这两大势力竖起两面大旗：一面是赤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国际高举着，号召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集合于这面旗帜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帝国主义的国际联盟高举着，号召全世界的反革命分子都集中于这面旗帜之下。在这两种大势力面前，一切中间阶级，必然很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所以，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独立”革命思想，仅仅是一个幻想。中产阶级中又有右翼和左翼之别。其右翼在感觉工农阶级的威胁日甚时，一定会变为完全的反革命，和买办阶级做很好的伙伴，成为我们正面的敌人。其左翼则在某种时候颇有革命性。但“除开少数历史和环境都有特别情况的人”，仍包含危险成分，仍易于妥协。
这里，毛泽东把他先前对中产阶级的认识又推进了一步，鲜明地提出了中产阶级两面性的思想。这一认识，在当时共产党人中独具特色，成为中国共产党日后确立统一战线中的又联合又斗争方针的重要依据。
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毛泽东的特点在于对小资产阶级又作了三个层次的分析。这就把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毛泽东首先指出，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商人、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这一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接着，毛泽东从经济地位出发分析了这个阶级的三个不同部分。毛泽东形象地指出，第一部分是有余钱剩米的。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那中产阶级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对于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这种人胆子极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这一小部分人在小资产阶级中占少数，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经济上大体可以自给的。他们总想发财，可赵公元帅总不让他们发财。面对帝国主义军阀地主的压迫，他们感到现在的世界已不是从前的世界。他们有点骂人了。骂洋人叫“洋鬼子”，骂军阀叫“抢钱司令”，骂土豪劣绅叫“为富不仁”。他们对革命取中立的态度，但决不反对革命。这部分人数甚多，大概占小资产阶级的一半。第三部分是每年亏本、生活下降的。这些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谓殷实人家，生活上的逐年下降，负债渐多，渐次过着凄凉的日子，使他们在精神上感觉的痛苦比一般人大，因而颇有革命的力量，这种人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人数约占小资产阶级的40％。
毛泽东对小资产阶级中这样三个部分的分析，是形象而又深刻的。在当时共产党人中也具有独到之处。没有对农村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是决然不能作出这种具体划分的。在这种分析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三部分人对革命的态度平时各不相同，但到革命潮流高涨时，不但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以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革命大潮的裹挟，也只得附和革命。
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毛泽东指出，半自耕农、半益农和贫农是农村中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一大半就是他们的问题。”毛泽东这里的半自耕农是指自己有少量土地，然仍须租种别人田地或者作工以资弥补的农民，半益农和贫农都是乡村的佃农，而又以贫农最为困苦。“贫农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流动的资本，肥料不足，田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荒时暴月，向亲友乞哀告怜，借得几斗几升，敷衍三日五日。债务丛杂，如牛负重，乃农民之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
关于无产阶级，毛泽东指出，它包括工业无产阶级，都市苦力和农村无产阶级三种。“中国因经济落后，故产业工人不多，”但“却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主力”说，实际上表明毛泽东是把产业无产阶级看成革命的领导力量的。因为当时党处于幼年时期，对一些问题的提法尚不统一。在许多共产党人的文章中“主力”、“领袖”、“领导力量”都是同一个含义。从毛泽东对产业工人“主力”地位的论述，也可看出这个思想。毛泽东论证说：我们看四年以来的罢工运动，及五卅后上海、香港两处之大罢工所表现的力量，就可知工业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那种人都不如他们“有组织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了工具，剩了两只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奋斗。”这些论述都说明产业工人的革命性最强。因此就阶级关系而言，仍然是领导阶级。对于都市的苦力，如码头搬运夫、人力车夫、粪夫、清道夫，农村无产阶级如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毛泽东都是从他们在社会中最低下的经济地位来肯定他们的革命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还提出了游民无产阶级的问题。他指出，游民无产阶级为失了土地的农民与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其人数在2000万以上。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等。这些人“乃国内兵争匪祸的根源”，“处置这一批人乃中国最大最难的问题”，“这一批人很能勇敢战斗，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可谓慧眼独具。由于中国的极端贫困，由于中国明清以来民间结社之风的盛行，游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他们既有破坏性，又很有战斗力。正确地对待这些，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阶级关系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是毛泽东后来在井冈山成功地开辟新的革命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作了这样一系列的阶级分析之后，毛泽东对“谁是我们的敌人和朋友”的答复是：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反动的知识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是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是我们的朋友——但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乱了我们的阵线。
中国革命因为自己特殊的国情，无产阶级必须要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这是共产党人从实践中得到的正确认识。第一次国共合作，正是这一认识的结果。然而国共合作以后，面对着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许多共产党人又感到迷惘。曾经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的陈独秀，恰恰在这个问题上走上迷途。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深刻把握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作了自己的探索。无疑，这一探索包含了其他共产党人的智慧，但却更多地闪现出毛泽东的思想光芒。《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同一时期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章，代表了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认识的最重要成果。它不仅对指导当时的斗争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